_臣等谨案：《诗本义》十六卷，宋欧阳修撰。

是书凡为《说》一百十有四篇，《统解》十篇，《时世》《本末》二论，豳、鲁、序三《问》，而《补亡郑谱》及《诗图总序》附于卷末。修文章名一世，而经术亦复湛深。王宏撰《山史记》云：“嘉靖时，欲以修从祀孔子庙，众论靡定。世宗谕大学士杨一清曰：‘朕阅《书·武成》篇，有引用欧阳修语，岂得谓修于六经无羽翼，于圣门无功乎？’一清对以‘修之论说见于《武成》，盖仅有者耳，其《从祀》一节，未敢轻议。’云云。”盖均不知修有此书也。

自唐以来，说诗者莫敢议毛、郑，虽老师宿儒，亦谨守《小序》。至宋而新义日增，旧说㡬废。推原所始，实发于修。然修之言曰：“后之学者，因迹先世之所传，而较得失，或有之矣。使徒抱焚馀残脱之经，伥伥于去圣人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又曰：“先儒于经，不能无失，而所得固已多矣。尽其说而理有不通，然后以论正之。”是修作是书，本出于和气平心，以意逆志，故其立论未尝轻议二家，而亦不曲徇二家。其所训释，往往得诗人之本志。后之学者，或务立新奇，自矜神解，至于王柏之流，乃并疑及圣经，使《周南》《召南》俱遭删窜，则变本加厉之过，固不得以滥觞之始归咎于修矣。

林光朝《艾轩集》有与赵子直书曰：“《诗本义》初得之，如洗肠。读之三岁，觉有未穏处。大率欧阳、二苏及刘贡父谈经多如此。”又一书驳《本义·关雎、樛木、兔罝、麟趾》诸解，斥辨甚力。盖文士之说诗，多求其意；讲学者之说诗，务求其理。各得一偏，互相掊击，其势则然。然不必尽为定论也。

乾隆四十五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 _臣 纪昀 _臣 陆锡熊 _臣 孙士毅

总　校　官　_臣　陆　费　墀

论曰：为《关雎》之说者，既差其时世，至于大义，亦已失之。盖《关雎》之作，本以雎鸠比后妃之徳，故上言雎鸠在河洲之上，关关然雄雌和鸣，下言淑女以配君子，以述文王、太姒为好匹，如雎鸠雄雌之和谐尔。毛、郑则不然，谓诗所斥“淑女”者，非太姒也。是太姒有不妒忌之行，而幽闺深宫之善女，皆得进御于文王。所谓“淑女”者，是三夫人、九嫔御以下众宫人尔。然则上言雎鸠，方取物以为比兴，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九嫔御以下，则终篇更无一语以及太姒。且《关雎》本谓文王、太姒，而终篇无一语及之，此岂近于人情？古之人简质，不如是之迂也。先儒辨雎鸠者甚众，皆不离于水鸟。惟毛公得之，曰：“鸟挚而有别。”谓水上之鸟捕鱼而食，鸟之猛挚者也。而郑氏转释“挚”为“至”，谓“雌雄情意至者”，非也。鸟兽雌雄皆有情意，孰知雎鸠之情独至也哉？或曰：“诗人本述后妃淑善之徳，反以猛挚之物比之，岂不戾哉？”对曰：“不取其挚，取其别也。雎鸠之在河洲，听其声则和，视其居则有别，此诗人之所取也。”孟子曰：“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郑氏见诗有“荇菜”之文，遂以琴瑟钟鼔为祭时之乐，此孟子之所诮也。

本义曰：诗人见雎鸠雌雄在河洲之上，听其声则关关然和谐，视其居则常有别，有似淑女匹其君子，不淫其色，亦常有别而不黩也。“淑女”谓太姒，“君子”谓文王也。“参差荇菜，左右流之”者，言后妃采彼荇菜以供祭祀，以其有不妒忌之行，左右乐助其事，故曰“左右流之”也。“流”，求也。此淑女与左右之人常勤其职，至日夜寝起不忘其事，故曰“寤寐求之”、“辗转反侧”之类是也。后妃进不淫其色以専君，退与左右勤其职事，能如此，则宜有琴瑟钟鼔以友乐之而不厌也。此诗人爱之之辞也。《关雎》，周衰之作也。太史公曰：“周道缺而《关雎》作。”盖思古以刺今之诗也。谓此淑女配于君子，不淫其色，而能与其左右勤其职事，则可以琴瑟钟鼓友乐之尔，皆所以刺时之不然。先勤其职而后乐，故曰《关雎》“乐而不淫”。其思古以刺今而言不迫切，故曰“哀而不伤”。

论曰：《葛覃》之首章，毛《传》为得，而郑《笺》失之。葛以为𫄨绤尔，据其下章可验，安有取喻女之长大哉？“黄鸟”，栗留也，麦黄椹熟，栗留鸣，盖知时之鸟也。诗人引之以志夏时草木盛，葛欲成而女功之事将作尔，岂有喻女有才美之声远闻哉？如郑之说，则与下章意不相属，可谓衍说也。卒章之义，毛、郑皆通，而郑说为长。

本义曰：诗人言后妃为女时，勤于女事。见葛生引蔓于中谷，其叶萋萋然茂盛。葛常生于丛木之间，故又仰见丛木之上，黄鸟之声喈喈然。知此黄鸟之鸣，乃盛夏之时，草木方茂，葛将成就而可采。因时感事，乐女功之将作，故其次章遂言葛以成就，刈濩而为𫄨绤也。其卒章之义，毛、郑之说是矣。

论曰：《卷耳》之义失之久矣。云卷耳易得，顷筐易盈，而不盈者，以其心之忧思在于求贤，而不在于采卷耳。此荀卿子之说也。妇人无外事，求贤审官非后妃之职也。臣下出使归而宴劳之，此庸君之所能也。国君不能官人于列位，使后妃越职而深忧，至劳心而废事，又不知臣下之勤劳，阙宴劳之常礼，重贻后妃之忧伤，如此则文王之志荒矣。《序》言知臣下之勤劳，以诗三章考之，如毛、郑之说，则文意乖离而不相属。且首章方言后妃思欲君子求贤而置之列位，以其未能也，故忧思至深而忘其手有所采。二章、三章乃言君能以罍觥酌罚，使臣与之饮乐，则我不伤痛矣。前后之意顿殊如此，岂其本义哉？

本义曰：卷耳易得，顷筐，小器也，然采采而不能顿盈，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贤之难得。因物托意，讽其君子以谓贤才难得，宜爱惜之。因其勤劳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为过礼，但不可以长怀于饮乐尔，故曰“维以不永怀”。养爱臣下，慰其劳苦而接以恩意。酒欢礼失，觥罚以为乐，亦不为过，而于义未伤，故曰“维以不永伤”也。所以宜然者，由贤臣勤国事，劳苦之甚如卒章之所陈也。诗人述后妃此意以为言，以见周南君后皆贤，其宫中相语者如是而已，非有私谒之言也。盖疾时之不然。

论曰：毛《传》，“葛藟”尤为简略，然以其简，故未见其失。郑《笺》所说皆诗意本无，考于《序》文亦不述。虽诗之大义未甚失，然于说为衍也。据《序》止言后妃能逮下而无嫉妒之心尔。郑谓“常以善言逮下而安之”，又云“众妾上附事之而礼仪俱盛”，又云“能以礼乐乐其君子，使为福禄所安”。考诗及《序》，皆无此意。凡诗每章重复前语甚多，乃诗人之常尔，岂独于此二章见殷勤之意？故曰衍说也。

本义曰：诗人以樛木下其枝，使葛藟得托而并茂，如后妃不嫉妒，下其意以和众妾，众妾得附之而并进于君子。后不嫉妒，则妾无怨旷，云“乐只君子，福禄绥之”者，众妾爱乐其君子之辞也。

论曰：《螽斯》大义甚明而易得，惟其《序》文颠倒，遂使毛、郑从而解之失也。蛰螽，蝗类，微虫尔，诗人安能知其心不妒忌？此尤不近人情者。蛰螽，多子之虫也，大率虫，子皆多，诗人偶取其一以为比尔。所比者但取其多子似螽斯也。据《序》宜言不妒忌，则子孙众多如螽斯也。今其文倒，故毛、郑遂谓螽斯有不妒忌之性者，失也。“振振”，群行貌；“绳绳”，齐一貌；“蛰蛰”，众聚貌，皆谓子孙之多。而毛训仁厚、戒慎、和集，皆非诗意。其大义则不远，故不复云。

论曰：《兔𦊨》，小人之贱事也。士有既贤且武，又有将帅之徳，可任以国守，捍城其民；其谋虑深长，可以折冲御难于未然；若邻国有来相侵，则可使往而和好以平其患；及国有出兵攻伐，则又可用为䇿谋之臣。论其材智，可为难得之臣也。有人如此，弃而不用，使在田野张罝椓杙，躬小人鄙贱之事，则周南国君诗可以刺矣。亦何所美哉？如郑《笺》所谓武夫者，论材较徳，在周之盛，不过方叔、召虎、吉甫之徒三数人而已；《春秋》所载诸侯之臣，号称贤大夫者，亦不过国有三数人而已。今为诗说者泥于《序》文，莫不好徳贤人众多之语，因以谓周南之人举国皆贤，无复君子小人之别，下至兔罝之人皆负方叔、召虎、吉甫……春秋贤大夫之材徳，则又近诬矣。就如其说，则举国人人可用，《卷耳》后妃又安用辅佐君子求贤审官至于忧勤者乎？肃肃，严整貌，而毛《传》以为敬。且布罝椓杙，何容施敬？亦其失也。《春秋左氏传》，晋郤至为楚子反言：“天下有道，则诸侯有享宴以布政成礼而息民，此公侯所以捍城其民也；及其乱也，诸侯贪冒争寻常以尽民，则略其武夫以为腹心。”二者皆引“赳赳武夫”之诗以为言。如郤至之说，则公侯捍城为美，公侯腹心为刺。是《兔罝》一篇，有美有刺。郤、左皆毛、郑前人，其说如此，与今诗义绝异。郤至所引才诗四句，疑当时别自有诗亦为此语，故今不敢引据。第考今诗《序》文以求诗义，亦可见矣。

本义曰：捕兔之人，布其网罟于道路林木之下，肃肃然严整，使兔不能越逸，以兴周南之君列其武夫，为国守御，赳赳然勇力，使奸民不得窃发尔。此武夫者，外可以捍城其民，内可以为公侯好匹，其忠信又可倚以为腹心，以见周南之君好徳乐善，得贤众多，所任守御之夫犹如此也。

论曰：据《序》，但言无思犯礼者，而郑《笺》谓犯礼而往，正女将不至，则是女皆正洁，男独有犯礼之心焉。而《行露序》亦云：“彊暴之男，不能侵陵正女。”如此，则文王之化独能使妇人女子知礼义而不能化男子也。此甚不然。盖当纣时淫风大行，男女相奔犯者多，而江汉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不相侵，如诗所陈尔。夫政化之行，可使人顾礼义而不敢肆其欲，不能使人尽无情欲心也。纣时风俗，男女恣其情欲而相奔犯；今被文王之化，男子虽悦慕游女而自顾礼法，不可得而止也。考诗三章，皆是男子见出游之女，悦其美色而不可得尔。若郑《笺》则不然，其一章乃云男欲犯礼而往，二章三章乃云欲择尤正洁者使嫁我，则一篇之中前后意殊。且《序》但云无思犯礼，本无欲女嫁我之意，盖虽正女无不嫁之礼，苟以礼求婚，安得不嫁？由郑以于归为嫁，乃失之尔。

本义曰：南方之木，高而不可息；汉上之女，美而不可求。此一章之义明矣。其二章云“薪刈其楚”者，言众薪错杂，我欲刈其尤翘翘者；众女杂游，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游，而归我则愿秣其马”。此悦慕之辞，犹古人言“虽为执鞭，犹忻慕焉”者是也。既述此意矣，末乃陈其不可之辞，如“汉广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尔。盖极陈男女之情，虽有而不可求，则见文王之政化被人深矣。

论曰：《序》言妇人能闵其君子，君子谓周南之大夫以国事勤劳于外者。然则所谓妇人者，大夫之妻也。如郑氏之说，伐薪非妇人之事，意谓此妇人不宜伐薪，而令伐薪；如君子之贤，不宜处勤劳而令处勤劳，其意如此。乃是直谓周南大夫之妻自出伐薪尔。为国者必有尊卑之别，大夫之妻自伐薪，虽古今不同，其必不然，理不待论。则郑说之失可知矣。矧贤者固当勤劳于国，而反谓非其事，则又违勉之以正之言也。郑氏又以“王室如毁，父母孔迩”，谓纣为酷暴，君子避此勤劳之事，或时得罪，则害及父母。不惟诗文本无此意，且君子所勤者周南之事尔。纣虽虐刑，必不为周诛避事之臣，兹理亦有所不通矣。

本义曰：周南大夫之妻出见循汝水之坟以伐薪者，为劳役之事。念已君子以国事奔走于外者，其勤劳亦可知。思之欲见，如饥者之思食尔。其二章云“既见君子，不我遐弃”者，谓君子以事毕来归，虽不我远去，我亦不敢偷安其私。故卒章则复勉之云：“鱼劳则尾赤，今王室酷烈如火之将焚。”纣虽如此，而周南父母之邦，自当宣力勤其国事以图安尔。

论曰：孟子去诗世近而最善言诗，推其所说诗义与今《序》意多同。故后儒异说为诗害者，常赖《序》文以为证。然至于二《南》，其《序》多失，而《麟趾》《驺虞》所失尤甚，特不可以为信。疑此二篇之《序》为讲师以已说汨之，不然安得缪论之如此也？据诗直以国君有公子如麟有趾尔，更无他义也。若《序》言《关雎》之应，乃是《关雎》化行天下太平有瑞麟出而为应，不惟怪妄不经，且与诗意不类。《关雎》《麟趾》作非一人，作《麟趾》者了无及《关雎》之意。故前儒为毛、郑学者自觉其非，乃为曲说云实无麟应，太史编诗之时假设此义，以谓《关雎》化成宜有麟出，故借此《麟趾》之篇列于最后，使若化成而麟至尔。然则《序》之所述，乃非诗人作诗之本意，是太史编诗假设之义也。毛、郑遂执《序》意以解诗，是以太史假设之义解诗人之本义，宜其失之远也。如毛言麟以足至者，郑谓角端有肉，示有武而不用者，尤为衍说。此篇《序》既全乖，不可引据，但直考诗文，自可见其意。

本义曰：周南风人美其国君之徳化及宗族同姓之亲，皆有信厚之行以辅卫其公室，如麟有足、有额、有角以辅卫其身尔。其义止于此也。他兽亦有蹄角，然亦不以为比，而远取麟者，何哉？麟，远人之兽也，不害人物而希出，故以为仁兽。所以诗人引之以谓仁兽无鬭害之心，尚以蹄角自卫，如我国君以仁徳为国，犹须公族相辅卫尔。

论曰：据诗，但言“维鸠居之”，而《序》言“徳如鸤鸠，乃可以配”。郑氏因谓鸤鸠有均一之徳。以今物理考之，失自《序》始，而郑氏又增之尔。且诗人本义，直谓鹊有成巢，鸠来居尔，初无配义。况鹊、鸠异巢类，不能作配也。鸠之种类最多，此居《鹊巢》之鸠，诗人直谓之鸠。以今鸠考之，诗人不缪。但《序》与《笺》、《传》误尔。且鸤鸠，《尔雅》谓之秸鞠，而诸家传释或以为布榖，或以为戴胜。今之所谓布榖、戴胜者与鸠绝异。惟今人直谓之鸠者，拙鸟也，不能作巢，多在屋瓦间或于树上架构树枝，初不成窠巢，便以生子，往往坠𪅏殒雏而死。盖诗人取此拙鸟不能自营巢而有居鹊之成巢者以为兴尔。今鹊作巢甚坚，既生雏散飞，则弃而去。在于物理，容有鸠来处彼空巢。古之诗人取物比兴，但取其一义以喻意尔。此《鹊巢》之义，诗人但取鹊之营巢用功多以比周室积行累功以成王业，鸠居鹊之成巢以比夫人起家来居已成之周室尔。其所以云之意，以兴夫人来居其位，当思周室创业积累之艰难，宜辅佐君子共守而不失也。此意诗虽无文，但诗既言鹊成巢之用功多，而鸠乃来居之，则其意自然可见。下言“百两”，述其来归之礼甚盛，美其得正也。

论曰：草虫、阜螽异类而交合，诗人取以为戒。而毛、郑以为同类相求，取以自比大夫妻。实已嫁之妇，而毛、郑以为在涂之女，其于大义既乖，是以终篇而失也。盖由毛、郑不以《序》意求诗义，既失其本，故枝辞衍说，文义散离，而与《序》意不合也。《序》意止言大夫妻能以礼自防尔，而毛、郑乃言在涂之女忧见其夫而不得，礼又忧被出而归宗，皆诗文所无，非其本义。案：《尔雅》：“阜螽谓之蠜，草虫谓之负蠜。”负形皆似蝗而异种。二者皆名为螽，其生于陵阜者曰阜螽，生于草间者曰草虫。形色不同，种类亦异，故以阜、草别之。凡虫鸟皆于种类同者相匹偶，惟此二物异类而相合，合其所不当合，故诗人引以比男女之不当合而合者尔。

本义曰：召南之大夫出而行役，妻留在家。当纣之末世，淫风大行，彊暴之男侵陵贞女，淫泆之女犯礼求男。此大夫之妻能以礼义自防，不为淫风所化。见彼草虫喓喓然而鸣呼，阜螽趯趯然而从之，有如男女非其匹偶而相呼诱以淫奔者，故指以为戒而守礼以自防闲，以待君子之归。故未见君子时，常忧不能自守；既见君子，然后心降也。其曰“陟彼南山，采蕨、采薇”云者，妇人见时物之变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见之，庶几自守能保其全之意也。

论曰：《行露》，据《序》本为美召伯能听讼，而毛氏谓不思物变而推其类，郑氏谓物有似而非者，士师所当审，乃是召伯不能听审尔。至其下章但云“虽速我狱，室家不足”，则了无听讼之意，与《序》相违。且郑又谓露湿道中是二月嫁娶之时，且男女淫奔岂复更须仲春合礼之月？又谓六礼之来，彊委之，且肆其彊暴以侵陵，岂复犹备六礼？何其说之迂也！诗人本述纣世礼俗大坏及文王之化既行而淫风渐止，然彊暴难化之男犹思犯礼将加侵陵，而女能守正不可犯，自诉其事而召伯又能听决之尔。若如毛、郑之说，虽有媒妁而言约未许，不待期要而彊行六礼，乃是男女争婚之讼尔，非诉彊暴侵陵之事也。且男女争婚，世俗常事，而中人皆能听之，岂足当诗人之所美乎？

本义曰：“厌浥行露，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者，正女自诉之辞也。“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者，以兴事有非意而相干者也。女子自言：“我当多露之时，岂不欲早夜而出行，犹以露多将被霑污而不行。”其自防闲以保其身如此，然不意彊暴之男与我本无室家之道，遽欲侵陵于我，迫我兴此狱讼。虽然事终𫉬辩者，由召伯听讼之明也。事𫉬辩者，“室家不足”与下章“亦不女从”是也。所谓非意相干者，谓雀无角不能穿屋矣，今乃以咮而穿我屋；谓䑕无牙不能穿墉矣，今乃穴垣而居。是皆出于不意也。谓彼男子于我本无室家之道，今乃直行彊暴，欲见侵陵，亦由非意相干也。

论曰：《摽有梅》，本谓男女及时之诗也。如毛、郑之说，自首章“梅实七兮”以喻时衰，二章、三章喻衰落又甚，乃是男女失时之诗也。《序》言召南之国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时，则是纣世男女不得及时，独被文王之化者乃得及时尔。且不及时有三说：礼仪既丧，淫风大行，犯礼相奔者不禁；及遭彊暴，横见侵陵，则男女有未及嫁娶之年，先时而犯礼者矣；世变多故，兵既丧乱，民不安居，与力不足，则男女有过嫁娶之年，后时而不得如礼者矣。然则先时、后时，皆为不及时。而纣世男女常是先时犯礼为不及时，而被文王之化者，变其淫俗，男女各得守礼，待及嫁娶之年，然后成婚姻，为及时尔。今毛、郑以首章“梅实七”为当盛不嫁，至于始衰；以二章“迨其今”为急辞；以卒章“顷筐墍之”为时已晚，相奔而不禁，是终篇无一人得及时者，与诗人之意异矣。郑氏又执仲春之月至夏为过时，此又其迂滞者也。梅实有七，至于落尽，不出一月之间，故前世学者多云诗人不以梅实记时早晚，独郑氏以为过春及夏晚，皆非诗人本义也。古者婚礼不自为主，人求我，庶士非男女自相求，学者可以意得也。

本义曰：梅之盛时，其实落者少，而在者七；已而落者多，而在者三；已而遂尽落矣。诗人引此以兴物之盛时不可久，以言召南之人顾其男女方盛之年，惧其过时而至衰落，乃其求庶士以相婚姻也。所以然者，召南之俗被文王之化，变其先时先奔犯礼之淫俗，男女各得待其嫁娶之年而始求婚姻，故惜其盛年难久而惧过时也。“吉”者，宜也，求其相宜者也；“今”者，时也，欲及时也。“谓”者，相语也；遣媒妁相语以求之也。

论曰：诗《序》失于二《南》者多矣。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盖言天下服周之盛徳者过半尔。说者执文害意，遂云九州之内，奄有六州。故毛、郑之说皆云文王自岐都丰，建号称王，行化于六州之内。此皆欲尊文王而反累之尔。就如其说，则纣犹在上，文王之化止能自被其所治。然于《芣苢序》则曰：“天下和平，妇人乐有子。”于《麟趾序》则曰：“《关雎》化行，天下无犯非礼者。”于《驺虞序》则曰：“天下纯被文王之化。”既曰如此矣，于《行露序》则反有彊暴之男侵陵正女而争讼；于《桃夭、摽有梅序》则又云：“婚姻男女得时。”又似不应有讼。据《野有死麕序》则又云：“天下大乱，强暴相陵，遂成淫风。惟被文王之化者，犹能恶其无礼也。”其前后自相抵牾，无所适从。然而纣为淫乱，天下成风，犹文王所治不宜如此。于《野有死麕》之《序》仅可为是，而毛、郑皆失其义。诗三百篇大率作者之体不过三四尔：有作诗者自述其言以为美刺，如《关雎》《相鼠》之类是也；有作者录当时人之言以见其事，如《谷风》录其夫妇之言，《北风其凉》录去卫之人之语之类是也；有作者先自述其事，次录其人之言以终之者，如《溱洧》之类是也；有作者述事与录当时人语杂以成篇，如《出车》之类是也。然皆文意相属以成章，未有如毛、郑解《野有死麕》文意散离不相终始者。其首章方言正女欲令人以白茅包麕肉为礼而来，以作诗者代正女告人之言，其意未终；其下句则云“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乃是诗人言昔时吉士以媒道成思春之正女，而疾当时不然。上下文义各自为说，不相结以成章。其次章三句言女告人欲令以茅包鹿肉而来，其下句则云“有女如玉”，乃是作诗者叹其女徳如玉之辞，尤不成文理，是以失其义也。

本义曰：纣时男女淫奔，以成风俗。惟周人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耻而恶其无礼。故见其男女之相诱而淫乱者，恶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可以食之。”故爱惜而包以白茅之洁，不使为物所污。奈何彼女怀春，吉士遂诱而污以非礼？吉士犹然彊暴之男，可知矣。其次言朴樕之木犹可用以为薪，死鹿犹束以白茅而不污。二物微贱者犹然，况有女而如玉乎？岂不可惜而以非礼污之？其卒章遂道其淫奔之状曰：“汝无疾走，无动我佩，无惊我狗吠_{“吠”字当衍}。”彼奔未必能动我佩，盖恶而远却之之辞。

论曰：_{【以下原阙】}……以时，发矢射豝，下句直叹驺虞不食生物若此，乃是刺文王曾驺虞之不若也。故知毛、郑为失。

本义曰：召南风人美其国君有仁徳，不多杀以伤生，能以时田猎，而虞官又能供职。故当彼葭草茁然而初生，国君顺时畋于驺囿之中，搜索害田之兽。其驺囿之虞官，乃翼驱五田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发矢而已，不尽杀也。故诗之首句言田猎之得时，次言君仁而不尽杀，卒叹虞人之得礼。

论曰：“我心匪鉴，不可以茹”，毛、郑皆以茹为度，谓鉴之詧形不能度真伪，我心匪鉴，故能度知善恶。据下章云：“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毛、郑解云：石虽坚尚可转，席虽平尚可卷者，其意谓石、席可转卷，我心匪石、席，故不可转卷也。然则鉴可以茹，我心匪鉴，故不可茹，文理易明。而毛、郑反其义，以为鉴不可茹，而我心可茹者，其失在于以茹为度也。诗曰：“刚亦不吐，柔亦不茹”，茹，纳也。《传》曰：“火日外景，金水内景”，盖鉴之于物，纳景在内，凡物不择妍媸，皆纳其景。时诗人谓卫之仁人，其心匪鉴，不能善恶皆纳，善者纳之，恶者不纳，以其不能兼容，是以见嫉于在侧之群小，而独不遇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者，本谓仁人为群小所怒，故常惧祸而忧心焉。如郑氏云：“徳备而不遇，所以愠者，则是仁人愠群小尔。”以文理考之，当是群小愠仁人也。“居诸”，语助也。《日月》诗《传》云“日乎月乎”者是也。“胡迭”，更互之辞也。“日居月诸，胡迭而微”者，谓仁人伤卫，日往月来而渐微尔，犹言日朘月削也。安有“大臣専恣，日如月然”之义哉？

论曰：《击鼓》五章，自“爰居”而下三章，王肃以为卫人从军者与其室家诀别之辞，而毛氏无说，郑氏以为军中士伍相约誓之言。今以义考之，当时王肃之说为是，则郑于此诗一篇之失大半矣。州吁以鲁隐四年二月弑桓公而自立，至九月如陈见杀，中间惟从陈蔡伐郑，是其用兵之事。而谓其“阻兵安忍，众叛亲离”者，盖卫人以其有弑君之大恶，不务以徳和民，而以用兵自结于诸侯，言其势必有祸败之事尔。其曰“众叛亲离”者，第言人心不附尔。而郑氏执其文，遂以为伐郑之兵军士离散。案：《春秋左传》言伐郑之师围其东门五日而还，兵出既不久，又未尝败衄，不得有卒伍离散之事也。且卫人暂出从军，已有怨刺之言，其卒伍岂宜相约偕老于军中？此又非人情也。由是言之，王氏之说为得其义。

本义曰：州吁以弑君之恶自立，内兴工役，外兴兵而伐郑。国数月之间，兵出者再，国人不堪，所以怨刺。故于其诗载其士卒将行，与其室家诀别之语，以见其情云：“我之是行，未有归期，亦未知于何所居处，于何所丧其马。若求与我马，当于林下求之。”盖为必败之计也。因念与子死生勤苦无所不同，本期偕老，而今阔别，不能为生。吁嗟我心，所苦如此，可信而在上者，不我信也。“洵”，亦信也。

论曰：诗刺卫宣公与夫人并为淫乱，而郑氏谓夫人者夷姜也。夷姜，宣公之父妾也；宣姜者，宣公子伋之妇也。此二人皆称夫人，皆与宣公为淫乱者。考诗之言，不可分别，不知郑氏何从如为独刺夷姜也。案：《史记》，夷姜生子曰伋，其后宣公为伋娶齐女，夺之，是为宣姜。学者因附郑说，谓作诗时未为伋娶，故当是刺夷姜。且诗作早晚不可知，今直以诗之编次偶在前尔。然则郑说胡可为据也？据诗《墙有茨》，刺公子顽，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盖甚恶之之辞也。宣公烝父妾，淫子妇，皆是鸟兽之行，悖人伦之理，诗人刺之，宜为甚恶之辞也。今郑氏以匏叶苦，济水深，为八月纳采问名之时，又以深厉浅揭，喻男女才性贤不肖、长㓜宜相当，乃是刺婚姻不时，男女不相当之诗尔。且烝父妾，夺子妇，岂有婚姻之礼？安问男女贤愚长㓜相当与否？盖毛、郑二家不得诗人之意，故其说失之迂远也。昔鲁叔孙穆子赋《匏有苦叶》，晋叔向曰：“苦匏不才，供济于人而已。”盖谓要舟以渡水也。《春秋》《国语》所载诸侯大夫赋诗，多不用诗本义，第略取一章或二句，假借其言以苟通其意，如《鹊巢》《黍苗》之类，故皆不可引以为诗之证。至于鸟兽草木诸物，常用于人者，则不应缪妄。苦匏为物，当毛、郑未说诗之前，其说如此。若穆子去诗时近，不应缪妄也。今依其说以解诗，则本义得矣。毛、郑又谓“飞曰雌雄，走曰牝牡”。然《周书》曰：“牝鸡无晨。”岂为走兽乎？古语通用无常也。

本义曰：诗人以腰匏叶以渉济者，不问水深浅，惟意所往，期于必济。如宣公烝淫夷、宣二姜，不问可否，惟意所欲，期于必得，不惧灭亡之罪，如渉济者不思及溺之祸也。“济盈不濡轨”者，济盈无不濡之理，而渉者贪于必进，自谓不濡，又兴宣公贪于淫欲，身蹈罪恶而不自知也。“雉鸣求其牡”者，又兴夫人不顾礼义而从宣公，如禽鸟之相求，惟知雌雄为匹，而无亲疏父子之别。“雝雝鸣雁，旭日始旦，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言士之娶妻犹有礼别，宣公曾庶士之不若也。“招招舟子，人渉卬否？人渉卬否？卬须我友”者，谓行路之人众皆渉矣，有招之而独不渉者，以待同行不忘其友也，以刺夫人忘已所当从而随人所诱，曾行路之人不如也。凡渉水者，浅则徒行，深则舟渡，而腰匏以渉者，水深而无舟，盖急遽而蹈险者也。故诗人引以为比。

论曰：《北风》，本刺卫君暴虐，百姓苦之，不避风雪，相携而去尔。郑谓“北风其凉，雨雪其雱”，“喻君政教暴酷”者，非也。“其虚其邪，既亟只且”者，承上“携手同行”之语，云：“其可虚徐而不进乎？”谓当亟去尔，皆民相招之辞。而郑谓“在位之人，故时威仪宽徐，今为刻急之行”者，亦非也。诗人必不前后述卫君臣，而中以民去之辞间之若此，岂成文理？“莫赤匪狐，莫黒匪乌”者，郑谓“喻君臣相承为恶如一”，且赤、黒，狐、乌之自然，非其恶也，岂以喻君臣之恶？皆非诗之本义也。

本义曰：诗人刺卫君暴虐，卫人逃散之事，述其百姓相招而去之。辞曰“北风其凉，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携手同行”者，民言虽风雪如此，有与我相惠好者，当与相携手冲风冒雪而去尔。“其虚其邪，既亟只且”者，言无暇宽徐，当急去也。“莫赤匪狐，莫黒匪乌”，谓狐、乌各有类也，言民各呼其同好，以类相携而去也。故其下文云“惠而好我，携手同车”是也。

论曰：《静女》之诗，所以为刺也。毛、郑之说，皆以为美。既非陈古以刺今，又非思得贤女以配君子，直言卫国有正静之女，其徳可以配人君。考《序》及诗，皆无此义。然则既失其大旨，而一篇之内，随事为说，训解不通者，不足怪也。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据文求义，是言静女有所待于城隅，不见而徬徨尔。其文显而义明，灼然易见。而毛、郑乃谓正静之女自防如城隅，则是舍其一章，但取“城隅”二字，以自申其臆说尔。彤管不知为何物，如毛、郑之说，则是女史所执，以书后妃群妾功过之笔之赤管也。以谓女史所书是妇人之典法，彤管是书典法之笔，故云“遗以古人之法”，何其迂也。据诗云：“静女其娈，遗我彤管。”所谓“我”者，意是静女以彤管所贻之人也。若彤管是王宫女史之笔，静女从何得以遗人？使静女家自有彤管，用以遗人，则因彤管自媒，何名静女？若谓诗人假设以为言，是又不然。且诗人本以意有难明，故假物以见意。如彤管之说，左右不通如此，诗人假之何以明意？理必不然也。其下文云：“彤管有炜，说怿女美。”郑既不能为说，遂改为“说释”，以曲就已义。改经就注，先儒固已非之矣。荑，茅之始生而秀者，何取其有始有终？毛义既失，郑又附之，谓可以供祭祀。据诗但言其美尔，安有共祭祀之文？皆衍说也。据《序》：“《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无徳。”谓宣公与二姜淫乱，国人化之，淫风大行，君臣上下，举国之人皆可刺，而难于指名以遍举，故曰刺时者，谓时人皆可刺也。据此，乃是述卫风俗，男女淫奔之诗尔。以此求诗，则本义得矣。古者鍼笔皆有管，乐器亦有管，不知此彤管是何物也。但彤是色之美者，盖男女相悦，用此美色之管相遗，以通情结好尔。

本义曰：卫宣公既与二夫人烝淫，为鸟兽之行，卫俗化之，礼义坏而淫风大行。男女务以色相诱悦，务夸自道，而不知为恶。虽幽静难诱之女亦然。举静女犹如此，则其他可知。故其诗述卫人之言曰：“彼姝然静女，约我而俟我于城隅，与我相失而不相见，则踟蹰而不能去。”又曰：“彼娈然静女，赠我以彤管，此管之色炜然甚盛，如女之美可悦怿也。”其卒章曰：“我自牧田而归，取彼茅之秀者，信美且异矣，然未足以比女之为美，聊贻美人以为报尔。”

论曰：毛《传》《新台》，训诂而已，其言既简，不知其意如何，未可遽言其得失。至郑《传》释籧篨为口柔，戚施为面柔，然后一篇之义皆失。《国语》晋胥臣对文公言：“籧篨不可使俯_{【注谓籧篨偃人，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_{【注谓戚施偻人，不可使仰】}。”与僬侥、侏儒、蒙䏂_{当为“瞍”字}、嚚喑、聋聩、僮昏之类，皆是人之不幸而身病者，故谓之“八疾”。郑既以谓籧篨、戚施并斥卫宣公。据诗，宣公淫乱不恤国事，兵革数起，《北风》刺其虐政，卫人怨怒相携持而叛去。《二子乘舟》又杀伋、夀，乃是卫之暴君，似非柔者。其淫于子妇，鸟兽之行，最为大恶，诗人刺之，宜加以深恶之言，不当但言其口柔、面柔而已。郑意自谓籧篨、戚施本是病人，以口面柔者似之，故取以为言尔。使宣公口面不柔邪？诗人刺其大恶，何故委曲取此小疾以斥之？使宣公性实柔邪？不当兼此二事。盖口柔不能俯，则是仰矣，又安得戚施？面柔不能仰，则是俯矣，又安得籧篨哉？一人之身，不容兼此二事，此尤可笑者。鲜少殄绝，训释甚明，而郑解“鲜”为“善”，又改“殄”为“腆”，以曲成已说，此尤不可取也。今以毛《传》训诂求诗本义，又据毛解卒章，则毛虽简略，于义为得。

本义曰：卫人恶宣公淫其子妇，乃临河上筑高台而遂之，以求燕婉之乐。国人过其下者，多仰面视之，不少不绝，言国人仰视者多也。此恶宣公淫不避人，如鸟兽尔。卒章言齐姜本嫁其子，反与其父于此台上共求燕婉之乐，使国人见此，又或俯面而不欲视之，得此犹遇此也。言遇此人而俯面不欲视。据诗，公在台上，其下之人甚众，有仰而视者，有俯而不欲视者。然则不欲视者，恶之尤深。

论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毛谓国人伤二子渉危，遂往如乘舟而无所薄，汎汎然迅疾而不碍也。据《传》言，夀、伋相继而往，皆见杀，岂谓汎汎然不碍？引譬不类，非诗人之意也。宣公夺伋妻，为鸟兽之行，使伋之齐而杀之。伋当逃避，使宣公无杀子之事，不陷于罪恶，乃为得礼。若夀者，益不当先往而就死。二子举非合理，死不得其所，圣人之所不取。但国人怜而哀其不幸，故诗人述其事以譬夫乘舟者，汎汎然无所维制，至于覆溺，可哀而不足尚，亦犹语谓暴虎冯河，死而无悔也。诗人之意如此而已，不暇有害。毛说是矣。

论曰：《墙有茨》，文义皆简而易明。由毛公一言之失，郑氏从而附之，遂汨诗之本义。公子顽通乎宣姜，鸟兽之行，人所共恶，当加诛戮。然宣姜是国君之母，诛公子顽则暴宣姜之罪，伤惠公子母之道，故不得而诛尔。诗人乃引蒺藜，人所恶之草，今乃生于墙理，当埽除。然欲埽除，则惧损墙，以比公子顽罪当诛戮，欲诛则惧伤恵公子母之道。其义如此而已。所谓毛公一言之失者，谓墙所以防非常也。且诗人取物比兴，本以意有难明，假物见意尔。若谓墙以防非常，则虽有蒺藜生其上，何害其防非常也？且所谓墙以防非常者，为内外之限尔。若上有蒺藜，则人益不可履而逾，是于墙反有助尔。此岂诗人之本意哉？诗人本意但恶公子顽当诛，惧有所伤而不得诛，如蒺藜当去，惧损墙而不得去尔。毛公言去之伤墙，则近矣。

论曰：经义固常简直明白，而未尝不为说者迂回汨乱，而失之弥远也。《相䑕》之义不多，直刺卫之群臣无礼仪尔。诗之意言人不如䑕尔，而毛、郑氏以䑕比人，此其失也。毛言居尊位为暗昧之行，考《序》及诗皆无此义。而郑氏又从而附之，谓偷食苟得，不知廉耻，皆诗所无。䑕，穴处，诗人不以譬高位也。本刺无礼仪，何取䑕之偷食？诗言䑕有皮毛以成其体，而人反无威仪容止以自饬其身，曾䑕之不如也。人不如䑕，则何不死尔？此甚嫉之之辞也。三章之意皆然，更无他意也。

论曰：《考槃》本述贤者退而穷处。郑解“永矢弗谖”以谓誓不忘君之恶，“永矢弗过”谓誓不复入君之朝，“永矢弗告”谓誓不告君以善道。如郑之说，进则喜乐，退则怨怼，乃不知命之很人尔，安得为贤者也？孔、孟常不遇矣，所居之国，其君召之以礼，无不往也。颜子常穷处矣，人不堪其忧而不改其乐也。使诗人之意果如郑说，孔子录诗必不取也。

本义曰：考成槃乐也。考槃在涧，硕人之宽，独寤寐言。“永矢弗谖”，谓硕人居于山涧之间，不以为狭，而独言自谓不忘此乐也。硕人之宽，涧居虽狭，贤者以为宽也。“永矢弗过”者，谓安然乐居涧中，不复有所他之也。“永矢弗告”者，自得其乐，不可妄以语人也。

论曰：《氓》，据《序》是卫国淫奔之女，色衰而为其男子所弃，困而自悔之辞也。今考其诗，一篇始终皆是女责其男之语。凡言“子”、“言尔”者，皆女谓其男也。郑于“尔卜尔筮”独以谓告此妇人曰：“我卜汝宜为室家。”且上下文初无男子之语，忽以此一句为男告女，岂成文理？据诗所述，是女被弃逐，怨悔而追序与男相得之初，殷勤之笃，而责其终始弃背之辞云。子初来即我谋，我既许子而尔乃决以卜筮，于是我从子而往。尔推其文理，“尔卜尔筮”者，女尔其男子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皆是女被弃逐，困而自悔之辞。郑以为国之贤者刺此妇人见诱，故于嗟而戒之。今据上文“以我贿迁”，下文“桑之落矣”，皆是女之自语，岂于其间独此数句为国之贤者之言？据《序》但言“序其事以风”，则是诗人序述女语尔，不知郑氏何从知为贤者之辞？盖臆说也。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时可爱；至黄而陨，又喻男意易得衰落尔。郑以桑未落为仲秋时，又谓鸠非时而食葚，且桑在春夏皆未落，岂独仲秋？而仲秋安得有葚？此皆其失也。盖女谓：“我爱彼男子，情意盛时，与之耽乐而不思后患，譬如鸠爱葚而食之过则为患也。”“兄弟不知，咥其笑矣”，据文，本谓不知而笑，郑《笺》云：“若其知之，则笑我与。”诗意正相反也。诗述女言：“我为男子诱而奔也，兄弟不知我今被其酷暴，乃笑我尔。”意谓使其知我今困于弃逐，则当哀我也。其意如此而已。

论曰：《竹竿》之诗，据文求义，终篇无比兴之言，直是卫女嫁于异国，不见荅而思归之诗尔。其言多述卫国风俗所安之乐，以见己志思归而不得尔。而毛、郑曲为之说，常以淇水为比喻。诗曰：“籊籊竹竿，以钓于淇。”毛谓钓以得鱼，如妇人待礼以成为室家。取物比事既非伦类，又与下文不相属。诗下文云：“岂不尔思，远莫致之。”且卫女嫁在夫家，但恩意不相厚尔，是所谓近而不相得也。而诗云“远莫致之”，故知毛说难通也。郑又以泉源小水当流入淇大水，今不入淇而相左右，喻女当归夫家而不见荅。如郑此说，是以泉源喻女，而以淇水喻夫家也。若然，则小水自不流入淇，是卫女自不归夫家尔，义岂得安？又其下章云：“淇水滺滺，桧楫松舟。”谓舟楫相配，得水而行，如男女相配得礼而备。则又以淇水喻礼也。不唯淇水喻礼义自不伦，且上章以淇水喻夫家，下章又以淇水喻礼，诗人不必二三其意杂乱以惑人也。

本义曰：卫女之思归者，述其国俗之乐云：“有籊籊然执竿以钓于淇者，我在家时常出而见之。今我岂不思复见之乎？而远嫁异国，不得归尔。”又言：“泉淇二水之间，卫人之所常游处也。今我嫁在异国，与父母兄弟皆不得相近，况此二水乎？”因又思卫女之在其国者，巧笑佩玉，威仪闲暇，乐然于二水之上，念己有所不如也。又言：“淇水滺滺然，有乘舟而游者，亦可乐也。”《序》言“思而能以礼者”，谓虽不见荅，而不敢道夫家之过恶，亦不敢有欲去之心，但陈卫国之乐以见思归之意尔。若《谷风》及《氓》则多述夫家之过恶也。

论曰：据诗三章，周人以出戍不得更代而怨思尔。其《序》言不抚其民者，谓劳民以远戍也。郑氏不原其意，遂以“不流束薪”为恩泽不行于民，且激扬之水本取其力弱，不能流移束薪，与恩泽不行意不类。由郑氏泥于“不抚其民”，而不考诗之上下文义也。

本义曰：激扬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于束薪，犹东周政衰不能召发诸侯，独使周人远戍，久而不得代尔。彼其之子，周人谓他诸侯国人之当戍者也。曷月还归者，久而不得代也。

论曰：郑氏于诗，其失非一。或不取序文，致乖诗义；或远弃诗义，専泥序文；或序与诗皆所无者，时时自为之说。《兔爰》之义，据《序》文及诗本，以桓王之时，周道衰微，诸侯背叛，君子恶居乱世，不乐其生之诗也。而郑氏泥于“王师伤败”之言，遂以“逢此百罹”为军役之事，又以“兔雉”喻政有缓急。且诗言“欲寐而不觉”，其恶时甚矣。政有缓急，未为大害也，矧夫政体自当有缓有急。就令宽猛失中，诗人未至欲寐而不觉也。

本义曰：“有兔爰爰，雉离于罗”者，叹物有幸、不幸也。谓兔则爰爰而自得，雉则陷身于罗网。兔则幸而雉不幸也。其曰“我生之初，尚无为者”，谓昔时周人尚幸世无事而闲缓，如兔之爰爰也。“我生之后，逢此百罹”者，谓今时周人不幸遭此乱世，如雉陷于网罗。盖伤已适丁其时也。

论曰：诗人取物为比，比所刺美之事尔。至于陈已事，可以直述，不假曲取他物以为辞。采葛、采萧、采艾，皆非王臣之事，此小臣贱有司之所为也。䜛人者，害贤材，离间亲信，乃大臣贤士之所惧。彼诗人不当引小臣贱有司之事以自陈。此毛、郑未得于诗，而强为之说尔。故毛直以谓采葛者自惧䜛，而郑觉其非，因转释以为喻臣以小事出使者。二家之说自相违异，皆由失其本义也。

本义曰：诗人以采葛、采萧、采艾者，皆积少以成多。如王听䜛说，积微而成惑。夫䜛者，疏人之所亲，疑人之所信，夺人之所爱，非一言可效，一日可为，必须累积而后成，或渐入而日深，或多言之并进。故曰“浸润之谮”，又谓“积毁销骨”也。是以诗人刺䜛，常以积少成多为患。《采葛》之义如是而已。至于《采苓》《防有鹊巢》《巷伯》《青蝇》，其义皆然。

论曰：留为姓氏，古固有之。然考诗人之意，所谓“彼留子嗟”者，非为大夫之姓留者也。庄王事迹，略见《春秋》《史记》。当时大夫留氏，亦无所闻于人。其被放逐，亦不见其事。既其事不显著，则后世何从知之？诗人但以庄王不明贤人，多被放逐，所以刺尔，必不専主留氏一家。及其云子国，则毛公又以为子嗟之父。前世诸儒皆无考据，不知毛公何从得之。若以子国为父，则下章云“彼留之子”，复是何人？父子皆贤而并被放逐，在理已无。若汎言留氏，举族皆贤而皆被弃，则愈不近人情矣。况如毛郑之说，留氏所以称其贤者，能治麻麦种树而已矣。夫周人众矣，能此者岂一留氏乎？况能之未足为贤矣。此诗失自毛公，而郑又从之。

本义曰：庄王之时，贤人被放逐，退处于丘壑，国人思之。以为麻麦之类生于丘中，以其有用，皆见收于人。惟彼贤如子嗟、子国者，独留于彼而不见录。“其来施施”，难于自进也。“将其来食”，思其来而录之也，“贻我佩玖”，谓其有美德也。“子嗟”、“子国”，当时贤士之字，汎言之也。

论曰：《叔于田》之义至简而明。毛、郑于饮酒、服马无所解说，而谓“巷无居人”者，国人注心于叔，似如无人处。不惟其说迂踈，且与下二章“饮酒服马”文义不类。以此知非诗人本意也。虽为小失，不可不正。

本义曰：诗人言大叔得众，国人爱之。以谓叔出于田，则所居之巷若无人矣。非实无人，虽有而不如叔之美且仁也。其二章又言叔出，则巷无可共饮酒之人矣。虽有而不如叔之美且好也。其三章又言叔出，则巷无能服马之人矣。虽有而不如叔之美且武也。皆爱之之辞。

论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毛、郑皆以“三英”为三徳者，本无所据，盖旁取书之三徳，曲为附丽尔。六经所在三数甚多，苟可曲以附丽，则何说不可据？诗三章皆上两言述羔裘之美，下两言称其人之善。其一章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者，言此裘润泽，信可以为君朝服。洵，信也。至其下言，则称其人曰：“彼其之子，守命不变也。”其二章曰“羔裘豹饰，孔武有力”，言裘所以用豹为饰者，以豹有武力之兽也。故其下言称其人云“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者。”谓服以武力之兽为饰，而彼刚彊正直之人，称其服尔。其三章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亦当是述羔裘之美。其下言始云：“彼其之子，邦之彦兮者。”谓称其服也。英，美也。粲，衣服鲜明貌。但“三英”失其义，不知其为何物尔，故阙其所未详。

论曰：“女曰鸡鸣，士曰昧旦”，是诗人述夫妇相与语尔。其终篇皆是夫妇相语之事。盖言古之贤夫妇相语者如此，所以见其妻之不以色取爱于其夫，而夫之于其妻不说其色而内相勉励以成其贤也。而郑氏于其卒章“知子之来之”以为“子”者是异国之賔客，又言豫储珩璜杂佩，又言虽无此物，犹言之以致意，皆非诗文所有，委曲生意而失诗本义。且既解卒章以此，又因以冝言“饮酒”与“子偕老”亦为賔客，斯又泥而不通者也。今遍考诗诸风言“偕老”者多矣，皆为夫妇之言也。且賔客一时相接，岂有“偕老”之理？是殊不近人情。以此求诗，何由得诗之义？

本义曰：诗人刺时好色而不说德，乃陈古贤夫妇相警励以勤生之语。谓妇勉其夫早起往取凫雁以为具，饮酒归以相乐，御其琴瑟，乐而不淫，以相期于偕老。凡云“子”者，皆妇谓其夫也。其卒章又言“知子之来，相和好者，当有以赠报之”，以勉其夫不独厚于室家，又当尊贤友善，而因物以结之。此所谓说德而不好色，以刺时之不然也。

论曰：《有女同车序》言刺忽不昏于齐，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今考本篇了无此语。若于《山有扶苏》义则有之。《山有扶苏序》言刺忽所美非美。考其本篇亦无其语。若于《有女同车》义则有之。二篇相次，疑其战国秦汉之际，六经焚灭，诗以讽诵相传，易为差失。汉兴承其讹缪，不能考正，遂以至今。然不知鲁、韩、齐三家之义又为何说也。今移其《序》文附二篇之首，则诗义焕然，不求自得。定本《有女同车》：“刺忽也，所美非美。”然《山有扶苏》：“刺忽也，郑人刺忽之不昏于齐。太子忽尝有功于齐，齐侯请妻之。齐女贤而不取，卒以无大国之助，至于见逐。故国人刺之。”毛、郑之说与予之本义，学者可以择焉。

本义曰：“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将翺将翔，佩玉琼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云者，诗人极陈齐女之美如此，而郑忽不知为美，反娶于他国，是所美非美也。又曰：“山有扶苏，隰有荷华。不见子都，乃见狂且”云者，诗人以草木依托，山隰皆得茂盛荣华，以刺郑忽不能依托大国以自安全，遂斥其君“此狂狡之童”尔。各举一章，则下章之义不异也。

论曰：《褰裳》之诗，郑有忽、突争国之事，思大国来定其乱也。据诗但怨诸侯不来，而《笺》意谓郑人不往，义正相反，此其失也。其曰“子惠思我，褰裳渉溱”者，谓彼大国有惠然思念我郑国之乱，欲来为我讨正之者。非道远而难至，但褰其裳行渉溱水而来，则至矣。言甚易而不来尔。而郑谓有大国思我，则我掲衣渡水往告以难也。且以难告人，岂待其思而后往告？亦不以难而不往也。“子不我思，岂无他人”者，但言诸侯众矣，子不我思，则当有他国思我者尔。诗人假为此言，以述郑怨诸侯不相救恤尔。而郑谓先乡齐、晋、宋、卫，后之荆楚者，穿凿之衍说也。又曰“岂无他士”者，犹言他人尔。郑谓大国之卿当天子之上士者，亦拘儒之说也。

论曰：《子衿》，据《序》，但刺郑人学校不修尔。郑以学子在学中有留者有去者，毛《传》又以嗣为习，谓习诗乐；又以“一日不见，如三月”谓“礼乐不可一日而废”。苟如其说，则学校修而不废，其有去者犹有居者，则劝其来学。然则诗人复何所刺哉？郑谓“子宁不嗣音”为“责其忘己”，则是矣。据诗三章，皆是学校废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复群居，不相见而思之辞尔。挑达城阙，闲日遨游无度者也。

论曰：《东方之日》，毛、郑皆以喻君。而毛谓“日出东方，人君明盛”；郑谓“其明未融，喻君不明”。东方之月，毛、郑皆以喻臣。而毛亦谓“月盛于东方”，郑又以为不明。以诗文考之，日月非喻君臣。毛、郑固皆失之矣。至于明不明之说，二家特相反而已。日出东方，明最盛，皆智愚所具见，而郑以为不明者，盖迁就已说尔。若毛既谓日月在东方为君臣盛明，则于诗《序》所谓“君臣失道”者，义岂得通？此其又失也。

本义曰：“东方之日”，日之初升也。盖言彼姝者子，颜色奋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相邀以奔之辞也。此述男女淫风，但知称其美色以相夸荣，而不顾礼义，所谓不能以礼化也。下章之义亦然。

论曰：《南山》，刺齐襄与鲁文姜之事。毛、郑得之多矣。其曰“葛屦五两，冠緌双止”，毛但云“葛屦服之贱者，冠緌服之尊者”，而不䆒其说。郑谓“葛屦五两，喻文姜与侄娣傅姆同处，冠緌，喻襄公。文姜与侄娣𫝊姆五人为竒，襄公往从而双之。”诗人之意必不如此。然本义已失矣，故阙其所未详。

论曰：《蟋蟀》之义简而易明。郑氏以农功为诗。考《序》及诗，但刺僖公不能以礼自娱乐尔，初不及农功也。国君之尊，以礼晏乐自有时，岂如庶人必待农隙乎？郑惟此为衍说尔。“职思其外”，毛谓礼乐之外，郑谓国外至四境；郑又谓“职思其忧”为邻国侵伐之事，皆失之。诗曰“蟋蟀在堂”者，著岁将晚而日月之速，冝为乐也。“职思其外”者，谓国君行乐有时，使不废其职事而更思其外尔，谓广为周虑也。一国之政所忧非一事，不专备侵伐也。

论曰：诗人本刺昭公封沃而桓叔盛彊，而毛、郑谓“波流湍疾，洗去垢浊，使白石凿凿然，如桓叔除民所患，民得有礼义”。遂如二家之说，则是桓叔善治其民，非其盛彊为晋患也。据《序》所陈，直谓昭公微弱，不能制桓叔之彊，民皆舍弱就彊，叛而归沃尔，非谓民知就礼义。使民知就礼义，则晋虽弱而不叛也。《诗·王风》、《郑风》及此，有《扬之水》三篇，其《王》《郑》二篇皆以激扬之水力弱，不能流移束薪，岂独于此篇谓波流湍疾，洗去垢浊？以意求之，当是刺昭公微弱，不能制沃，与“不流束薪”义同，则得之矣。

本义曰：激扬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兴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彊于晋国，如白石凿凿然见于水中尔。其民从而乐之，则诗文自见。毛、郑之说亦通也。

论曰：毛以《采苓》为“细事”，与《采葛》𫝊同。予于《采葛》论之矣。郑又转释“细事”以为“小行”。诗人之意明白，固不使后人须转释而后知也。首阳山名人所共见而易知者，毛以为幽僻，郑以为无徴，皆失矣。至于“人之为言，苟亦无信；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以文意考之，本是为一事。而郑分为二，谓“人之为言”是称荐人，欲使见进用；“舍旃舍旃”是谤讪人，欲使见贬退者。考诗之意不然也。盖其下文再举“人之为言”，而不复举“舍旃舍旃”者，知非二事也。

本义曰：《采苓》者，积少成多，如谗言渐积以成惑，与《采葛》义同。其曰“人之为言，苟亦无信；舍旃舍旃，苟亦无然；人之为言，胡得焉”，者戒献公闻人之言且勿听信，置之且勿以为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谓徐詧其虚实也。义止如是而已。

论曰：据诗《序》，但言刺襄公未能用周礼尔。郑氏以为秦处周之旧土，其人被周徳教日久，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案：《史记·秦本纪》，周幽王时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弑幽王。秦襄公将兵救周，战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居西垂宫。十六年，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又据《诗·小戎序》云：“襄公备其兵甲，以讨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但言征伐而不言败逐之。以《史记》及《小戎序》考之，盖自西戎侵夺岐丰，周遂东迁，虽以岐丰赐秦，使自攻取，而终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尝一以兵至岐而卒。至文公立十六年，始逐戎而取岐丰之地。然则当诗人作《蒹葭》之时，秦犹未得周之地。郑氏谓秦处周之旧土，大旨既乖，其馀失诗本义不论可知。

本义曰：秦襄公虽未能攻取周地，然已命为诸侯，受显服而不能以周礼变其夷狄之俗，故诗人刺之以诗。蒹葭，水草苍苍然茂盛，必待霜降以成其质，然后坚实而可用。以比秦虽彊盛，必用周礼以变其夷狄之俗，然后可列于诸侯。所谓伊人者，斥襄公也。谓彼襄公如水旁之人，不知所适，欲逆流而上，则道远而不能达；欲顺流而下，则不免困于水中。以兴襄公虽得进列诸侯，而不知所为，欲慕中国之礼义，既邈不能及，退循其旧，则不免为夷狄也。白露未晞未巳，谓未成霜尔。

论曰：子仲之子，莫知为男也女也，而郑谓之男子。榖旦者，善旦也，犹今言吉日尔。郑谓朝日善明者，何其迂邪？南方之原，毛以为陈大夫原氏，而郑因以此原氏国中之最上处，而家有美女。附其说者，遂引《春秋》庄公时季友如陈葬原仲，为此原氏。且原氏陈之贵族，宜在国中，而曰“南方之原”者，何哉？据诗人所陈，当在陈国之南方也。而说者又以不绩其麻而舞于市者，遂为原氏之女，皆诗无明文，以意增衍而惑学者，非一人之失也。

本义曰：陈俗男女喜淫风，而诗人斥其尤者。子仲之子，常婆娑于国中树下，以相诱说。因道其相诱之语，当以善旦期于国南之原野，而其妇女亦不务绩麻，而婆娑于市中。其下文又述其相约以往，而恱慕其容色，赠物以为好之意。盖男女淫奔多在国之郊野，所谓“南方之原”者，犹“东门之𫮃”也。

论曰：毛、郑解“衡门之下，可以栖迟”，其义是矣。自“泌之洋洋”以下，郑解为“任用贤人”，则诗无明文。大抵毛、郑之失在于穿凿，皆此类也。郑改“乐”为“疗”，谓饮水疗饥，理岂然哉？

本义曰：诗人以陈僖公其性不放恣，可以勉进于善，而惜其懦无自立之志，故作诗以诱进之。云衡门虽浅陋，若居之不以为陋，则亦可以游息于其下。泌水洋洋然，若阅之而乐，则亦可以忘饥。言陈国虽小，若有意于立事，则亦可以为政。以此勉其不能，而诱进之也。其首章既言虽小，亦有可为；其二章三章，则又言何必大国然后可为。譬如食鱼者，凡鱼皆可食，若必待鲂鲤，则不食鱼矣；譬如娶妻，诸姓之女皆可娶，若必待齐宋之族，则不娶妻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国皆可有为，而二章三章，言大国不可待而得。此所谓诱掖之也。

论曰：诗人刺谗之意，予于《采葛》论之矣。郑以防之有鹊巢，卭之有旨苕，处势自然，喻宣公信谗致此谗人，其说汗漫，不切于理。若谓处势自然，则何物不然，而独引鹊巢旨苕邪？至于“中唐有甓”，则无所解。盖理有不通，不能为说也。

本义曰：诗人刺陈宣公好信谗言，而国之君子皆忧惧及已，谓谗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累积而成，如防之有鹊巢，渐积累成之尔。又如苕饶蔓引，牵连将及我也。“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积累而成。旨鹝，绶草，杂众色以成文，犹多言交织以成惑，义与贝锦同。

论曰：毛𫝊：“发发，飘风；偈偈，疾驱。”是矣，而云“非有道之风”、“非有道之车”者，非也。至于“谁能亨鱼？溉之釜鬵”，则惟以老子“烹小鲜”之说解“烹鱼”二字。今考诗人之意，“云谁能烹鱼者”，是设为发问之辞，而其意在下文也。毛、郑止解“烹鱼”，至于“溉之釜鬵”，则无所说，遂失诗人之意。

本义曰：诗人以桧国政乱，忧及祸难，而思天子治其国政以安其人民。其言曰：“我顾瞻向周之道，欲往告以所忧，而不得往者，非为风之飘发，非为车之偈偈而不安，我中心自有所伤怛而不宁也。”其卒章曰：“谁能烹鱼？溉之釜鬵者？”谓有能烹鱼者，必先涤濯其器，器洁则可以烹鱼。若言谁能治安我人民？必先平其国之乱政，国乱平则我民安矣。故其下文又问：“谁将西至于周？使其慰我以好音？”者，谓思周人来平其国乱也。

论曰：《候人》，《笺》《传》往往得之。至维鹈“不濡其翼”，则毛、郑各自为说，然皆不得诗之本义。而郑犹近之。毛云：“鹈在梁，可谓不濡其翼乎？”详其语，谓在梁则濡翼矣。此非诗人意也。郑谓“当濡翼而不濡，为非常。”考诗之意，谓鹈不宜在梁，如小人窃位尔，岂但不濡其翼为非常邪？不遂其媾，毛、郑训媾为厚，郑又以遂为久。今遍考前世训诂，无厚、久之训。训释既乖，则失之远矣。郑又谓：“天无大雨，岁不熟，则幼弱者饥。”此尤迂阔之甚也。据诗，本无天旱岁饥之事，但以“南山朝隮”之云不能大雨，假设以喻小人不足任大事尔，安有幼弱者饥之理？况岁凶饥人，不止幼弱也。郑《笺》“朝隮”其说是矣，至“幼弱者饥”，则何其迂哉！媾，婚媾也。马融谓重婚为媾，不知其何据而云也。郑于注《易》，又以媾为会。大抵婚媾，古人多连言之，盖会聚合好之义也。

本义曰：曹共公远贤而亲不肖，诗人刺其斥远君子，至有为候人执戈祋以走道路者，而近彼小人，宠以三命之芾，于朝者三百人。因取水鸟以比小人。鹈鴮，泽也，俗谓淘河。常群居泥水中，饥则没水求鱼以食者，谓此鹈。当居泥水中以自求鱼而食，今乃邈然高处渔梁之上，窃人之鱼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咮如彼小人窃禄于高位而不称其服也。其曰“不遂其媾”者，婚媾之义，贵贱匹偶，各以其类。彼在朝之小人，不下从群小居卑贱，而越在高位，处非其冝而失其类也。其卒章，则言彼小人者，婉娈然佼好可爱，至使之任事，则材力不彊，敏如小人弱女之饥乏者，言其但以便辟柔佞媚恱人而不胜任用也。

论曰：《鸤鸠》之诗，本以刺曹国在位之人用心不一也。如毛、郑以鸤鸠有均一之徳，而所谓淑人君子，又如三章所陈可以正国人，则乃是美其用心均一，与《序》之义特相反也。此由以鸤鸠为均一之鸟，而谓淑人君子为诗人所刺之人故也。其既以鸤鸠有均一之徳，至于其子在梅、在棘、在榛，则皆无所说者。由理既不通，故不能为说也。又其三章皆美淑人君子，独于中间一章刺其不称其服，诗人之意岂若是乎？至为疏义者，觉其非是，始略言淑人君子刺曹无此人，而在梅、在棘彊为之说以附之，然非毛、郑之本意也。《序》言在位之人，非止曹君，盖刺其臣事国怀私，不一心于公室尔。

本义曰：鸤鸠之鸟，所生七子皆有爱之之意，而欲各尽其爱也。故其哺子也，朝从上而下，则顾后其下者为不足，故暮则从下而上，又顾后其上者为不足，则复自上而下，其劳如此，所谓用心不一也。及其子长而飞去在他木，则其心又随之，故其身则在桑，而其心念其子则在梅、在棘、在榛也。此亦用心之不一也。故诗人以此刺曹臣之在位者因思古淑人君子其心一者，其衣服俨然可以外正四国，内正国人。叹其何不长夀万年而在位，以此刺今在位之不然也。“胡不万年”者，已死之辞也。

论曰：毛、郑于《鸱鸮》之诗，失其大义者有二。由是一全篇之旨皆失。诗三百五篇皆据《序》以为义，惟《鸱鸮》一篇，见于书之《金縢》，其作诗之本意最可据而易明，而康成之笺与《金縢》之书特异，此失其大义一也。但据诗义，鸟之爱其巢者呼鸱鸮而告之曰：“宁取我子，勿毁我室。”毛、郑不然，反谓鸱鸮自呼其名，此失其大义者二也。《金縢》言周公先摄政，中诛管、蔡，后为诗以贻王。毛、郑谓先为冢宰，中避而出，作诗贻王，已作诗后乃摄政而诛管、蔡。二说不同，而知《金縢》为是，毛、郑为非者，理有通不通也。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管、蔡疑其不利于幼君，遂有流言。周公乃东征而诛之，惧成王之怪己诛其二叔，乃《序》其意作鸱鸮诗以贻王。此《金縢》之说也，其义简直而易明。毛、郑乃谓武王崩，成王即位，居䘮不言，周公以冢宰听政，而二叔流言。且冢宰听政，乃是常礼，二叔何疑而流言？此其不通者一也。《金縢》言周公居东二年，罪人斯得，谓东征二年而得三监、淮夷叛者诛之尔。毛、郑乃谓二叔既流言，周公避而居东者二年，又谓罪人斯得者，成王多得周公官属而诛之。且周公本以成王幼未能行事，遂摄政。若避而居东，则周之国政成王当自行之。若已能临政二年，何又待周公归摄乎？此其不通者二也。刑赏，国之大事也。周公，国之尊亲大臣也。使周公有间隙而出避，成王能以周法刑其尊亲大臣之属，周公复归，其势必不得摄。且周公所以摄者，以成王幼而不能临政尔。若已能临政二年矣，又能刑其尊亲大臣之属，则周公将以何辞夺其政而摄乎？此其不通者三也。矧周公诛管、蔡，前世说者多同，而成王诛周公官属，六经诸史皆无之，可知其臆说也。诗谓“我子”者，管、蔡也；“我室”者，周室也。郑谓“子”者，周公官属也；“室”者，官属之世家也。毛又谓“子”为成王，此又其失也。诸儒用《尔雅》谓鸱鸮为𫛢鴂。《尔雅》非圣人之书，不能无失。其又谓𫛢鴂为巧妇，失之愈远。今鸱多攫鸟子而食，鸮鸱类也。

本义曰：周公既诛管、蔡，惧成王疑己戮其兄弟，乃作诗以晓谕成王云：“有鸟之爱其巢者，呼彼鸱鸮而告之曰：‘鸱鸮、鸱鸮，尔宁取我子，无毁我室。’我之生育是子，非无仁恩，非不勤劳，然未若我作巢之难。至于口手羽尾皆病弊，积日累功，乃得成此室，以譬宁诛管、蔡，无使乱我周室也。我祖宗积徳累仁，造此周室，以成王业，甚艰难。其再言鸱鸮者，丁宁而告之也。”又云：“予室翘翘，惧为风雨所漂揺，故予维音哓哓者。”喻王室不安，惧有动揺倾覆，使我忧惧尔。其他训诂，则如毛、郑。

论曰：《破斧》，《笺》《传》意同而说异，然皆失诗人之本意。毛谓斧、斨，民之用，礼、义，国家之用。其言虽简，其意谓四国流言，破缺国家之礼义，所以周公征之。且诗人所恶者，本以四国流言毁伤周公尔。况今考诗《序》，并无礼义之说。诗人引类比物，长于譬喻，以斧、斨比礼、义，其事不类。况民之日用不止斧、斨，为说汗漫，理不切当，非诗人之本义也。至康成又以斧、斨刑伤成王，则都无义类矣。

本义曰：斧、斨，刑戮征伐之用也。四国为乱，周公征讨凡三年，至于斧破、斨缺，然后克之，其难如此。然周公必往征之者，以哀此四国之人陷于逆乱尔。斨刃可缺，斧无破理，盖诗人欲甚其事者，其言多过。故孟子曰：“不以辞害志”者，谓此类也。锜、𨱇，义与首章同。

论曰：毛《传》谓礼义治国之柄，又云治国不以礼则不安。至于所愿上下等语，不惟简略汗漫而已。考之诗《序》，都无此意。且诗《序》言刺朝廷之不知者，谓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摄政，三监及淮夷叛，周公出往讨之。及罪人既获，犹惧成王君臣疑惑，乃作《鸱鸮》诗示王以明己所以讨叛之意。而成王未启《金縢》，不见周公欲代武王之事，虽得《鸱鸮》之诗，未敢诮公，而心有流言之惑。故周公盘桓居东不归。于此之时，周之大夫作《伐柯》诗以刺朝廷不知周公之忠也。康成不然，反谓成王既遭雷风之变，已启《金縢》之后，群臣犹不知周公，则与诗、书之说异矣。且成王已得《金縢》之书，见周公欲代武王之事，乃捧书涕泣，君臣悔过，出郊谢天，遂迎公以归，是已知周公矣。群臣复何所惑而疑于王迎之礼哉？康成区区止说王迎之事，由是失诗之大旨也。

本义曰：“伐柯如何？”者，发问之辞也。诗人刺成王君臣，譬彼伐柯者不知以何物伐之，乃问曰：“如何可伐？”而荅者曰：“必以斧伐”也。以斧伐柯，易知之事，而犹发问，是谓不知也。取妻必以媒，其义亦然。其卒章又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者，谓所伐之柯即手执之柯是也，亦诮其易知而不知。以譬周公近亲而有圣徳，成王君臣皆不能知也。又云：“我觏之子，笾豆有践。”者，谓欲见之子非难事，第列笾豆为相见之礼即可见矣。其如王不知公，使久居于外而不召何？

论曰：《九罭》之义，毛、郑自相违戾。以文理考之，毛说为是也。《尔雅》云“𦆛罟谓之九罭”者，谬也。当云：“𦆛罟谓之罭”。前儒解“罭”为“囊”，谓緵罟百囊网也。然则网之有囊，当有多有少之数，不宜独言九囊者，是緵罟当统言緵罟谓之罭，而罭之多少则随网之大小。大网百囊，小网九囊，于理通也。九罭既为小网，则毛说得矣。鸿飞遵渚、遵陆，毛皆以为不宜于理，近是，而言略不尽其义。且鸿雁水鸟而遵渚，乃曰“不宜”，至遵陆又曰“不宜”，则彼鸿雁者舍水陆皆不可止，当何所止邪？盖独不详诗文“鸿飞”之语尔。鸿雁喜高飞，今不得翔于云际，而飞不越水渚，又下飞田陆之间，由周公不得在朝廷而留于东都也。此是诗人之意尔。至于衮衣，毛、郑又为二说。毛云所以见周公，意谓斥成王当被衮衣以见周公；郑谓成王当遣人持上公衮衣以赐周公而迎之。其说皆疏且迂矣。且周大夫方患成王君臣不知周公，尚安能赐衮衣而迎之？迎犹未能，东都之人安能使赐衮衣留封于东都也？

本义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东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召，使久处于外，譬犹鳟鲂大鱼反在九罭小罟。因斥言周公云：“我觏之子，衮衣繍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其二章、三章云“鸿雁遵渚、遵陆”，亦谓周公不得居朝廷而留滞东都，譬夫鸿雁不得飞翔于云际而下循渚陆也。因谓东都之人曰：“我公所以留此者，未得所归，故处此信宿间尔。”言终当去也。其曰“公归不复”者，言公但未归尔，归则不复来也。其卒章因道东都之人留公之意云尔。是以有衮衣者虽宜在朝廷，然无以公归使我人思公而悲也。诗人述东都之人犹能爱公，所以深刺朝廷之不知也。

论曰：据《序》言，远则四国流言，近则王不知，而周公不失其圣。考于《金縢》，自成王启钥见书之后，悔泣谢天，遂迎公以归，是已知公矣。而《狼跋》诗《序》止言王不知，则未启《金縢》以前摄政之初，流言方兴，管蔡未诛，而周公居东都时所作之诗也。康成乃言致太平，复成王之位，又为之太师，终始无愆，皆是已迎公归后事，与《序》所言乖矣。至于公孙硕肤，又以孙为遁，谓周公摄政七年之后遁避成功之大美而复成王之位，因以遂其缪说，可谓惑矣。毛《传》“跋胡疐尾”是矣，而谓公孙为成王是豳公之孙，亦已疏矣。且诗本美周公，而毛以谓成王有大美，又不解赤舄之义，固知其疏缪矣。然毛、郑皆释硕肤为美，此其所以失也。肤，体也；硕，大也。硕肤犹言肤革充盈也。孙当读如逊顺之逊。

本义曰：周公摄政之初，四国流言于外，成王见疑于内，公于此时进退之难，譬彼狼者进则疐其胡，退则跋其尾，而狼能不失其猛，公亦不失其正。和顺其肤体，从容进退，履舄几几然，举止有仪法也。然《序》本言周公不失其圣，谓不损其徳尔。今诗乃但言和顺肤体，从容进退者，盖以见周公遭谗疑之际而无惶惧之色，身体充盈，心志安定，故能履危守正而不失尔。其卒章则直言其徳不可瑕疵也。

论曰：《鹿鸣》，言文王能燕乐嘉宾，以得臣下之欢心尔。考诗之意，文王有酒食以与群臣燕饮，如鹿得美草，相呼而食尔。其义止于如此，而《传》云恳诚发于中者，衍说也。圣人不穷所不知，鸟兽之类安能知其诚、不诚？考上下经文，初无此意，可谓衍说也。其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者，谓示我于周行，恩礼之勤若此尔。古字多通用，示视义同。而郑改“示”为“寘”，遂失诗义。毛《传》“徳音孔昭”，既简略，未知其得失。郑引饮酒之礼于旅也，语谓此嘉宾语国君以先王徳教，国君以此宾语示天下之民，使其化之，皆不偷于礼义者，非也。且使庶民不薄于礼义，必须君臣渐渍教化使然，岂饮酒之际一言可致此？其曲说也。考诗之意，使君子则效我者，谓效我厚嘉宾也。

本义曰：文王有酒食，能与群臣共其燕乐。三章之义皆然。其首章言“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云者，言我有贤臣与其同乐。既饮食之，又奏以笙簧，将以币帛。凡人之欲与我相好者，示我于周行之臣，恩意如此尔。其二章云“徳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者，又言我此嘉宾皆有令徳之音远闻，我待之厚礼，所以示民遇此嘉宾不薄之意。使凡为君子者当则效我所为，常厚礼有徳者。故其下文又云“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者，谓君子当效我厚嘉宾也。其卒章之义甚明，不烦曲解。

论曰：《皇华》，《序》及《笺》、《传》皆失之，然其大义仅存也。据《序》止言“君遣使臣，远而有光华”，此但解首章一句尔。其所以累章丁宁之意甚多，不止有光华而已也。其云“送之以礼乐”，则诗文无之，又衍说也。毛郑之失在乎皆用鲁穆叔之说为《笺》《传》，故其穿凿泥滞，于义不通也。凡诗五章悉用此为解，则一篇之义皆失矣。毛以怀为和，初无义理，郑改为私用穆叔之说尔。其忠信为周，访问为咨，意谓大夫出使，见忠信之贤人，就之访问。今诗文乃曰“周爰咨诹”，是出见忠信之贤人止一周字，岂成文理？若直以周为周详周遍之周，则其义简直不解自明也。又曰“访问为咨”，则所问何者？非事而独以咨诹为咨事，其下咨谋、咨度、咨询非事而何其又以谋事之难易为咨谋？而穆叔直谓咨难为谋。若书曰“汝有大疑，谋及卿士庶人”，则凡问于人皆可曰谋矣。《书》又云“尔有嘉谋，入告于君”，则又不止问于人为谋，以事告人亦曰谋矣。其又以咨礼义所宜为度，而穆叔止云“咨礼”，二说亦自不同。且度，忖度也，施于何事不可？奚专于咨礼义哉？其又以亲戚之谋为询，书曰“询于众”，岂皆亲戚乎？若此之类甚多，故可知其穿凿泥滞，于义不通，而六徳之说可废也。据诗首章，直言使臣将命而出有光华尔，毛郑所谓远近高下不易其色，亦衍说也。

本义曰：周之国君遣其臣出使，其首章称美其贤材，能将君命，为国光华于外尔。云于原隰者，其道路所经也。既又勉其于事，每思惟恐不及也。怀思也。其二章以下则戒其调御车马，虽有驰驱之劳，不忘国事，周详访问，因以博采广闻，不徒将一事而出也。诗人述此，见周之兴国之初，其君臣勤劳于事如此尔。诹谋度询，其义不异，但变文以叶韵尔。诗家若此，其类甚多。

论曰：毛《传》“鄂不韡韡”，但云“鄂鄂然光明”，其言虽简，然于义未失。而郑改“不”为“柎”，先儒固已言其非矣。且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诗之语如此者多，何烦改字为柎？盖已言鄂，则足见相承之意矣。毛谓“闻常棣之言”为今者，盖嫌作诗之人指当时为今，而义不通于后，故言后世之诵是诗以相戒者，所诵诗之时即为今矣。意谓后世之人亦莫如兄弟矣。此义虽不解，亦可在。毛氏已为衍，而郑又从而为说曰“始闻常棣之说也如此”，则人之恩亲无如兄弟之厚，皆衍说也。毛解“原隰裒矣，兄弟求矣”止言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于诗，虽无所发明，然未为害义。郑则不然，且诗止云“兄弟求矣”，而郑谓能立荣显之名，既于诗无文，笺何从而得此义？又云“原隰以相与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者”亦非也。且原也隰也，乃土地高下之别名尔，土地不动，无情之物，或高或下，不相为谋，安有相与聚居之理？此尤为曲说也。毛谓饮酒之饫为私者，燕私之意也。郑乃云“图非常大疑之事”，岂诗人本意哉？惟“不如友生”之说，毛郑意同而皆失。且诗人本欲亲兄弟，如毛郑之说，则是作诗者教人急难时亲兄弟，安平时不如亲友生矣。

本义曰：作诗者见时兄弟失道，乃取常棣之木，花萼相承，韡韡然可爱者，以比兄弟之相亲宜如此。因又极陈人情，以谓人之亲莫如兄弟，凡人有死丧可畏之事，惟兄弟是念，虽在原隰广野众聚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飞鸣而求其类。此既言兄弟之相亲者如是，又言兄弟虽有内阋者，至逢外侮犹共御之，又言当急难时，虽有朋友但能长叹而无相助者，惟兄弟自相求如此。及乎丧乱平而安宁，则反视兄弟不如友生，此乃责之之辞，所谓吊其不咸也。由是盛陈笾豆饮酒之乐，以谓兄弟宜以此相乐，则妻子室家皆和乐矣。使其深思如此为是乎？

论曰：《伐木》，文王之雅也。其诗曰：“以速诸父。”毛谓：“天子谓同姓诸侯曰父。”陈馈八簋，叉以为天子之簋，则此诗文王之诗也。伐木庶人之贱事，不宜为文王之诗。作《序》者自觉其非，故曰：“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须友以成者。”且文王之诗，虽欲汎言凡人须友以成，犹当以天子诸侯之事为主，因而及于庶人贱事可矣。今诗每以伐木为言，是以庶人贱事为主，岂得为文王之诗？郑氏云：“昔日未居位，在农时与友生为伐木勤苦之事者”亦非也。且文王未居位，未尝在农也。古者四民异业，其他诸侯至于卿大夫士未居位时，皆不为农，亦不必自伐木。庶人当伐木者，又无位可居。以此知郑说为缪也。诗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又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考诗之意，是为鸟在木上，闻伐木之声，则惊鸣而飞，迁于他木。方其惊飞仓卒之际，犹不忘其类，相呼而去。其在人也可不求其友乎？其义甚明矣。然果如此义，则是此诗主以鸟鸣求友为喻尔。至其下章，则了不及鸟鸣之意，但云：“伐木许许，伐木于阪。”便述朋友之事，与首章意殊不类，盖失其本义矣。故阙其所未详。

论曰：《天保》六章，其义一也，皆下爱其上之辞。其文甚显而易明，然毛郑不能无小失。郑以“俾尔多益”以“莫不兴”为每物益多及草木畅茂，禽兽硕大，川之方至为万物増多，皆诗文无之。虽国君受天之福，则当被于民物，然诗既无文，则为衍说。毛以公为事，郑谓先公是矣。若郑谓群臣举事得宜而受福禄，亦诗文无之。

本义曰：天之安定我君甚坚固，既禀以信厚之徳，则何福不可以除之？“俾尔多益”而众也。既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尔戬榖”，又曰“无所不宜”而受天百禄，又曰“降尔遐福”。其所以殷勤重复如此，而犹曰“维日不足”也。其下章则又欲其国家兴盛如山阜冈陵之高大，如川流之寖长，而又增之。既则又言非惟天之福我君如此，至于四时丰洁，酒食祀其先公先君，而神亦诒之多福，使民及群黎百姓皆被及之。前既欲其兴盛，则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亏坏之物以为况，曰“如日如月之常明，如山之常在，如松柏之常茂”。其卒章云“无不尔或承”者，谓上六章之所陈者，使我君皆承之也。大抵此诗六章，文意重复，以见爱其上深至如此尔。恒常也，诗人尔其君者，盖称天以为言。

论曰：诗文虽简易，然能曲尽人事，而古今人情一也。求诗义者以人情求之，则不远矣。然学者常至于迂远，遂失其本义。毛郑谓“出车于牧以就马”，且一二车邪，自可以马驾而出；若众车邪，乃不以马就车，而使人挽车远就马于牧，此岂近人情哉？又言先出车于野，然后召将率，亦于理岂然？其以“草虫”比南仲，“阜螽”比近西戎诸侯，由是四章、五章之义皆失，一篇之义不失者几何？

本义曰：西伯命南仲为将，往伐𤞤狁，其成功而还也。诗人歌其事，以为劳还率之诗。自其始出车至执讯获丑而归，备𫐠之故。其首章言南仲为将，始驾戎车出至于郊，则称天子之命使我来将此众，遂戒其仆夫以趋王事之急难。二章陈其车旟，以谓军容之盛虽如此，然我心则忧王事，我仆则亦劳瘁矣。三章遂城朔方而除𤞤狁。其四章、五章则言其凯还之乐，叙其将士室家相见欢欣之语。其将士曰：“昔我出师时，黍稷方华；今我来归，则雨雪消释而泥涂矣。我所以久于外如此者，以王事之故，不得安居。我非不思归，盖畏简书也。”其室家则曰：“自君之出，我见阜螽跃而与非类之草虫合，自惧独居，有所彊迫而不能守礼，每以此草虫为戒。故君子未归时，我常忧心忡忡；今君子归矣，我心则降。我所以独居忧惧如此者，以我君子出从南仲征伐之故也。”其卒章则述其归时春日暄妍，草木荣茂，而禽鸟和鸣。于此之时，执讯获丑而归，岂不乐哉？由我南仲之功赫赫然显大而𤞤狁之患自此遂平也。

论曰：据《序》止言天子燕诸侯，而笺以二章为燕同姓，三章燕庶姓，卒章为燕二王者。诗既无文，皆为衍说。由诗有在宗载考之言，遂生穿凿尔。郑又以露之在物，使柯叶低垂，喻诸侯有似醉之貌，天子赐爵则貌变肃敬，有似露见日而晞，何其臆说也？诗但言“露匪阳不晞”尔，初无柯叶低垂之文，郑何从而得此义？若诗人欲述诸侯似醉之状，则当以柯叶低垂之意见于文也。今但言露非见日不干，则非喻似醉之状矣。天子燕诸侯当以昼，而此诗但言夜饮者，燕礼有宵则设烛之礼，是古虽以礼饮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尽殷勤之意。盖昼燕常礼，不足道而举其燕私殷勤之意，以见天子恩礼诸侯之厚，此诗人所以为美也。

本义曰：天之润泽于物者，若雨若雪若水泉之浸，其类非一，而独以露为言者，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饮，故近取以为比云：“湛湛之露，润霑于物，非至曙则不干；厌厌之饮，恩被于诸侯，非至醉则不止。”其义如此而已。其言“在彼丰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诸侯尔；又云“令徳令仪”者，言此与燕之臣皆有令徳令仪尔；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实离离然”，亦喻诸侯在燕有威仪尔。诗人比事多于卒章别引他物，若下泉之诗“芃芃黍苗”之类是也。在宗载考，毛《传》是矣。

论曰：诗所刺美，或取物以为喻，则必先道其物，次言所刺美之事者多矣。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又如“维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称其服。”者是也。诗非一人之作，体各不同，虽不尽如此，然如此者多也。鸿雁诗云：“鸿雁于飞，肃肃其羽；之子于征，劬劳于野。”以文义考之，当是以鸿雁比之子，而康成不然，乃谓鸿雁知辟阴就阳，喻民知就有道之子。自是侯伯卿士之述职者，上下文不相须，岂成文理？郑于三章所解皆然，则一篇之义皆失也。

本义曰：厉王之时，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宣王之兴，遣其臣四出于野，劳来还定，安集之至于矜寡，使皆得其所。其所遣使臣奔走于外，如鸿雁之飞，其羽声肃然，而劳其体也。其二章言使臣暂止，为民营筑居室；其暂止于野也，如鸿雁集于泽尔。其卒章云“哀鸣嗸嗸”者，以比使臣自诉也。其自诉云：“哲人知我者，谓我以君命安集流民，而不惮劬劳尔；愚人不知我者，谓我好兴役动众，为骄奢也。”或谓据《序》言美宣王，而此诗之说但述使臣，疑非本义。且使离散之民还定安集者，由宣王能遣人以恩意劳来之也。天子之尊，必不自往。作《序》者不言遣使，以不待言而可知也，复何疑哉？

论曰：《序》言“《沔水》，规宣王也”，则是规正宣王之过失尔。今考诗文及笺传，乃是刺诸侯骄恣不朝及妄相侵伐等事，了不及宣王也。盖笺传未得诗人之本义。

本义曰：宣王中兴于厉王之后，诸侯未洽王之恩徳，故诗人规戒宣王以恩徳亲诸侯云：“沔彼流水，朝宗于海”者，言诸侯朝王如水朝海，以此规王当容纳诸侯如海纳众水也。“鴥彼飞隼，载飞载止”者，言诸侯之来者如隼之或飞或止，其或来或不来不可常，又规王宜常以恩徳怀来之也。“嗟我兄弟，邦人诸友，莫肯念乱，谁无父母”者，言此同姓异姓之诸侯虽不念王室之乱，然谁非父母所生？谓人人皆知亲亲之恩，又规王若以恩徳怀之，则皆亲附矣。“念乱”者，厉王之乱也。“念彼不迹，载起载行，心之忧矣，不可弭忘”者，谓诸侯不循法度者，王念之载起载行而不安居，不可弭忘者，又规王以不忘怀来之也。“鴥彼飞隼，率彼中陵”者，言诸侯有能循法度者，无使谗人害之，故曰：“我若亲友而敬礼之，则谗言其能兴乎？”

论曰：《序》言“《黄鸟》，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郑以为室家相去之诗，考文求义近是矣。其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离散者”，则非也。宣王承厉王之乱，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征伐所向有功，故能恢复境土，安集人民，内用贤臣，外抚诸侯，其功徳之大，盖中兴之盛王。然其诗有箴、有规、有诲、有刺者，盖虽圣人不能无过也。书称“成汤改过不吝”者，盖不言无过，言有过而能改尔。宣王之诗凡二十篇，其兴衰拨乱、南征北伐，则六月、采芑、江汉、常武是也；恢复文武之业，万民安集，国富人众，废职皆修，则车攻、鸿雁、斯干、无羊是也；慎微接下，任贤使能，则吉日、烝民是也；亲礼诸侯，赏功褒徳，则崧高、韩奕是也；夙兴勤政，则庭燎是也；遇灾而惧，侧身修行，则云汉是也。其为功徳盛矣，其所称美者众矣。然庭燎曰箴，沔水曰规，鹤鸣曰诲，祈父、白驹、黄鸟、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者，所谓虽圣人不能无过也。其所任贤臣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多矣。其用人之失者，一祈父尔；其有遗贤乘白驹而去者，亦一人尔；荒岁多淫昏，亦不岁岁皆然。盖有大功者不能无小失也。如黄鸟所刺云：“此邦之人，不可与处。”则他邦可处矣。是所刺者一邦之事尔，非举天下皆然也。孔子删诗并录其功过者，所以为劝戒也，俾后世知大功盛德之君，虽小过不免刺讥尔。而毛郑于白驹注云：“宣王之末，不能用贤。”于黄鸟又云：“宣王之末，天下室家离散。”如此则宣王者有始无卒，终为昏乱之主矣，异乎圣人录诗之意也。

论曰：毛于《斯干》，诂训而已，然与他诗多不同。郑《笺》不详诗之首卒，随文为解，至有一章之内，每句别为一说，是以文意散离，前后错乱，而失诗之旨归矣。又复差其章句，章句之学，儒家小之；然若乖其本旨，害于大义，则不可以不正也。郑谓秩秩斯干者，喻宣王之德流出无极已也；幽幽南山者，喻国富饶，民取足如取于山；如竹苞矣者，喻时人民之殷众；如松茂矣者，喻民佼好。又以“兄及弟矣”已下三句，谓时人骨肉相爱好，无相诟病。断此为一章。且诗之比兴，必须上下成文以相发明，乃可推据。今若独用一句，而不以上下文理推之，何以见诗人之意？且如郑说，则一章都无考室之义，且宣王方戒其臣民兄弟无相诟病，下章承之，遽言“我似续姜嫄先祖”，初无义理。且诗止云“似续妣祖”，郑便谓是成庙，不知何以知之。其次句则已别言筑寝矣，又隔二章后，谓“如跂斯翼”一章为成庙，其下一章又复言寝，都无伦次，此所谓文意散离，前后错乱者也。且“约之阁阁”一章与“如跂”一章，皆是述造屋之事，而郑辄别“如跂”一章为庙者，止用“君子攸跻”一句，谓升而祭祀尔。至如七月云“跻彼公堂”，又可为祭祀乎？以此知其谬也。自下“莞上簟”而下四章，直述占梦生子等事，毛、郑训释皆是矣。然不言其旨归，则何关考室之义也？毛训秩秩于此为流行，于《假乐》则为有常；郑于他诗又别训为清，莫知孰是。今以斯干义考之，有常近是矣。毛训犹为道，郑于他诗皆训为图、为谋，又或为尚，惟为图谋近是。谋者，事疑未决，心有所虑而言也。盖言兄弟相亲好，无相疑虑而谋尔。郑又改犹为愈，改芋为幠，改字先儒已知其非矣。毛训芋为大于义是也。毛、郑于他诗皆训𣗥为急，而毛于此诗为棱廉，意颇近而简难晓。郑训为㦸，谓如挟弓矢㦸其肘，迂矣。义当为急，矢行缓则枉，急则直，谓廉隅绳直如矢行也。郑又谓“如鸟斯革”云：“夏暑希革，张其翼者”，迂之甚也。革，变也，谓如鸟惊变而竦顾也。且毛、郑所以不得诗之本义者，由不以诗为考室之辞也。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称颂祷祝之言，如“歌于斯，哭于斯，聚国族于斯”，谓之善颂善祷者是矣。若知斯干为考室之辞，则一篇之义简易而通明矣。且《序》但言考室，而诗本无庙事，郑云宫庙亦衍说也。

本义曰：宣王既成宫寝，诗人作为考室之辞。其首章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云者，涧也，山也，有常处而不迁坏者也；竹也，松也，生于其间，四时常茂盛，不雕落，草木之寿者也。诗人以成室不迁坏如山涧，而人居此室，常安荣而寿考，如松竹之在山涧也，此所谓颂祷之辞也。其二章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无相犹矣，似续妣祖。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云者，谓宣王与宗族兄弟相亲好，无疑间，以共承祖先之世，不陨坠，得兄及弟也。其三章乃言工人约之椓之，施功力以成此室，以蔽风雨而去鸟鼠，然由君子增大而新之也。其四章又言宫寝之制度，其严正如人跂而翼翼敬也，其四隅如矢行而直也，其竦起如鸟惊而革也，其轩翔如翚之飞也，谓此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居之也。其五章又言其庭平直，其楹植立，昼夜宽明，宜君子居之而安宁也。其六章已下至于卒章，盛陈占梦生子之事者，谓安此寝而生男女，男则世为王，女则宜家之人室，而不贻父母之忧，亦祷颂之词也。

论曰：《无羊》之义简而易明，然毛不解以雌以雄，使学者何所从？郑以尔为斥宣王，又谓“众维鱼矣，实维丰年”为人众相与捕鱼，是岁熟庶人相供养之祥，室家溱溱为人之子孙众多。既不关考牧事，因谓占梦之官献梦于王，皆失之矣。且一篇之中所尔者皆是牧人，岂特于“无羊无牛”为尔宣王？郑亦何从而知此尔宣王而彼尔牧人邪？以雌以雄，郑谓牧人搏禽兽，迂矣。据诗“众维鱼矣”但言鱼多尔，何有捕鱼之文及人之子孙众多？皆不关牧事。诗人本为考牧，不应汎言献梦。而为郑学者遂附益之，以为庶人无故不杀鸡豚，惟捕鱼以为养。此为缪说不待论而可知。“鸱鸮”曰：“予未有室家”，则鸟兽以所居为室家矣。牛羊牢阑亦其室家也。

本义曰：宣王既修厉王之废，百职皆举，而牧人所掌牛羊蕃息，诗人因美其事，呼牧人而告之曰：“谁谓尔无牛羊？其数若此之多也！”其曰“以薪以蒸，以雌以雄”者，谓牛羊在野，牧人有馀力于薪蒸，而牛羊以时合其牝牡，所以云此者，见人畜各遂其乐也。鱼之为物生子最多，故梦鱼者占为丰年。岁无水旱，则野草茂而畜牧肥，此牧人之乐也。室家溱溱，谓牛羊蕃息众多也。

论曰：作诗《序》者，见其卒章有“家父作诵”之言，遂以为此诗家父所作。此其失也。考诗之言，极陈幽王任太师致王政败乱，号天仰诉，斥责其君臣无所隐避，卒乃自言作此诗以穷极王之致乱之本，欲使王心化其言以迁善。然则家父者，果何人哉？至于君臣之际，无所忌惮，直指其恶，而自尊其言，虽施于贤王犹恐不可，况于幽王昏乱之主，使家父有知其言不如是也。诗言民畏其上，不敢戏谈，岂有作诗之人极斥其君臣过恶，极陈其乱亡之状，而自道其名字，又显言我究穷王之致乱之由，与不敢戏谈之义顿乖，此不近人情之甚者。又自称其字曰家父，案《春秋》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来求车，距幽王卒之年至桓王卒之年七十五岁矣。然则幽王之时，所谓家父者，不知为何人也。说者遂谓幽王之时有两家父，又曰父子皆字家父，此尤为曲说也。或云乃求车之家父尔，至平王时始作诗也，此亦不通。要在失于以家父作此诗，遂至众说之乖缪也。且追思前王之美以刺今，诗多矣。若追刺前王之恶，则未之有也。盖刺者欲其改过，非欲暴君恶于后世也。若追刺前王，则改过无及，而追暴其恶，此古人之不为也。故言平王时作诗刺幽王者，亦不通也。案诗三百五篇，惟寺人孟子自著其名，而崧高、烝民所谓吉甫作诵者，皆非吉甫自作之诗。夫所谓诵者，岂得以为诗乎？训诂未尝以诵为诗也。诗云诵言如醉，盖诵前言而已。然则作节南山诗者，不知何人也。家父为作诗者所述尔。今《序》既失之，非毛郑之过也。毛郑于此诗大义得之，而不免小失。所谓“憯莫惩嗟”，如郑注以“憯莫惩”为一句，“嗟”字独为一句，于义岂安？“不吊昊天”，毛训吊为至，郑又转解至为善，皆失之。“不自为政”，郑意谓民怪天不自出政教。既而自觉其非，又言天不出图书有所授命，不惟怪妄，且诗意本无至于此。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夲是一章，而郑注分为两义，盖不得诗人之本意也。

本义曰：太师尹氏为下民所瞻，而为治不平，致王政乱，民被其害。大义毛郑皆得之。其十章之所失者五：一曰“憯莫惩嗟”者，谓民无善言而莫有惩艾，嗟闵者尔；二曰“不吊昊天”者，言昊天不吊哀此下民，而使王政害民如此也；三曰“不自为政”者，责幽王不自为政，而使此尹氏在位，致百姓于忧劳也；四曰“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云者，作诗者言我驾此大领之四牡，四顾天下，王室昏乱，诸侯交争，而四方皆无可往之所；五曰“家父作诵”云者，作节南山诗者既已具陈幽王任用太师之失，致民被其害矣，其卒章则曰有家父者，常有诵言以究王之失，庶几王心化善而能畜万邦也。诗之本意如此尔。

论曰：《正月》之诗，十三章，九十四句，其辞固已多矣。然皆有次《序》，而毛郑之说，繁衍迂阔，而俾文义散断，前后错杂。今推著诗之本义，则二家之失，不论可知。惟其为大害者，如毛郑解瞻乌之意，则正月者乃大夫教其民叛上之诗也。毛谓父母为文武，郑谓彼有旨酒为尹氏太师，皆诗无明文，二家妄意而言尔。郑又谓车载二章以商事喻治国者，亦非也。盖以覆车喻覆国尔，不必商人之车也。诗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后”，谓适丁其时尔。郑谓苟欲免身而后学者，因益之曰宁贻患于父祖子孙以苟自免者，岂诗人之意哉？乌巢鸟也，当止于林木，屋非乌所止也。止屋则近祸，以譬君子仕乱邦非所宜处，而将及祸也。毛郑之意不然，谓乌择富人之屋而集，譬民当择明君而归之，是为大夫者无忠国之心，不救王恶而教民叛也。幽厉之诗，极陈怨刺之言以扬君之恶，孔子录之者，非取其暴扬君过也。以其君心难格，非规诲可入，而其臣下犹有爱上之忠，极尽下情之所苦而指切其恶，尚冀其警惧而改悔也。至其不改悔而败亡，则录以为后王之戒。如毛郑瞻乌之说，异乎孔子录诗之意矣。

本义曰：其一章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云者，降霜非时，天灾可忧，而民之讹言以害于国，又甚于繁霜之害物也。又曰：“念我独兮，忧心京京。哀我小心，癙忧以痒。”云者，大夫言己独为王忧尔，以见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忧惧也。其二章云：“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后。”云者，言父母生育我，犹不欲使我有疾病，而乃遭罹忧患如此，盖适丁其时尔。其曰“不自我先后”者，直叹已适遭之尔。又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忧心愈愈，是以有侮。”云者，刺王但见人言从口出，而不分善恶，而我为之忧，是以见侮慢也。其三章曰：“忧心惸惸，念我无禄。民之无辜，并其臣仆。哀我人斯，于何从禄？瞻乌爰止，于谁之屋？”云者，大夫惧祸，思去其位也。念我无禄者，念思也，思母食其禄也。所以然者，见时人民无辜，并其臣仆滥及于刑罚，所以惧而思去也。既自为谋，而又哀他人之居禄位者，如乌止于人屋，处非所安，而将及祸也。其四章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视天梦梦。既克有定，靡人弗胜。有皇上帝，伊谁云憎？”云者，道民怨诉于天之辞也。云人之乏薪蒸者，瞻彼中林，则往得所欲。今民方危殆，而仰瞻天，则梦梦然而无所告。若天能有定意，则何人不可祸罚之？然此讹言乱国之民，不见祸罚，而使危殆之民反被其害。彼皇皇上帝，果憎谁乎？此怨诉之言也。其五章曰：“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云者，言人勿谓山为卑，不能阻险以致倾覆。此山至卑，止为冈陵，亦能使人倾覆。言不可忽也。然则讹言之人，其可忽为无害而莫之惩乎？又曰：“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者，意谓乌之雌雄尚不能知，其能知我梦之吉凶乎？此骄昏之主，侮慢老成之辞也。凡禽鸟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别之。乌之首尾毛色雌雄不异，人所难别，故引以为言。其六章曰：“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云者，大夫既戒王无忽讹言而不惩，因又戒其小人曰：“汝无恃王不惩汝。”譬犹谓天高去人虽远，谓地厚托足虽安，然不可不局蹐而畏惧者，天有时而降祸殃，地有时而致沦陷。言天地犹如此，宜常畏惧。王之恩私难恃也。我之斯言，甚有伦理，而哀尔讹言之人，闻我正言则走避，如虺蜴见人辄走然。大夫所哀之人，盖指讹言之小人也。其七章曰：“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扤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力。”云者，大夫自伤独立于昏朝之辞也。五章既陈戒王之意，六章又戒小人而不见听，因自伤独立而无助云。瞻彼阪田之苗，有特立者，乃菀然而茂盛。今我独立于昏朝而势倾危，天之扤我，惟恐不倾折也。又云：“彼有欲求我相则效者，又不与我相遭。其与我同列而耦居者，又不出力助我也。”云天之扤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于天也。古言谓耦为仇，其复言仇仇者，犹昔言两两，今言双双也。大夫既伤独力，而知其无如之何，故于下章遂及亡国之忧，然犹欲救之也。其八章曰：“心之忧矣，如或结之。今兹之正，胡然厉矣？燎之方扬，宁或灭之？赫赫宗周，褒姒烕之。”云者，言我心之忧如结，而国之政何其恶也。正政古用字多通，而毛训为长，非也。又言火燎于原，其势盛若不可向，而犹或有扑灭之者。周虽赫然而必为褒姒所灭也。作诗时周实未灭，而云灭之者，郑《笺》是矣。诗上七章皆述王信讹言乱政，至此始言灭周，主于褒姒者，谓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祸乱之本以归罪也。其九章曰：“终其永怀，又窘阴雨。云者，谓欲以车弃其辅而覆其载，喻王将倾覆其国。故先言阴雨者，谓车遭雨水泥泞而又弃其辅，则必覆尔。既覆而求助，则不及矣。其十章又戒其无弃尔辅而益其辐，又顾其仆使不覆所载者，谓驾车者当如此，犹恐覆败，而今乃履绝险而不以为意，则宜其覆矣。此又喻王不知戒慎以覆国也，所谓犹欲救之之辞也。其十一章曰：“鱼在于沼，亦匪克乐。潜虽伏矣，亦孔之炤。忧心惨惨，念国之为虐。”云者，大夫既忧国之将亡，又自伤将及于祸之辞也。水鱼所乐也，而池沼近人，常易得祸，故曰匪乐。虽潜藏隐伏，而以近人终被𫉬以，比身仕乱邦，无所逃祸也。其曰念国为虐者，意谓国君为虐政，而我仕于乱邦也。其十二章曰：“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邻，昏姻孔云。念我独兮，忧心慇慇。”云者，大夫既自伤将及祸，而又哀彼众人不知危亡可忧，而犹有以酒殽与其邻里亲戚为乐者，而我独忧也。其十三章曰：“佌佌彼有屋，蔌蔌方有谷。民今之无禄，天夭是椓。哿矣富人，哀此惸独。”云者，言彼佌佌之小人，蔌蔌之贫陋者，初犹有屋谷以生，而今民无禄食，天又夭害之。国君既不能恤矣，彼富人之有馀者，尚可哀此惸独而恤之也。大夫忧国者，陈祸乱，述危亡，戒其君及其民备矣。知其无可奈何矣，反告富人以哀惸独，此窘穷苟且之急辞也。故以为卒章。

论曰：君子之所以贵于众人者，众人之惑君子辨之，而世取信焉。是不可以不慎也。故至于有所疑，则虽圣人犹或阙焉者，慎之至也。吾于十月之交，小旻小宛，正其失而从其是者；于浩浩昊天，置之而不敢辨者，阙其所疑也。此四诗者，毛氏皆以为刺幽王，郑氏皆以为刺厉王，而后世惑焉。郑谓十月为刺厉王者，以番维司徒、艳妻煽方处及七子以后宠乱政知之也。其言幽王时，郑桓公友为周司徒，而非番也。案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为司徒，其前七年安知无番为司徒也？即使番不为幽王司徒，安知其为厉王司徒也？毛以艳妻为褒姒，而郑谓褒姒非王后，不得称妻，遂以艳妻自是厉王之后。即使褒姒不称妻，亦安知艳妻为厉王后也？案《史记》载厉王之事，惟云好专利任用荣夷公，又使卫巫监谤，得谤者而杀之，拒芮良夫、召公等谏，又云暴虐侈傲而已。若使艳妻用事以致流亡，则不得略而不载也。厉王出奔于彘十四年，本纪惟言太子静留匿召公家，而不言王后所在及其姓氏始末，前世诸书皆无之。使厉王由艳妻以致乱亡，不应前世都没而不见，既无所见，郑氏何从而知之？据诗列皇父卿士至于艳妻，此八人者皆是用事乱政之人尔。而郑氏乃以七子者皆是后之亲党，且诗无后党之文，而艳妻姓氏本末尚皆不可知，而七子者安知皆为后党？是三者皆臆说之缪妄者也。厉幽皆昏乱之主也，其及于祸也亦然。小宛之诗，据文求义，施于厉幽皆可。虽郑氏亦不能为说，以见非刺幽也。而为郑学者彊附益之，乃云四诗之《序》皆言大夫刺。既以十月为刺厉王，则小旻小宛从可知。然则正月不云大夫刺乎？安得独为刺幽王也？又云小旻小宛其卒章皆有怖畏恐惧之言，似是一人之作。夫以似是而为必然之论，此不待攻而可破也。或问十月之交从毛为刺幽可矣，旻宛施于厉幽皆可，而子亦从毛为刺幽而不疑者何也？曰：邑中失火，邑人走而相告曰：“火起某坊。”郊野道路之人望而相语曰：“火在某坊。”则谁从乎？若以邑人之言为非，而郊野道路之言为是者，非人情也。毛氏当汉初兴，去诗犹近；后二百年而郑氏出，使其说有可据而推理为得，从之可矣。若其说无据而推理不然，又以似是之疑为必然之论，则吾不得不舍郑而从毛也。或者又曰：然则雨无正亦可以从毛矣，何疑而阙焉？曰：使毛于诗《序》但云“浩浩昊天，刺幽王”，则吾从之矣；其曰“雨无正”，则吾不得不疑而阙。古之人于诗多不命题，而篇名往往无义例。其或有命名者，则必述诗之意，如巷伯、常武之类是也。今雨无正之名，据《序》曰：“雨自上下者也，言众多如雨而非正也。”此述篇中所刺厉王下教令繁多如雨而非正尔。今考诗七章，都无此义，与《序》绝异。其第一章言天降饥馑于四国及无罪之人沦陷非辜，尔自二章而下皆言王流于彘已后之事，且王既出奔，宣王未立，周召二公摄政十四年而王卒崩于外，是厉王不复为政久矣，安有教令所下如雨之多者乎？况诗六章如毛郑《笺》传悉是刺周之大夫诸侯不肯从王出居而无人夙夜朝夕事王于外及在位之人不能听言而不畏天命等事尔，殊无一言及于教令自上而下之意。然则“雨无正”不为“昊天”之《序》，决可知也。独不知何为而列于此，是以阙其所疑焉。十月，小旻，郑氏差其时世及七子、艳妻之失，吾既已详之矣。其馀笺传之说，皆得诗人之意。惟小宛笺传之失，不可以不论。正其本义，论曰：幽王亡国之君，其罪恶非一，而作诗以刺王者亦非一人，故各陈其事而刺之，不必篇篇遍举其恶也。小宛所刺，据文求义，是大夫刺王不能勉彊以继先王之业而骄昏醉酒，使下民多陷罪罟而君子忧惧不安，其大旨劝王勉彊之诗也。而毛解“鸣鸠戾天”谓行小人之道，不可责高明之功，正与诗人之意相反；又谓先人为文武亦疏矣。而后之学者既以先人为文武，而有怀二人又为文武，不应重复其言而无他义也。郑以螟蛉之子比万民亦疏矣；至以“日迈月征”为视朝视朔及谓岸狱中人持粟出卜皆谬论也。卜者决疑之谓也，有疑而问谓之卜。毛以“交交”为小貌亦初无义理，“交交”者参杂相乱之谓也。郑于甫田之什《桑扈》诗以“交交”为飞往来貌是也。

本义曰：大夫刺幽王败政，不能继先王之业。其曰“宛彼鸣鸠，翰飞戾天”云者，谓此鸠虽小鸟，亦有高飞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彊，奋起曽飞鸠之不如，以坠其先王之业，故曰“念昔先人”，谓思宣王也。其曰“有怀二人”者，以下章所陈二人刺王云。人谁不饮酒，一人则斋肃通明，虽饮而温克；一人则昏然无知，但以沈醉苟一日之乐，谓王也。因戒之使无耽此乐，宜敬天命之无常也。既以此语警之，则又劝勉之中原有菽，庶民皆可采；往者无不得也，世有善道，凡人皆可为，为则得之矣。王何独不为也？又言人性虽恶，可变而为善，譬如螟蛉之子，教诲之则可使变其形而为蜾蠃子也。既劝勉之，则又告其速自改悔云：譬如脊令，且飞且鸣，自勤其身，不少休息。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时，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励，庶无忝辱于先王云。所生者亦谓宣王也。其下二章则言小人君子所苦，以见举国之人今皆失所也。谓彼桑扈食肉之鸟，今无肉以食，则相与群飞杂乱，循场厓而争粟，有如国人失其常业而至于穷寡，乃相与为争讼而入于岸狱云。宜者谓其势不得不然也。王又愚暗，不晓民事，至乃握粟问人云：“此粟自何而能得成谷？”谓其不知稼穑之艰难，犹今世诮愚人云：“菽麦不分”是也。王既骄昏如此，则其君子立于朝者如集于木，危惧而不安，又如临谷履冰，常忧殒陷也。

论曰：据《巧言序》，是大夫刺幽王信谗之诗。而郑于首章解为刺王傲慢无法度，二章以下所斥君子，又皆以为在位之臣，则与《序》文异矣。毛训“怃”为大，“郑”训为傲。据诗言乱如此大，则义可通；若云乱如此傲，岂成文理？曰“父母且”，当为语助；郑音“苟且”之且，言王即位且为民父母，其后乃刑杀无罪。非惟学者附益以増郑过，就令只依郑说曰“父母且”（苟且之且），亦岂成文理？郑又以“寝庙”、“大猷”、“他人有心”与“毚兔”共为一章，言四事各有所能，乃以田犬之能拟圣人之能，不惟四事不类，又殊无旨归。盖由误分章句，失诗本义，故其说不通也。“委委蛇蛇”，古人常语，乃舒迟安闲之貌。毛训为浅意，不知其何所据也。

本义曰：幽王信惑谗言以败政，大夫伤已遭此乱世而被谗毁，乃呼天而诉曰：“悠悠昊天，为我父母。我无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乱之世。我畏天之威，已太甚矣。实谨慎，不敢有罪辜也。”此首章之义。大夫先自诉也。其二章、三章遂述幽王信谗致乱之事。其四章曰：“奕奕寝庙，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圣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云者，寝也庙也，众工之所成也。然规为制度本于君子，是君子者皆知众工之事也。先王之大道，圣人之所谟也。意谓聪明之人下通小人之贱事，上达圣人之大道，无所不知；而至于忖度常人之心，则不待聪明者，虽予亦能之。盖叹幽王独不能而为谗邪所惑也。予作诗之人自谓也。其五章“跃跃毚兔，遇犬获之”云者，以狡兔比狡恶之人，王所当诛也。“荏染柔木，君子树之”云者，以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爱䕶使得树立，勿纵谗邪伤害之也。“往来行言，心焉数之”云者，谓往来行路之言焉足听纳于心也。其六章曰：“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云者，谓谗人能言，然徐缓敢为大言，出口而无忌惮，又善悦人听其美如笙簧，而颜不惭愧，使人易惑而难辨也。其二章、三章及卒章笺传粗得其义，学者可推而通，不烦论著。惟君子当为斥幽王尔。

论曰：古诗之体，意深则言缓，理胜则文简。然求其义者，务推其意理；及其得也，必因其言据其文以为说。舍此则为臆说矣。郑于《何人斯》为苏公之刺暴公也，不欲直刺之，但刺其同行之侣，又不欲斥其同侣之姓名，故曰“何人斯”。然则首章言“维暴之云”者，是直斥暴公，指名而刺之，何假迂囘以刺其同侣，而又不斥其姓名乎？其五章、六章义尤重复，郑说不得其义，诚为难见也。今以下章之意求之，则不远矣。但郑以“何人”为同侣，则终篇之语无及暴公者，此所以不通也。古今世俗不同，故其语言亦异。所谓“鱼梁”者，古人于营生之具尤所顾惜者，常不欲他人辄至其所。于诗屡见之，以前后之意推之可知也。诗曰“毋逝我梁”者，《谷风》、《小弁》皆有之。《谷风》夫妇乖离之诗也，其弃妻之被逐者为此言矣。《小弁》父子乖离之诗也，于太子宜臼之被废又为此言矣。“胡逝我梁者，何人斯”有之，此朋友乖离之诗也，于苏公之被谮，其语又然。然则诗人之语岂妄发邪？苏、暴二公事迹，前史不见。今直以诗言文义，首卒参考，以求古人之意。于人情不远，则得之矣。《谷风》、《小弁》之道乖，则夫妇父子恩义绝，而家国丧。何独于一鱼梁而每以为言者？假设之辞也。诗人取当时世俗所甚顾惜之物，戒人无幸我废逐而利我所有也。苏公之意亦然。由是而求之，《何人斯》之义见矣。

本义曰：“彼何人斯？”斥暴公也。“其心孔艰”，心倾险而不平易也。“胡逝我梁”，欲利我所有也。“不入我门”，与我绝也。“伊谁云从？维暴之云”，谓听谮者伊谁乎？乃惟暴公之言是从。其二章曰：“二人从行，谁为此祸？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意谓借有二人相从，则我不知果谁为谮我者。今尔何利我梁而不入吊我之被谮？又今待我不如初，则尔为谮我者可知而不疑。其三章云：“胡逝我陈，我闻其声，不见其身。”陈，堂涂也。盖言其又进而阴窥其家私矣。而苏公者自省内无所愧畏，不惧其来窥尔。其四章云：“不自北，自南。”叹已适遭之也。“飘风”，取其无形而中人有似谮言尔。其下章则述与暴公俱仕王朝，相从出入，亲好之意云尔。所安行我亦不遑舍而从尔，尔所亟行尔车既脂，吾已从尔也。言或缓或急，有一于此，惟尔之从。云何敢告病？又云：“尔还而入我室，则我心安；还而不入我室，则我莫知何故而致尔不入也。”其或入或不入，有一于此，常使我心病之也。言我待尔之勤，惟恐相失也。其下章又言我与尔相亲爱而相应和，如兄弟之吹埙篪相联比，如贯索而尔不我知。舍此三物不足以喻我心，则惟当与尔诅其不信尔。三物谓埙也，篪也，贯也。其卒章则极道其事云：“汝隐匿形迹，能使我不见不觉，如鬼蜮之肆害于人乎？我则不得而知。汝今汝乃人尔，日以面目与我相视，无穷极不可隐藏，我安得不知汝之谮我乎？故我作此与汝相好之歌，以究极尔反侧之心。”

论曰：《蓼莪》之义不多，毛《传》特简。郑氏之失，惟以“视莪”为蒿，以文害辞，此孟子之所患也。又以“缾罍”比贫富之民，非诗人之本意。以下文推之可见，“飘风”非取其寒，亦非诗意也。其以“终养”为病，亡之时滞泥之甚矣。

本义曰：周人苦于劳役，不得养其父母者，见彼蓼蓼然长大者，非莪即蒿，皆草木之微者。其茂盛如此者，由天地生育之功也。思我之生也，父母养育我者亦劬劳矣，而我不得终养以报也。“缾罍”物之同类也。此述劳苦之民自相哀之辞也。其曰“鲜民之生”者，言不遂其生，不如死也。“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飘风发发”，暴急而中人也。言王威虐可畏，而暴政害人，我独罹之也。

论曰：郑氏以“有饛簋飧”为客始至，主人所致之礼；又以“公子发币于周之列位”而责周人无反币；自“天汉有光”以下至卒章，喻王置官司而无督察之实，皆非诗人之本义也。据《序》本为谭人遭幽王之时，困于役重而财竭，大夫作诗以告病尔。亦何暇及于主人为客致飧、使还反币等事？且谓王置官司而无督察之实，了不关役重财竭之意。若但言督察官司，施于何诗不可？又若必刺官司失职，则日月星辰名职至多，宜举其大而要者，义与王官相近，方可以为善譬。今诗所举，止于掩兔簸扬挹酒浆之类，又其下无文，莫见王官之义。盖郑氏不得诗人本义，故其为说汗漫而无指归。其以“天汉有光”属“鞙鞙佩璲”为一章，分虽则七襄以下为别章。使诗不分章则已，若果分章，则当有义类。今毛郑所分章次，以义类求之，当离者合之，当合者离之，使章句错乱。然不系诗义之得失，学者自求之可见矣。

本义曰：《大东》之首章曰“有饛簋飧，有救棘匕”，者足于丰饶之辞也。谭人得以自足者，由周道平直而赋役均也。周之君子履行此道，使下民视而有所赖也。大夫反顾昔时，谭人盖尝如此，所以潸然出涕者，伤今不然也。其二章遂言今则王政偏而赋役重，无小无大皆取于东，使谭人杼轴皆空，至于穷乏，以葛屦而履霜。其公子佻佻然奔走于周行，其行役往来频数，使其力疲而心病也。其三章者告病之辞也，谓彼刈薪者为水浸而腐坏，尚可载刈；若斯人者劳苦而困弊，则将死矣，故云可以休息之也。其四章则言东人困苦如此，王官无以其职来抚劳之者，而周人方事侈富，洁其衣服以相夸，至于操舟之贱亦衣熊罴之裘，而私家之人皆备百官而禄食。其五章则刺王多取于下而滥用也。言当饮浆者今饮酒矣，佩玉之人皆不材而冗食矣，其横费如此，所以致周之重敛也。其六章以下皆述谭人仰诉于天之辞也。其意言我民困矣，天之云汉有光亦能下监我民乎？其不言日月之明而言云汉之光者，谓天不能下监也。又言天虽有织女不能为我织而成章，虽有牵牛不能为我驾车而输物。其七章又言虽有启明长庚，不能助日为昼俾我营作，虽有天毕，不能为我掩捕鸟兽。其八章又言虽有箕，不能为我簸扬糠秕，虽有斗，不能为我挹酌酒浆。其意言我谭人困于供亿，其取资于地者皆已竭矣，欲取于天又不可得也。其卒章则又言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张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于东，是皆怨诉之辞也。其馀训解则毛郑多得，学者当自择之。

论曰：毛郑于四月之义，小小得失皆不足论。惟以先祖匪人为作诗之大夫斥其先祖，此失之大者也。且大夫作诗本刺幽王任用小人而在位贪残，尔何事自罪其先祖？推于人情，决无此理。凡为人之先祖者，积善流庆于子孙而已，安知后世所遭者乱君欤治君欤？今此大夫不幸而遭乱世，反深责其先祖以人情不及之事，诗人之意决不如此。就使如此，不可垂训。圣人删诗必弃而不录也。郑之所失于此尤多。诗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直谓江汉纪率南国之众川以朝宗于海耳，而郑氏以为比吴楚之君。且诗人本患下国之构祸，岂可反称吴楚僭叛之君以为美？于理岂然？矧考诗文无之，此亦其失之大者。予当为予夺之，予郑以予为我是，以其说莫通也。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谓惟其才也。诗所谓匪人者，言非才也。古之仕者世禄，故诗人刺在位贪残之臣自其先祖以来任非其才尔。凡言任才非其人者，譬有如能治水之人使之为治木之官，是任非其人也。而郑氏直以谓非人者身非是人也，故云是人则当知患难。昔之通儒执文害义，盖有如此。或谓诗人但当刺时在位之臣，何必远及其先祖？曰作诗者人人意异，《四月》之诗以寒暑为喻，故推其初始而言，见事皆有渐，不图之于早也。考其三章之次第，可以见矣。

本义曰：周大夫刺幽王之臣在位者贪残刻剥于其下，使民物耗竭，如草木雕尽于秋冬。乃于首章先本其事云：自四月夏暑气盛，至六月盛极当退。于此之时，万物已有将衰之渐，而人未见也。如彼世禄在位之臣，自其先祖以来所任已非其人。当时何安然忍予之禄位者？盖未见其害。其二章遂言贪残之政，使民物伤耗，如秋日之凄然，使百草俱病也。其三章则极言民物穷竭，如冬日寒风凛冽，暴急而万物雕尽也。其曰“乱离瘼矣，奚其适归”者，民被患浅，犹思有所归以苟免也。又曰“民莫不穀，我独何害”者，民被患愈深，则其辞愈缓，盖知其无如之何，但自伤叹而已。而云“民谁不有生，我独何为及此害也”。诗人于此三章言有次第，盖如此也。其曰“山有嘉卉，侯栗侯梅”者，又言贪残之臣害物广也。谓如采于山者，但知贪取栗梅，不知其下美草皆被蹂践而残贼也。其曰“相彼泉水，载清载浊”，我日构祸，曷云能谷者，谓此泉水澄之则清，挠之则浊，譬彼诸侯，可使为善，可使为恶，而彼贪残之臣日自构怨乱之祸于下国，亦何由使其为善？其曰“滔滔江汉，南国之纪”者，勉其下国之辞也。谓此江汉二大川总纳南方之众水，滔滔而流以归乎海，故能为南国之纪。汝下国之诸侯当尽瘁以事周，相率而尊天子，则土地爵禄何所不有也。其下二章则哀其人民之辞也，谓其欲去则不如鱼鸟有所逃避，欲居则不如草木之依山隰得遂其生也。

论曰：《小明序》云大夫悔仕于乱世也。郑谓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日小其明，损其政事。据诗终篇，但述征行劳苦，畏于得罪，不敢怀归之事，乃是大夫悔仕之辞，如《序》之说是也，了无幽王日小其明之意。大雅明明在下，谓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谓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为志别尔，了不关诗义。苟如郑说，则小旻、小宛之类有何义乎？诗云“嗟尔君子，无恒安处”，乃是大夫自相劳苦之辞，云无苟偷安，但靖共尔位之职，惟正直是与，则神将祐尔以福也。郑乃以“嗟尔君子”为其友之未仕者，且大夫方以乱世悔仕，宜勉其未仕之友以安居而不仕，安得教其无恒安处？盖郑谓大夫勉未仕之友去之他国，无安处于周邦也，故引鸟则择木之说。夫悔仕者悔不退而穷处尔，如郑之说，则周之大夫皆怀贰心，教其友以叛周而去，此岂足以垂训也？

论曰：《鼓钟序》但言刺幽王，而不知实刺何事。若据诗文，则作乐于淮上矣。然旁考诗书《史记》，无幽王东巡之事，无由远至淮上而作乐，不知此诗安得为刺幽王也？书曰“徐夷并兴”，盖自成王时徐戎及淮夷已皆不为周臣，宣王时尝遣将征之，亦不自往。至鲁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庄王时，而其事不明，初无幽王东至淮徐之事。然则不得作乐于淮上矣。其诗曰“鼔钟将将，淮水汤汤，忧心且伤。淑人君子，怀允不忘”，其先言忧心，而后言君子，不知忧心者复为何人？其卒章云“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其辞甚美，又疑非刺也。毛谓南为南夷之乐者非也。昔季札听鲁乐，见舞南籥者，曰：“美哉，犹有憾。”盖以为文王之乐也。诗人以文王之诗为周南、召南，然则此所谓以雅以南者，不知南为何乐也，皆当阙其所未详。

论曰：《裳裳者华》，刺幽王者三事尔：由小人在位而谗谄进，故弃贤者之类；绝功臣之世也；其卒章又戒王毋近小人而当亲君子，义止如是而已矣。然毛郑之失者，以裳华喻君，以之子为明王。由是诗之义不可得而见。毛又以左之为朝祀之事，右之为丧戎之事。郑以君子为先人。考诗及《序》皆了无此义，失之尤远。

本义曰：裳裳者华，其叶湑兮者，言其叶华并茂，喻贤材美众盛也。我见是人而倾心用之，则君臣有荣誉也。又曰：裳裳者华，芸其黄矣，言其华色光耀，喻有功之臣功烈显赫也。我见是人作事皆可法，故得庆于后而世禄不绝也。章法也。陈二章刺王不能也。又曰：裳裳者华，或黄或白，刺王朝君子小人杂处也，而谗谄得进，因戒王以驭臣之道当如驭马，使驽良并驾而进退迟速如一者，在调和其辔缓急以节之尔。谓善驭臣下者，君子小人各适其用而节制在己也。其卒章则又言左右常当亲近君子而慎其所习，左右有小人则似小人，有君子则似君子也。

论曰：《鸳鸯序》云思古明王交于万物有道，自奉养有节。今考诗下二章言乘马在廏，犹近于自奉养之事。然马无事则委之以莝，有事则予之以榖，此前世中材常主之所能为，而不足当诗人思古而咏叹。然义犹有说而通，若其上二章之义，了不涉及《序》意。且鸳鸯非是雁之类，其肉不登爼，非常人所捕食之物。今飞而遭毕罗，乃是物之失所者，而谓匹鸟止则耦，飞则双，此为交万物之实。匹鸟之双，自是物之本性，了不干人事。幽王之世，鸳鸯飞止亦宜自双耦，何必果明王之时也？其二章云：“鸳鸯在梁，戢其左翼。”郑谓明王之时，人不惊骇而自若无恐惧。然则人不惊骇与遭毕罗，二章义正相反而郑皆为明主之时，理岂得通？又诗二章其下文皆云“君子万年”，是其在梁与毕罗，诗人本不取其惊不惊也。故此篇本义未可知也，宜阙其所未详。

论曰：郑氏以《车舝》之诗，周大夫恶褒姒之乱国，欲求贤女以辅佐幽王。然解诗三章，燕喜、燕誉、饮食、歌舞，皆以为幽王既得贤女之后，改为善行，大夫以此相庆，自相燕乐。故虽无贤友、旨酒、嘉殽，亦且亟相饮食歌舞，言其喜甚也。据诗《序》，言褒姒之恶，败乱其国，大夫不能救止，顾无如之何。因思得贤女以配君子为辅佐，庶几可救王尔。思得者，是未见之辞也。所思贤女尚未有其人，而诸大夫舍其所忧之急者，遂言已得贤女之后庆喜燕乐之事。使略及之，犹在人情。或有今诗，连章复句，述其燕喜、燕誉，至其三章，更不及他事，惟说饮酒歌舞。然则郑氏之说，岂诗人之本意哉？且诗人本以幽王无道，思得贤女以救其恶。郑《笺》平林云：“王若有美茂之德，则贤女来配。”若王自有美茂之德，则诗人复何所刺乎？亦非诗人本意也。至于“虽无旨酒，式饮庶几”，以为庶几王之变改，是“式饮庶几”分为二事。又云：“我与女用是歌舞相乐，喜之甚也。”然则上言方庶几幸王变改，下言则已喜甚，又以“虽无德”三言断为一句，皆文义乖离，害诗本义，不可不论正也。

本义曰：间关车之牵兮，思娈季女逝兮。匪饥匪渴，德音来括。者所谓思得贤女之辞也。匪饥匪渴云者，言我所思者，非饥思食，非渴思饮，乃思贤女以德音来与我王配合也。虽无好友，式燕且喜者，谓彼所思之女，虽无众妾与相好友，祗得一人，亦足以承王之燕喜也。妇人以相好为友，见《关雎》之文。又曰：依彼平林，有集维鷮。辰彼硕女，令德来教。式燕且誉，好尔无射。云者，此恶褒姒嫉妒之辞也。谓彼平林之广，能容飞鸟，则鸣鷮皆来依其䕃蔽。硕女贤淑，能容其下，则众妾之有令德者皆来化其善行也。若得此贤女与王燕乐而享荣誉，则我好爱之无厌射也。又曰：虽无旨酒，式饮庶㡬。虽无嘉殽，式食庶几。虽无德与女，式歌且舞。云者，思贤女而不可得之辞也。以谓酒殽虽不美善，庶几可饮食，则饮食之矣。贤女虽无德及汝，可配王，则当共歌舞而乐之尔。陟冈析薪，言得之易也。鲜我觏尔，我心写兮者，叹贤女难得，使我倾心求之而未见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辞也。以谓贤女虽难得，求之不已，将有得也。故其下则云：四牡𬴂𬴂，六辔如琴者，谓调和车马往迎之，如首章车舝也。使我见王得此贤女为新昏，则慰我心矣。

论曰：青蝇之污黑白，不独郑氏之说，前世儒者亦多见于文字。然蝇之为物，古今理无不同，不知昔人何为有此说也？今之青蝇所污甚微，以黑点白犹或有之，然其微细不能变物之色。诗人恶谗言变乱善恶，其为害大，必不引以为喻。至于变黑为白，则未尝有之。乃知毛义不如郑说也。齐诗曰：“匪鸡则鸣，苍蝇之声。”盖古人取其飞声之众，可以乱听，犹今谓聚蚊成雷也。

本义曰：青蝇之为物甚微，至其积聚而多也，营营然往来飞声，可以乱人之听。故诗人引以喻谗言渐渍之多，能致惑尔。其曰“止于樊”者，欲其远之，当限之于藩篱之外，郑说是也。棘榛皆所以为藩也。

论曰：卫武公之作是诗也，本以幽王荒废饮酒无度，天下化之，君臣沈湎，所以刺也。如郑氏之说，则王之饮酒，賔主肃然，礼修乐备，物有其容，揖让周旋皆中其节。先与群臣射而择士，然后祭祀其先，至于受神之福，酌尸登馂，礼无违者。及乎射祭讫事之后，燕其族人，旅酬之际，始与其坐賔顿出小人之态，号呼倾侧，以至失礼败俗。是其一日之内，朝为得礼之贤君，暮为淫液之昏主，此岂近于人情哉？盖诗人之作，常陈古以刺今。今诗五章，其前二章陈古如彼，其后三章刺时如此。而郑氏不分别之，此其所以为大失也。郑氏长于礼学，其以礼家之说曲为附会诗人之意，本未必然，义或可通，亦不为害也。学者当自择之。

本义曰：賔之初筵，刺幽王君臣沈湎于酒。其前二章略陈昔之人君与其臣下饮酒，必賔主秩秩然肃恭，至于笾豆殽䔩皆有次《序》，而酒旨乐和，又不徒燕饮而已也。或行射礼以揖让周旋，因其胜不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神享而降福子孙，受赐乃相湛乐，盖明非以淫泆为乐也。其下二章遂刺王之君臣上下饮酒既失威仪，又号呶杂乱，笾豆亦无次《序》，至于起舞倾侧，其冠弁又立监史以督罚不饮者，皆使之醉，而时人反以不醉为耻。勿无皆禁止之辞也。其卒章曰“式勿从”，谓无俾太怠者，戒醉者无从其所谓以自纵而至于太慢惰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语。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云者，又戒人以醉言不可听，至于谓羖羊童首，是以无为有，则醉言无度可知也。“三爵不识，矧敢多”又云者，又教饮者以醉辞也，言我三爵已昏然无所识知矣，其又敢多饮乎？

论曰：诗云“君子来朝，言观其旗”，郑谓诸侯来朝王，使人迎之，因观其衣服车乘之威仪，所以为敬且省祸福。据《序》但言幽王侮慢诸侯，不能锡命以礼，君子思古以刺今尔。如郑所说省祸福，诗及《序》文皆无之。据诗但述诸侯来朝，车服之盛可观尔。其曰“君子所届”者，乃言君子所至，车旗如此之盛尔，亦不谓其法制之极也。天子所予者，谓此诸侯旗鸾骖驷与其所服赤芾邪幅，皆是天子所赐尔，以刺幽王不能赐诸侯也。诸侯爵秩车服有等差，当赐则赐矣，不待其幅束无纾缓之心然后赐也。其曰“彼交匪纾”者，直自语邪幅尔。郑谓“君子所届”为法制之极，“天子所子”为非有解怠纾缓之心，天子以是故赐予之者，皆衍说也。汎汎杨舟，绋纚维之者，郑谓绋纚维舟，犹诸侯御民以礼法者，非也。据诗意，绋纚维舟如天子以爵命维制诸侯尔，故其下文云“乐只君子，天子葵之”，毛谓明王能维持诸侯是矣。

论曰：《角弓》据《序》但言幽王不亲九族而好䜛佞，骨肉相怨而作是诗尔。如毛郑之说，“老马反为驹”，谓王侮慢老人，遇之如㓜穉，虽非诗本义而理尚可通。其如“食冝饇如酌孔取”，谓王如食老人宜使之饱，如饮老人宜度其所胜多少，则非诗之意也。诗述九族怨王不亲尔，不论老者饮食多少也。言“如”者，有所比类之辞也。至于“教猱涂附”，谓人心皆有仁义，教之则进；“雨雪见𬀪”，喻小人虽多，王若欲兴善政，则小人诛灭如蛮如髦；又谓小人之行如荒徼，而王不能变化。考《序》及诗，了无此义，与上章意不相属，由毛郑失其本旨也。弓之为物，其体往来，张之则内向而来，弛之则外反而去。诗人引此以喻九族之亲，王若亲之以恩则内附，若不以仁恩结之则亦离叛而去矣，其义如此而已。毛谓“不善绁檠，巧用则反”者，衍说也。绁檠制弓使不反之器也，盖造弓未成时所用。已成之弓则体有往来，其张之则来，弛之则去，古今通然，是诗人所取之义也。

本义曰：角弓之诗，自四章以上，毛郑之说皆是。其一章言虽骨肉之亲，若遇之失其道，则亦怨叛而乖离，如角弓翩然而外反矣。二章言王与骨肉如此，则下民亦将效上之所为也。三章四章遂言效上之事，云兄弟不令而交相贼害，则民亦效之，各相怨于一方，贪争不已，至于亡身也。五章六章则刺王所以不亲九族者，由好䜛佞而被离间也。因述䜛佞之人变易是非善恶，乃以老马为驹，不顾人在其后而辨其非也，谓其肆为䜛佞，傍若无人也。其所以如此，取王之宠如贪饮食之人务自饱足而已。又言䜛佞之人已自如此，而王又好䜛以来之，如猱喜升木，又教之涂喜著，又附之。其曰“君子有徽猷，小人与属”者，徽美也，猷道也。君子有所美之道，则小人争趋而为之矣。其七章八章又述骨肉相怨之言，云王踈九族而好䜛佞如此，亡无日矣，如雨雪见日而将消也。“莫肯下遗，式居娄骄”者，谓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为骄傲也。“如蛮如髦”，言骨肉相视如化外无礼义仁恩也。

论曰：郑《笺》上帝云者，愬之也。以谓诗人呼上帝而告之曰：“幽王暴虐甚，使我中心悼病。”然则“上帝”与“甚蹈”当分为两句，岂成文理？考于诗意，亦岂得通？俾予靖之，后予极焉。训靖为谋，又以谓：“假使我朝王，王留我谋政事。王信谗不察功考绩，后反诛放我。”如郑此说，则诗人方呼天言王不可朝，其下文遽言王使我谋之，初无假使朝王之语，郑何从而得之？可知其臆说也。君子不逆诈，而诗人假使朝王，王必留我谋，而又后必诛我，于义皆必不然也。彼人之心，以为斥幽王，言王心无常，不知所届。考诗初无此意，又与下文不属，盖亦其失也。

本义曰：不尚，尚也。蹈，动也，谓警动也。靖，安也。诗人言：“彼菀然茂盛之柳，尚可以依而休息；而幽王暴虐，不可亲。今天警动我，使我无自昵近之，又使我安之以待其极。”其二章之义皆同。惟言“后予迈焉”，谓待其可往朝，则往焉。其卒章言：“彼鸟之飞，犹能戾天；而人心何之不可？我则独安然当此虐王之时，将罹其凶祸而不去。”盖诸侯怨叛之辞也。录之以见幽王之恶，人心离叛如此，而王不悔改也。

论曰：《白华》，据《序》意言，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国化之，亦多弃妻而立妾。周人推本其事，由褒姒淫惑幽王，窃居后位，故使下国之人效之立妾为妻，正妻被弃，而王不能治也。然则周人作诗，本为下国之人以妾为妻尔。毛郑二家所解，终篇不及下国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且《序》言刺幽后，而郑以诗所谓之子为斥幽王，硕人为斥幽后。今考诗八章，五章常言之子，则是刺幽王者多矣，何得《序》独言刺幽后也？硕人者，大人尔。毛既以为斥褒姒，遂解为妖大之人，此又其穿凿也。今考诗意，言之子者，弃妻斥其夫也。所谓硕人者，乃刺幽后尔。又《序》言以妾为妻，以孽代宗，虽为两事，而其实一也。盖妾子为孽，妻子为宗。既升妾为妻，则自然其孽子为适矣。今考诗但述妻妾之事，而无及适庶之语，乃作《序》者因言及之尔。

本义曰：白华以为菅，白茅以为束。言二物各有所施，可以并用，如妻妾各有职，可以并居。而之子乃独远弃我而不见容，彼英英然白云者，于彼菅也茅也皆覆露之而无所择，而君子之于妻妾亦当均其恩爱无异，而之子乃独弃我。盖由天道艰难，而使之子心不善也。步，犹行道也。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者，自高而及下也，言化自上行而及下也。此刺王及后也。硕人者，大人也，王后是矣。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饪，而为燎烛，弃妻自伤失职者，由幽后化之然也。鼔锺于宫，声闻于外者，言王后为恶于内，而声达于外，使人效之。而之子懆懆然弃逐我，使我迈迈而去也。迈迈，往也。有鹙在梁，有鹤在林，言二物皆非其所处，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远弃也，亦由褒姒夺据后位，而下效之也。鸳鸯戢翼，雌雄相好之鸟也。言之子二三其德，曾此鸟之不如也。有扁斯石，履之卑兮，言至贱之物当常在人下，而为人助也。扁石，乘石也，人履以升车者也。弃妻指此石常在人下而助人升者，如妾止当在下而佐人尔。今之子远我而进彼，使我病也。

论曰：《序》言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将率东征。盖《序》诗者言幽王暴虐，致天下离心，因言戎狄已叛，而荆舒又不至尔。然考诗之文，惟言东征，则是此诗但述征荆舒也。郑氏泥于《序》文，遂以渐渐之石比戎狄不可伐，山川悠远为荆舒之所处。且戎狄无不可伐之理，如文王征犬戎，宣王伐𤞤狁，但幽王自不伐尔。就使戎狄为不可伐，幽王置而专讨荆舒，则是幽王知所伐矣，复何刺哉？何国无山川，岂独荆舒有之？此又不通之论也。维其劳矣者，诗人述东征者自诉之辞也。郑以为荆舒之国劳劳广阔，何其舎简易而就迂回也？不皇者，诗人之常语，郑于此独以皇为正至，不皇出矣为不能正荆舒，令出使聘问于王，此尤臆说也。豕渉波，月离毕，但将雨之兆尔，毛说是也。郑曲为比兴，又汗漫而不切，盖其衍说也。

本义曰：渐渐，高石，与悠悠然长远之山川，皆东征之人叙其所历险阻之劳尔。不皇朝矣者，谓久处于外，不得朝见天子也。其二章云不皇出矣者，谓深入险阻之地，将不得出也。豕渉波而月离毕，将雨之验也。谓征役者在险阻之中，惟雨是忧，不皇及他也。履险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为言。

论曰：呜呼！语有之曰：“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岂虚言也哉！文王之甚盛徳，所以贤于汤武者，事殷之大节尔。而后世诬其与纣并立而称王，原其始，盖出于疑似之言，而众说咻然附益之，遂为世惑，可不慎哉！泰誓曰：“惟十有三年，师渡孟津。”武成曰：“诞膺天命，惟九年。”大统未集，此所谓疑似之言也。而毛、郑于诗，谓文王天命之以为王，又谓文王听虞、芮之讼，而天下归者四十馀国。说者因以为受命之年，乃改元而称王。由是以来，司马迁《史记》及诸䜟纬符命怪妄之说不胜其多，本欲誉文王而尊之，其实积毁之言也。然而学者可以断然而不惑者，以孔子之言为信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一言者，杨子所谓众辞淆乱，质诸圣者也。至于虞、芮质成，毛、郑之说虽疑过实。然考传及笺，初无改元称王之事，未害文王之为文王也。惟雅之《序》言文王受命，毛以为受天命而王天下，郑又谓天命之以为王云者，惑后学之尤甚者也。诗人之意，以谓周自上世以来，积功累仁，至于文王，攻伐诸国，威德并著，周国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纣灭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徳为天所相而兴周者，自文王始也。其义如此而已。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称王也。且诗人述作周之业，归功于其父，而言国之兴也，有命自天，此古今之常理，初无怪妄之说也。书曰：“天之历数在尔躬。”又曰：“天既讫殷命。”又曰：“剿绝天命之类。”其言甚多。盖古人于兴亡之际，必推天以为言者，尊天命也。如毛、郑之注文王，则是天谆谆命西伯称玉尔，此所以失诗本义，而使诸家得肆其怪妄也。说者但言殷未灭时，文王自称王于一国之中，理已为不可。况毛、郑于此诗言商之子孙众多，有国者皆在文王九服之中，又言殷之诸侯来助文王祭者皆自服殷之服，此二者皆是殷已灭之事。若如毛、郑之说，是文王已灭殷而尽有天下矣。此又厚诬文王之甚者也。诗曰：“于缉熙敬止。”诗屡言缉熙，毛、郑尝以为光明，不知其何据也。尔雅云：“缉熙，光也。”尔雅非圣人之书，考其文理，乃是秦汉之间学诗者纂集说诗博士解诂之言尔。凡引尔雅者，本谓旁取他书以正说诗之失。若尔雅止是纂集说诗博士之言，则何烦复引也？颂敬之云：“学有缉熙于光明。”毛、郑说以为“学有光明于光明”，谓贤中之贤，此穿凿之尤甚者。许慎说文：“熙，燥也。”孔安国传尚书：“熙，广也。”他书或训为安，或训为和，随文义各自不同。而此熙训广近是矣。缉，绩也。绩者，接续而成功也。缉熙云者，接续而增广之也。骏命不易，当音难易之易。

本义曰：文王在上，于昭于天者，据武王以为言也。言武王虽灭殷而有天下，然由文王在上，其德昭著于天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据后稷、公刘以来为言也。言周自上世以来为周久矣，至文王始受天之眷命而兴盛也。有周不显，乎自文王而显大矣。其显不是帝命乎？是帝命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者，谓其俯仰之间，常如在帝左右，言为天所亲辅也。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者，言勉勉勤修文王之业，使文王之善闻流于后世者不止。能如此，乃是周之君而可以为文王之子孙也。子孙能勉勉不坠文王之令闻，则本与支皆可传于百世也。子武王、孙成王也。凡周之士不显，亦世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者，言周之兴也，不独其君，因其世徳，其众士佐文王成功业者，亦世有显名而谋事忠敬。惟此多士生于周国，为干事之臣，文王用之以宁周邦也。穆穆文王，于缉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孙子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者，以戒成王也。言美哉文王之徳于此乎，当续而广之，敬慎不坠。大哉天命，商之子孙数甚众多，而上帝乃命之为周诸侯。昔也天命为商之蕃屏，而今也乃命为周诸侯。由商王失徳而天夺之，周有世徳而天子之。天所予夺，惟徳所在而无常主。故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也。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厥作祼将，常服黼冔者。诗人既先引商王子孙以戒成王，又引商之众士以戒周之群臣。以谓殷之众士乃服其服而来助周祭，犹服殷服者，见其亡国之故臣也。故引以戒周臣，使亦无失其世徳以配天命而求福禄。既又丁宁之曰：当知殷之未失众心之时，故能配上帝。宜鉴殷之亡，知天命之不易，无使天命至尔躬而止。当明扬善闻，常虞度殷之兴亡，皆自天也。其卒章又言：天无声臭，其命难知。但效法文王所为，则可以使万邦信天之辅有徳也。

论曰：《棫朴》五章，毛于其四章所解绝简，莫见其得失。其首章棫朴之义颇详，而二家之说相违。然毛得而郑失也。诗人本以文王能官贤才，任国大事故美之。如郑说则豫斫棫朴，将祭而积薪，乃贱有司之末事，民庶人人能之，诗人必不以此为能官人也。郑所以然者，牵于二章奉璋之说也。奉璋助祭与积薪事不同，然能奉璋助祭亦止能官人之一事尔，不必连首章言之。且官人之职多矣，岂专于祭祀乎？自倬彼云汉而下二章，如郑说更无官人之意，但汎述法度为政等事，汗漫而无指归，此皆其失也。

本义曰：“诗人言芃芃然棫朴茂盛，采之以备薪槱，以喻文王养育贤才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仪济济然，左右之臣趋而事之，以见君臣之盛也。其二章言在宗庙，则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其三章言舟之行水，由众人以楫櫂之，如王之治国，必众贤居官以共济其。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者，又言王有所征伐，则六师皆从，以见王所官人入宗庙、居军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其四章言云汉在上，为天之文章，犹贤才在朝，为国之光采。其曰‘周王寿考遐，不作人’者，‘作’动也，言文王能官群材，各任其职，王但享寿考邈然在上，无所动作于人而国自治也。盖言官人之成效也。其卒章又言金玉之质美矣，必待追琢而成文章，以喻臣下虽有贤才，必待奖用而成徳业。又言王当勉勉用人，而但提其纲纪尔。”

论曰：《序》言思齐，文王所以圣也。郑云：“非但天性，徳有所由成。”盖言文王所以圣者，由其母大任之贤也。然则思齐之义，主述大任之德，能致文王之圣尔。今诗四章，郑《笺》自“惠于宗公”而下三章，皆了不及大任。“雝雝在宫，肃肃在庙”，又以为文王在辟雍，群臣助王养老；在宗庙，群臣助祭等事。考《序》及诗，皆非诗人本意，其为衍说，失诗之旨远矣。“惠于宗公”，郑以为顺于大臣。据诗上文云：“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是方述大姒之德，遽云顺于大臣，便为文王之事。其下文又别述“神无怨恫”，上下文义何由联属？毛以“无射”为“无厌”，郑读“射”为射御之射，谓“不显亦临”、“无射亦保”，皆观礼于辟雍之人。以“不显”为有贤才之质而不明者，“无射”为无射才者。且夫观礼本欲化人，虽狂愚之人皆得观，岂限贤才之质？自古王者在辟雍，未闻必须能射者方得观礼。就如郑说，不明无射之人皆来观礼，亦前世之常事，不足彰文王之圣。不闻亦式，以为有仁义之行而不闻；逹者不谏，亦入以为有孝弟之行而不能谏诤者，皆得助祭于庙。且诗但云“不显亦临”、“无射亦保”，郑何据而知是在辟雍之人？不闻亦式、不谏亦入，何据而知是在宗庙之人？不闻何据知为仁义？不谏何据知为孝弟？学者穿凿之弊，至于如此！毛以“思齐”为“思庄”，以文理推之，当读如“见贤思齐”之齐也。

本义曰：文王所以圣者，世有贤妃之助也。自大姜、大任以至大姒，相继有贤德也。其可思而齐者大任也，可思而爱者周姜也。大任，文王之母也；大姜，大国之妇也。京，大室，国也。言大姒每思慕任、姜而继其美声，有不妒忌之贤，而子孙众多，又能辅佐君子，顺事先公，而神无怨怒。宗公，先公也。言周世有贤妇人，文王幼育于贤母，长得贤妃之助，以成其德。其德广被，由内及外，由近及远，自亲者始，故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雝雝在宫，肃肃在庙”者，言文王平居在宫中，则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庙，则肃肃然而敬。“不显亦临，无射亦保”，言不以人所不见而怠，常端庄若有所临；又无厌倦而能守其常也。保守也。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戎，众也；烈，光也；假，大也。言文王之应于事，虽众多敏疾，而不绝其施于事者；光大而无瑕也。“不闻亦式，不谏亦入”者，式，法也。言事有虽未尝闻，举必中法也；又不待教谏而能入于善也。毛谓性与天合者是也。诗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能和敬于人神，而出处有常度；又述其遇事之聪明，所为皆中理。然后本其所以圣者，由生于贤母，㓜被养育而至成人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文王有成人之德，自其为㓜小之子而养育成其性也。既又推广而言曰：“不独文王，古之人自其㓜小教育无厌倦，则皆有名誉，为俊髦之士矣。”

论曰：据《序》但言文王修徳最盛，而考诗则上述大伯、玉季，又多言文王征伐之事。盖诗人言周世德所积至文王，又著功业而德最盛也。诗谓二国者，毛以为夏、殷者非也。且诗述文王，何因远及夏世？而终篇无殷事，则毛说非矣。郑谓二国为纣及崇侯者，崇侯是其一也，纣亦非也。诗谓四国者，毛以为四方，郑以为密、阮、徂、共者，郑亦非也。郑所谓国者，皆不见于前书，莫可知其是否。惟据诗称“密人”，则密可知为国也；又曰“以伐崇墉”，则崇可知为国也。其曰“以按徂旅”、“侵自阮疆”二者，亦似国名，而知非者，以上下文考之，义不能通故也。且郑以密、阮、徂、共为四国，以充上“维彼四国”之文，而数外又有串夷及崇，诗人不应前以四国为目，而后列六国。上章先阮而后徂，下章先徂而后阮、共，则不复再见；密但言“不恭”，而不言侵伐；崇不在四国之数，反著其伐功最详；其先后无次，详略失宜，诗人之作不应如此，绝无伦理，此所以难通也。阮、徂、共既不可为国，则四国当从毛说为四方。诗云：“四国顺之”，“四国是皇”，“正是四国”，诗人之语此类甚多。然毛云“侵阮，遂往侵共，以徂为往”是矣，而犹以阮、共为国者亦非也。今以文考义，止于侵密、伐崇二事尔。且诗云：“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若如郑说，以上下文考之，乃是密人有不恭距命之罪，不被讨而徂阮、共三国以无罪见侵，理必不然。毛《传》亦同，但以徂为往，小异尔。大义皆失之也。或曰：“密人距周之侵三国尔。”是亦不然。且诗人本欲称述文王之功业，若周侵三国而密人距之，则密亦有罪矣。就如郑说，阮则侵而服，徂则仅能止其旅，共则不见胜败，密则未尝加讨。是文王有所举，邻国不顺而不能讨，所侵之国又无必胜之功。然则何以为功业？何以示威德？诗人亦何足称述哉？所以知其不然也。而为毛郑之学者，又谓周侵三国，召兵于密而不从者，尤疏也。阮、共当是密国地之别名，如周有岐、邠、丰、召也。串夷依毛《传》则义通，如以为昆夷，则上下文义绝不相属，故当从毛也。诗既止述侵密、伐崇，则上文二国当是密及崇也。度、明、类、长、君、顺、比七者，皆古今常言，毛、郑曲为训义，虽未害文理，然于义为衍，去之可也。

本义曰：皇矣之首章，言大哉天，乃赫然下视四方，求民之所归定。见此密、崇二国失政而暴乱，乃于彼四方诸国谋度孰可定民者，而天意迟久之，慎其所择。既憎二国之自大，乃眷然顾周，与之使宅西土，其政不获，谓失为政之道也。耆迟久也。其二章，乃本周作宇之始，岐周之民乐就有徳，皆共刊除树木而营理邑居。帝亦迁就以成周家之徳，累世积习常久而增大，遂以配天而受命。天立厥配者，谓立其徳可配天者以为君也。受命既固者，谓世积徳久也。其三章，言帝视岐周之山柞棫松柏皆拔起茂盛，谓其土地肥美，可以建国，乃使之作周邦以配天，而推其始自大伯王季。言此王季能友其兄大伯，使让已以传圣子，而馀庆流光后世，子孙受天之禄无丧失，遂至奄有天下。其四章，又言王季之徳昭明克类，可以君长大邦，而文王顺承比合其世徳而无改，遂受天福及于子孙，悔改也。其五章，言天谓文王无信从诸侯之跋扈贪羡者，宜先据可胜以临之，无信而从之也。岸高也，当先据高以制下，谓诸侯有暴乱者，先修威徳以待之。故密人不恭，则赫然奋怒，整其师旅以侵之，兵入其国自阮至共而止。其不伐灭其国者，但扬其威，不灭人之国以为徳，所以厚周之福而示天下。其六章，又言周师先据胜地然后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冈陵水泉。密人既服，外患己除，乃度善原于岐渭之间以定周国。其七章，言天谓文王我怀尔明徳深厚，不外为声形，又不大为变革，使人不识不知如天于万物，使人不见其所为，蒙德而不自知。故诸侯不识文王之德者，反助纣无道与周为仇敌者，崇侯是也。当率尔兄弟之国以往伐之。其八章，又言周师攻具之盛而崇城高大难攻，而周师执生献馘，祷兵而伐之，遂以灭崇而威德加于四方，无敢侮戾者，言天下之心遂归周也。一侵一伐，未必能使天下皆归。诗人上述伐崇，皆先言帝谓者，古人举事必称天，于兴师讨伐尤托天命，如天讨有罪、肃将天威、恭行天罚之类是也。侵密而外患息，乃定邑居；伐崇而威德著，则四方皆服。诗人虽推大祖宗之功，务极其美，然功业大小次第先后亦自有伦也。

论曰：妄儒不知所守而无所择，惟所传则信而从焉；而曲学之士好竒得怪事，则喜附而为说。前世以此为六经患者非一也。后稷之生，说者不胜其怪矣，不可以遍攻，攻其一二之尤者，则众说可从而息也。毛谓姜嫄者，帝喾高辛之配也。高辛为天子，以玄鸟至之日亲祠于郊禖以求子，姜嫄从帝喾而见于天，将事齐敏，天歆飨而降福，乃生后稷。姜嫄以后稷生异于人，欲以显其灵，乃寘于隘巷而牛羊辟之，又寘于平林而林间人收取之，又寘于冰上而有鸟以翼覆藉之。于是姜嫄知有天异，乃往取而育之。郑谓姜嫄非帝喾之配，乃高辛氏后世子孙之妃尔。高辛后世不为帝矣，得用天子之礼祠高禖者，为二王后故也。又谓当祠高禖时，有上帝大足迹，姜嫄履其指拇，歆然感而有身，遂生后稷。以无人道而生子，惧人不信，乃寘之隘巷等处以显其异。凡怪妄之说，使诸家合辞并力以相固结，若折以至理，犹可攻而破之；况二家自相乖戾如此也。今各以其所自为说者反攻之，则亦可以屈矣。毛郑之前世，已传姜嫄之事也。今见于《史记》者是矣，初无高禖祈子与欲显灵异之事也。直言姜嫄出履大人之迹，生子惧而弃之，及见牛羊不践等事，始知为异儿，遂育之尔。就其妄说，犹若有次第。至二家解诗，乃各增损其事以迁就已说。毛能不信履迹之怪，善矣；然直谓姜嫄从高辛祠于郊禖而生子，则是以人道而生矣。且有所祷而夫妇生子，乃古今人之常事，有何为异？欲显其灵而以天子之子弃之牛羊之径及林间冰上乎？此不近人情者也。毛《传》《商颂》亦言高辛次妃简狄以玄鸟至之日祀高禖而生契，与姜嫄生后稷事正同。其先生契也，未尝以为异；其后生后稷，岂特骇而异之乎？此又理之不通矣。五帝君臣世次，至周以后已失其传。盖其相去千五六百岁，岁久不能无讹缪而无所考正矣。今《史记》本纪出于大戴礼、世本诸书，其言尧及契、稷皆为帝喾之子。先儒以年世长短考之，理不能通，固难取信；而郑又自惑于谶纬，专用命历《序》，言帝喾传十世，因以尧、契皆不为喾子，而犹以后稷为喾后世子孙。谓尧不徒非喾子，亦非高辛氏之族，故以后稷于尧世为二王之后。其言无所稽据，而皆由其臆出。夫天命有德以王天下，此圣贤之通论也。天生圣贤异于众人，理亦有之。然所谓天命有德者，非天谆谆有言语文告之命也；惟人有德，则辅之以兴尔。所谓天生圣贤者，其人必因父母而生，非天自生之也。诗曰：“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申甫皆父母所生也。郑则不然，直谓后稷天自生之尔。夏有天下四百馀岁而为商，商有天下六百岁而为周。如郑之说，是天不因人道自与姜嫄歆然接感而生后稷，其传子孙一千岁后为周而王天下。且天既自感姜嫄以生后稷，不王其身而王其一千岁后之子孙，天意果如是乎？无人道而生子，与天自感于人而生之，在于人理皆必无之事，可谓诬天也。盖毛于《史记》不取履迹之怪而取其讹缪之世次，郑则不取其世次而取其怪说。三家或异或同，诸儒附之，驳杂纷乱。附毛说者，谓后稷是帝喾遗腹子；附郑说者，谓是苍帝灵威仰之子。其乖妄至于如此。夫以不近人情、无稽臆出、异同纷乱之说，远解数千岁前神怪人理必无之事，后世其可必信乎？然则《生民》之诗，孔子之所录也，必有其义。盖君子之学也，不穷远以为能，阙所不知，慎其传以惑世也。阙焉而有待可矣。毛郑之说，余能破之不疑；《生民》之义，余所不知也。故阙其所未详。

论曰：凫鹥《序》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祗祖考安乐之者。但言人神和乐而已。其曰凫鹥在泾在沙，谓公尸和乐如水鸟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尔。在沙、在渚、在潨、在亹，皆水旁尔。郑氏曲为分别以譬在宗庙等处者，皆臆说也。于诗大义未为甚害，然学者戒于穿凿而汨乱经义也。

论曰：假乐《序》所以但言嘉成王而不列所嘉之事者，以诗文意显，更无他事可陈。大意止于臣民嘉美成王之徳尔。而郑氏乃以宜人为能官人。成王徳美甚众，不应独言其官人。若专为官人而作则，《序》当见诗人之意。况考文求义理不然也。其二章言子孙千亿，宜君宜王，则不愆不忘，当为戒其后世无忘成王之法尔。而郑以为成王循用周公之礼法者，亦非也。燕及朋友，非谓燕饮之燕也。语曰：“子之燕居则燕。”私之燕也。三者皆为小失。然既汨诗义，则不可以不明。燕及朋友与以燕翼子义同。

本义曰：诗人言大哉可乐者，彼成王君子有显显之德，以宜其人民而受天之禄，为天所保右而命之以为王也。其二章言成王福禄及其子孙之众，世世宜为君王，又戒其子孙常循用成王之典法，无使过差忽忘也。其三章言成王外有威仪，内有令德，其临下无有怨恶于人，率用群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禄，緫其纲纪而已。其卒章言在燕私则朋友在，公朝则卿士皆当共爱于王而不解于位，民乃得安息也。

论曰：卷阿，言召康公戒成王求贤用吉士。毛、郑二家所解得诗义者多矣，而其所失者三。诗曰：“有冯有翼，有孝有徳，以引以翼。”毛以为道可冯依，以为辅翼得之矣；而郑谓冯为冯几，有孝为成王，有徳为群臣。言王之祭祀，择贤者以为尸，豫撰几，择佐食尸之入，使祝赞道扶翼之。据诗十章，其九章皆言用贤，不应忽于此章三句，特言祭祀用尸之事。于其本章岂弟君子，四方为则，义已不伦，而以上下章文义考之，绝不相属。且诗本无祭祀之事，此郑之失一也。诗曰：“鳯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者，谓吉士来居王朝，如凤凰来集。鳯凰世所稀见之鸟，故诗人引以喻贤臣难得，王能致之。其义止于如此尔；而郑以“亦集爰止”为众鸟也，谓众鸟慕鳯凰而来，喻贤者所在，群士慕而往仕。且诗人但言“亦集爰止”，安知亦为众鸟？如下章“亦傅于天”，岂可鳯自来集而众鸟上传于天？此理不通，灼然可见。且诗人言“亦”者多矣，皆是连上为文，未尝以“亦”别为他物也。郑又言因时鳯凰至，故以为喻。考于诗、书，成王时未尝有鳯至此，其失者二也。诗曰：“鳯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菶菶萋萋，雝雝喈喈。”者，言鳯鸣高冈而集于梧桐之上，梧桐则菶菶萋萋然茂盛，鳯凰则雝雝喈喈而和鸣，以喻成王能致贤士集于朝，君臣相得而乐也。故其下文遂言君子车多而马闲，谓其得优游之乐也；而毛谓梧桐太平而后生朝阳，且梧桐世所常有之木，无时不生。诗人言生朝阳者，取其向阳而茂盛尔，安有太平然后生朝阳之理？此妄说也。郑又谓梧桐生犹明君出生于朝阳，犹君徳之温仁者，亦衍说也。此其失者三也。

论曰：诗人言上帝者多矣，皆谓天帝也。而毛、郑惟于板及此诗以上帝为君王，意谓斥厉王者皆非也。荡自二章以下，每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者，自是诗人之深意；而郑谓厉王弭谤，穆公不敢斥言王恶，故上陈文王咨嗟殷纣以切刺之者，亦非也。厉王之诗多矣，今不暇远引。如荡之前板也，所谓“靡圣管管，天之方虐”之类，斥王之言多矣。荡之后抑也，所谓“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徳，荒湛于酒”之类，斥王之言多矣。岂凡伯、卫武公敢斥而独召穆公之不敢也？盖郑见诗为厉王作，终篇不刺王而但述殷商，不得诗人之意，所以云然也。郑又谓“天降滔徳”是厉王施倨慢之化者，亦非也。且诗终篇述殷纣，不宜中取一句独斥厉王，此理难通矣。至于“流言以对”，笺云：“王若问之，则以对侯作侯祝，谓王与群臣乖争而祝诅。”郑意皆谓厉王者，皆非也。荡荡，广大也，谓荡然无限畔也。《序》言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者，谓天下广大无纲纪条理以治之也。文章，条理也。郑不达此意，以荡荡为法度废坏，遂失诗义矣。凡人善恶有大小，故作诗之意从而有深浅。时君之过恶小，则劝戒之而已，宣王之有规诲，成王之有戒之类是也。其过恶已大，然尚可力救之，庶几能改，则指其事而责诮之，凡言刺者皆是也。其过恶已甚，顾力不可为，则伤嗟而已。盖刺者欲其君闻而知过，伤者顾其君不可与言矣，直自伤其国之将亡尔。然则刺者其意浅，故其言切；而伤者其意深，故其言缓而远。作诗之人不一其用心，未必皆同。然考诗之意如此者多，盖人之常情也。荡之《序》云：“召穆公伤周室大坏。”是穆公见厉王无道，知其必亡而自伤周室尔。所以言不及厉王而远思文王之兴也，能事事以殷为鉴，因叹人事常有初而无终，以谓初以文王兴，终以厉王坏也。诗人所陈殷商之事，自其初用小人至于大命倾亡，其训义则毛、郑得之矣。所失者，诗之大义也。

本义曰：召穆公见厉王无道而伤周室将由王而隳坏，乃仰天而诉曰：“荡荡上帝乎！”此厉王者，下民之君也。天之祸福于人，其应甚疾而尊严之威可畏。乃命此多邪辟之王以君天下，遂言天之生民，其命难信。谓天果爱斯民乎，则宜常命贤王，奈何有初而无终？谓初则命文王，终则命厉王也。其二章以下，乃条陈王者之过恶，言此等事皆殷纣所行，文王咨嗟以戒于初，而厉王践而行之于终也。其曰“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者，谓纣时宗庙社稷犹在，天下诸侯未尽叛，但王自为恶盈满而祸败尔。盖穆公作诗时，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为无道，根本先坏尔。王者，国之本也。又曰：“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者，言非独文王之鉴殷，殷之初兴亦鉴夏之亡矣。谓今既然，则后之兴者当又鉴厉王也。此言伤之尤深者。

论曰：《序》言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考诗之意，武公为厉王卿士，见王为无道，乃作诗刺王不自修饰而陷于过恶。其诗汎论人之善恶无常，在人自修则为哲人，不自修则为愚人尔。其意虽以刺王不自修而陷于不善，然其言大抵汎论哲人愚人，因以自警也。盖诗终篇汎论之语多，指切厉王之语少，而毛、郑多以汎论之语为刺王，如“靡哲不愚，谓王政暴虐，贤者佯愚”之类是矣，皆非诗义也。郑于《荡》谓召穆公畏王监谤，不敢斥言王，而远引殷商；于《抑》则以“小子”皆为斥王，何前后之不类也？召穆、卫武厉王时人，不宜相异如此。畏监谤而不敢斥，理实不通；然臣斥其君为小子，义亦难安也。今遍考《诗》、《书》，称小子者多矣，皆王自称为谦损自卑之言也，未见臣呼其君为小子者也。《书》曰：“小子封”、“小子胡”，君命其臣可也。周公呼成王为孺子者，成王㓜，周公属亲而尊，其语或然；其曰“公将不利于孺子”者，主言成王之㓜，疑周公害之，犹言欺孤儿尔，理亦通也。卫武于厉王，非如周公之尊亲，而厉为暴虐之长王，斥以小子而乳臭待之，理必不然。况考诗义亦非也。诗云：“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不欺暗之谓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者言幽则有鬼神，亦不欺暗之谓。郑引《礼》“祭于奥既毕，改设馔于西北隅，神之来止，不可度知”，况可于祭末而有厌倦乎？此衍说也。考诗上下文，直谓修慎容德，为人仪法尔，了不渉祭祀之事也。诗又曰：“彼童而角，实虹小子”，盖言事有是非相乱者尔。郑谓童羊譬王后与政事，又言天子未除䘮称小子，以上下文考之，殊无伦次，亦其衍说。二者尤汨乱诗义者也。至于分断章句，皆失其本，既害诗义，不可以不正也。诗句无长短之限，短或一二言，长至八九言，取其意足而已。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当以九言为一句也。

本义曰：武公刺王不修慎其容德而陷于不善。其首章曰：“抑抑威仪，维徳之隅。”云者，汎言人当外谨其容止，则举动不陷于过恶。是其威仪为徳之廉隅也。人亦有言：“靡哲不愚。”云者，谓哲人不自修慎，则习陷为昏愚矣。如书云：“惟圣罔念作狂”也。庶人之愚亦职维疾。云者，谓众人性本善而初不明，不能勉自开发而终为昏愚者，譬人之疾，是其不幸尔。哲人之愚亦维斯戾。云者，言哲人性明而本善，惟不自修慎而习陷于过恶，终为愚人者，自戾其性尔。此虽汎论人之善恶在乎自修慎与不修慎，以讥王而勉之，亦以自警其怠忽也。其二章曰：“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云者，竞，彊也。亦汎言莫彊于人，乃以一身所为而训道四方，谓以天下为己任，可谓自彊者也。有觉德行，四国顺之。云者，觉，警动也。言德行修著，可以动人，则四国服从矣。谓一日克己而天下归仁也。二者为君天下者言也。𬣙谟定命，远犹辰告，敬慎威仪，维民之则。云者，言君天下者，欲使四方四国训道而服从其君，臣相与谟谋以出命令，远虑深图而以时相告戒者，其要在一言而已。敬慎威仪，以为民法尔。谓修身而天下服也。一章二章皆汎论，下章乃专以刺王。其三章曰：“其在于今，兴迷乱于政，颠覆厥德，荒湛于酒。”云者，指时事以刺王也。女虽湛乐，从弗念厥绍，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无沦，胥以亡。云者，言王荒于湛乐，不思继绍文武之业，又不求先王所作之典刑，不知为恶者有戮，乃躬自陷于罪咎，而皇天不祐，则大戮当至，如泉水之流汎滥无不被，而君臣皆将灭亡也。其四章曰：“夙兴夜寐，洒埽廷内，维民之章。修尔车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蛮方。”云者，刺王有廷内知日夕洒埽以示人严洁，而不知修饬其身以自洁其容徳；又刺王知修戎备以防兵乱御夷狄，而不知修身以远祸败。逷与惕同，谓警惕之也。其五章曰：“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云者，教王此所以防祸乱也。质，定也。安定人民，谨守为君之法度，此乃以防非意之事也。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云者，亦教王自修也。谓慎出话，敬威仪，不犹愈于洒埽廷内与修戎备乎？谓王知严洁其廷之勤，而不知修饬其身之要；知防兵戎于外，知备夷狄于远，而不知敬慎近在其身而可以远祸也。其六章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云者，又戒王之慎出话也。无易由言，无曰苟矣，莫扪朕舌，言不可逝矣。云者，谓言不可苟，虽莫有持我舌者，而言不可以妄出也。其七章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恵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云者，又戒王慎言与徳。谓善恶各有其报，当施徳于朋友庶民小人，皆使怀惠，则王子孙之众，世世为万民承顺。谓施德自其身者，子孙犹将𫉬报也。视尔友君子，辑柔尔颜，不遐有愆。云者，又戒王起居左右当友君子，和柔其颜以接之，以习为善道，则庶几远罪也。不遐，遐也，诗人语常如此。其八章曰：“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屋漏。无曰不显，莫予云觏。”云者，不欺暗也。“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云者，谓君子非徒不以不我见而自欺，又有神鉴于幽而不可测，宜常畏惧而不可怠忽也。此又戒王不惟自修于显，又当不懈于幽隐也。射，厌也，厌怠也。其九章曰：“辟尔为德，俾臧俾嘉。淑慎尔止，不愆于仪，不僭不贼，鲜不为则。”云者，谓臣民法王之为徳，当使称善而美之，则冝慎其举止，不愆于仪，而不至于僭差而贼害，则民罕有不效以为法者。谓人心乐善，惟上所为是效。其下章乃刺王之不然。其十章曰：“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言有徳而应以类也。谓上若修徳以示下，则下当为善以应之也。”彼童而角，实虹小子。云者，言失所望也。谓下当效上之为善，而上反为恶，使民无所效，譬犹当童而反角，使小人惑乱而不知所从也。荏染柔木，言缗之丝，温温恭人，维德之基。云者，汎言人必先观其质性之如何也。谓木必柔忍然后可以缗丝，人必温恭然后可以修德。其十一章曰：“其维哲人，告之话言，顺德之行。其维愚人，覆谓我僭，民各有心。”云者，又汎言哲人可教，愚人不可教如此。其下章乃以刺王。其十二章曰：“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云者，刺王之不可教告，而武公自悔也。小子者，武公自谓也。未知臧否者，不度可否也。言我小子不度可否，而欲教告王以善道，非徒引其手而指以所从，乃取己验之事以示之，欲其信；非徒对面语之，乃提其耳而告之，欲其听，而王终不信听也。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云者，武公己自悔而又自解也。抱持也，谓扶持也。假使我未知可否，而遽教告王，然我为卿士，当扶持王，虽遽教之，不为过也。惟人不自满者何人，蚤有知而不成其德，言自是王心自满，教不可入尔。其十三章曰：“昊天孔昭，我生靡乐。”云者，武公自伤丁此时也。视尔梦梦，我心惨惨，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匪用为教，覆用为虐。云者，君暗于上，臣忧于下，臣言甚至而君听甚忽，不以为德而反以为罪也。借曰未知，亦聿既耄。云者，言使我不知如此之难而教告王，然我亦老矣。今而不言，恐后遂死而不得言也。其十四章曰：“於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悔。”云者，不忍弃王而不告也。言我小子所告尔者，非我妄言，皆据旧事之已然者，庶几听我犹可不至于大悔也。天方艰难，曰丧厥国，取譬不远。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云者，急辞也。言天方将丧我国，不暇远引前世兴亡之验，天之于人福善祸淫不差忒，言王为恶必及祸也。而王方为邪辟，使民困急，言天爱民必降祸罚于王也。

论曰：桑柔之《序》，但云芮伯刺厉王，而不言所刺之事。盖厉、幽暴虐之王，其政昏乱，人民劳苦，上下愁怨。王之过恶甚多，故《序》不能以遍举也。其于兵役，亦是暴政之一事，宜或有之。然考厉王事迹，据《国语》、《史记》及《诗》大小雅，皆无用兵征伐之事在此。桑柔语文，亦无王所征伐之国。凡郑氏所谓军旅久出、征伐士卒劳苦等事，皆非诗义也。军旅久出，士卒劳苦，是大举兵也。在于朝廷，乃一大事，宜有所伐主名与其胜败事迹。不应诗无明文，《序》又不言。旁稽史传，皆无其事。不知郑氏何据而为说也。诗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刘，瘼此下民。”据诗，但以桑无叶不能荫覆人，喻王无德不能庇民尔。郑以诗言“捋采其刘”，乃云群臣恣放，损王之德者，亦非诗人本意也。又曰：“谁能执热，逝不以濯？”者，厌乱之辞也。郑以为治国之道当用贤者，不惟取喻疏远，又与下文意不联属，亦非诗义也。其馀小失甚多，至其本义理自可见，故不复具列也。毛于刺厉之诗，常以昊天上帝为斥王。至此一篇，郑独以昊天为上天。郑既不从，可知毛说非矣。本义曰：“桑柔捋采，病此下民。”者，以桑无叶不能䕃人，喻王无德不能庇民也。他木皆有枝叶，而诗人独以桑为喻者，惟桑以叶用于人，常见捋采为空枝，而人不得䕃其下，故以为喻也。“四牡骙骙，臣吏奔走于道路也；旟旐有翩，庶民召集于兵役也。”此臣民劳苦之辞也。暴虐之政，臣民劳苦不息，则祸乱日生而不可平夷。无国不至于泯灭，民人虽众，皆为灰烬矣。黎，众也。此汎言暴政之为害，有国必灭，有民必尽。既则叹嗟哀王，为国所行之道方频急如此也。“靡所止疑，云徂何往者”，谓欲止则不知所安，欲行则不知所往，此臣民劳苦怨诉之辞也。“君子实维秉心无竞，谁生厉阶，至今为梗者”，民归其咎于上之辞也。言诸君子本无彊争之心，而何人生此祸乱之阶，为今人之病？意若祸有根原，其来也远，而今人适遭之尔。其实刺祸由王致也。“我生不辰，逢天𫢸怒”，谓不幸生此虐王之时，天方降怒于王，而臣民遭此乱亡之祸也。“自西徂东，靡所定处者”，不知逃乱之所也。“多我觏痻，孔𣗥我圉者”，谓民疲病矣，又急迫之以御捍寇盗为谋为毖。况斯削者，刺王谋事不慎，乱日滋而国日削也。“告尔忧恤，诲尔《序》爵。谁能执热，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载胥及溺者”，言王之臣遭王虐政，如蹈水火也。《序》爵者，谓外则守土公侯伯子男，内则在位公卿大夫士也。告诲之者，谓芮伯也。告王以可忧之事，诲王以方今外内守土在位之臣皆有去王之心，谓遭王暴虐，思得贤君以纾患，如执热者孰不思往就水涤濯其烦也。既以火喻矣，则又曰：“今群臣逃祸不暇，何能自守善道？譬如遇水患者，不思逃避以苟免，则相与就溺矣。”是谓厌乱之辞也。“如彼溯风，亦孔之僾者”，芮伯既以祸乱日滋而国家日削，群臣各怀去就之心，以告诲王可忧可恤，而王不能听，如彼向风而叹，未必闻也。盖呼声者，顺风则闻速而远，逆风则难，故以为喻也。“民有肃心，荓云不逮，好是稼穑力民，代食者”，言民本无怠惰之心，而不逮于事者，言王尽民之力于稼穑，而重敛之为群臣禄食也。“稼穑维宝，代食维好者”，言稼穑可宝，当以禄养贤才，而刺王不然也。“天降丧乱，灭我立王，降此蟊贼，稼穑卒痒，哀恫中国，具赘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苍者”，言天降丧乱，将灭亡我王室，而岁又蝗螟为灾，稼穑尽病，哀痛群臣具列于位，如赘疣，而使中国卒至荒乱，无有同力以念天灾而救患者也。其馀郑氏得其义，虽小有不合，不害大义者，皆可通也，故不烦复解。

论曰：诗云“瞻卬昊天，则不我惠，孔塡不宁，降此大厉”，者述民呼天而仰诉之辞也。言天不惠养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恶，谓命此幽王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其下遂陈幽王之事也。又曰：“藐藐昊天，无不克巩，无忝皇祖，式救尔后”，者此称天以戒王之辞也。言藐藐昊天，无不能巩固周室，无自为败乱，则上不忝先祖，下全尔子孙也。而毛郑以昊天皆为斥王者，非也。又云微箴之者，亦非也。据诗述幽王有人之土田，夺人之民人，𭣣无罪而说有罪等事，直陈其过恶而斥言之者多矣，何假微箴也。“哲夫成城，哲妇倾城”，但谓士多才智者为谋虑，则能兴人之国，妇有才智者干外事，则倾败人国尔。此义不待训解而可知，而郑谓丈夫阳也，妇人阴也，及阳动阴静等语，皆其衍说汨乱本义者也。“匪教匪诲，时维妇寺”，者谓妇人与寺人皆王所亲近者，其日相亲近，则不待教诲而习成其性尔。言妇寺者，举类而言尔，而毛训寺为近，郑谓近爱妇人，寺无训近之义，且诗所刺妇人本不谓疏远者，不暇更言近也。妇无公事，休其蚕织者，谓妇人不当与外事，苟无公事，则但当乐其蚕织尔。休之义当如心逸日休之休，而毛郑以为休息也。谓妇止不蚕而干公事，考诗之文义不如此也。公事者，王后以下所治宫中之内政及共祭祀之事也。

论曰：维天之命者，谓天命文王尔。郑以命为道，谓天道动而不止，行而不已者。以诗下文考之，非诗人之本义也。《序》言以太平告文王者，谓成王继绍文武之业，于时天下治安，乃归其美于祖考，作为歌颂。因其祭祀而歌之，其于祭文王也，乃述文王有盛德以受天命之事尔。盖颂作于成王之时而已，其年数早晚不可知，亦不必知。而郑谓告太平在周公居摄五年之末者，既无所据，出于臆说。因谓既告之后，遂制礼作乐。又解“骏惠我文王”谓为周礼六官之职者，皆诗文所无以惑后人者，不可不正也。

本义曰：成王谓天命文王以兴周，文王中道而崩，天命不已，王其后世，乃大显文王之德，假以及我。我其承之以大顺，文王之德不敢违，又戒其子孙益笃承之也。假之为言，如不以礼假人之假，溢及也，如水溢而旁及也。成王谦言：天本命文王兴周，而文王不卒，遂假以及我尔。不言武王，主于祭文王也。

论曰：诗云“锡兹祉福”，毛以为文王锡之，郑以为天锡之。据《序》言成王新即政，诸侯来助祭于庙，则福祉当为文武所锡，宜从毛义。为是无封靡于尔邦，是诗人述成王告在庙诸侯之语云：无封不在于尔邦。而毛郑以为无大累于尔邦者，非也。无竞维人，四方其训之，郑于《抑》笺与此意同，亦非诗人之本义也。诗人述成王即位之初，与群臣谋政事于庙中，则《访落》是也。王之见于庙也，诸侯来助祭，已事而去，以礼遣之，则《臣工》是也。其《序》皆言诗人所述之事。至于《烈文》之《序》，但云诸侯助祭，而不言诗人所述之事。其言略而不备者，以诗文甚明而易见，故《序》不复云也。今考诗意，乃是诗人述成王初见于庙，诸侯来助祭，既祭而君臣受福，自相敕戒之辞也。

本义曰：成王祭于庙，乃呼助祭之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锡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无疆之休，子孙其永保之。无封靡于尔邦者，犹言无封不在于尔邦，谓有封必于尔邦也。言我周之爵命封建于尔邦，是先王所以尊崇诸侯，诸侯宜念此大功，世继其《序》而增大之。故曰：维王其崇之。又曰：念兹戎功，继《序》其皇之。此君敕其臣之辞也。莫彊于人，乃以其一身所修而为四方之训者王也，其可不显明其德而使百辟为法乎？呜呼！前世之王皆不忘勉彊于此，此臣戒其君之辞也。

论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考诗本义，但谓天有此高山，大王依以为国尔。荒，奄也，谓奄有之尔。郑谓高山为岐山者是也。又云天生此高山，使兴云雨者，衍语也。何山不兴云雨乎？毛又谓天生万物于高山，大王行道能安天之所作者，益非也。且物生于平地多，而高山少，岂独能安山生之物乎？彼作矣，文王康之者。作，起也。彼大王也，谓天起高山，大王奄有之。大王起于此而文王安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者。徂，往也，谓大王自豳往迁岐，夷其险阻而行，言艰难也。故其下言戒子孙保之也。郑谓彼作矣为作宫室，又云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者，皆非也。

论曰：据诗但言“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尔。郑谓多生贤知使为之臣者，诗既无文，郑何从而得此说？由郑以“天其子之”既为子周矣，嫌其下文又云“实右《序》有周”，义无所属，故赘以多生贤臣之语尔。载戢干戈，载櫜弓矢，郑谓王巡守而天下咸服，不复用兵。考武王之事，盖天下已定，遂收藏兵器而后巡守尔，不得云王巡守而天下服也。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郑谓我武王求有懿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陈其功而歌之。如郑之说，是武王陈臣下之功而歌颂之，其下文云“允王保之”者，是谁呼武王而戒使长保也？郑于此颂其失尤多矣。

本义曰：时迈者，是武王灭纣已定天下，以时巡守，而其臣作诗颂美其事，以为告祭柴望之乐歌也。其曰“时迈其邦，昊天其子之，实右《序》有周”者，言武王巡守所至之邦，天当子爱之，以其能右助我有周也。薄言震之，莫不震叠者，言武王巡守诸国，聊警动之，而诸侯皆警惧而修职也。“莫不”者，非一之辞也。怀柔百神，及河乔岳，允王维后者，言武王又来安和其山川百神，信矣，我王真天下之君也。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者，言显昭有周之命，以《序》诸侯之在位者。谓时迈所至之邦，考其功过而黜陟之，皆天子巡守所行之事也。作颂者既已述巡守之事，乃于卒章颂周之功德以告神，因以戒王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者，言王以武除暴乱，成功而兵不用也。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时夏”者，我者作颂之臣自我也。言我求周之美德，陈于是夏而歌之。遂戒王曰：“信矣，王宜保守之”。

论曰：思文曰：“贻我来牟。”臣工又曰：“于皇来牟。”毛但以牟为麦；而郑于思文，谓武王渡孟津，白鱼跃入王舟，出涘以燎，后五日火流为乌，五至以谷俱来，此出于今文尚书伪泰誓之文也。故于臣工又云赤乌以牟麦俱来，甚矣汉儒之好怪也！生民曰：“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毛谓诗言诞降者，天降也；郑遂云天应尧之显后，稷为之下此四谷之嘉种。盖毛、郑于生民已为天降四谷之说，至于思文、臣工又为此说。不独郑氏之失，毛意似亦同也。书称后稷播时百谷者，盖其为舜教民耕殖以足食尔，如后世有劝农之官也。非谓尧舜已前地无百谷而民不粒食，待天降种与后稷而后有也。然则百谷草木其有固已久矣，安知四谷之种为后稷而降之？使天有显然之迹，特为后稷降此四谷，其降在于何地？自周秦战国之际，去圣远而异端起，奇书怪说不可胜道，而未尝有天为后稷降种之说。诗又无明文，但云诞降，则毛、郑何据而云天为后稷降种也？可谓无稽之言矣。是以先儒虽主毛、郑之学者，亦觉其非，但云诗人美大其事，推天以为言尔。然则毛、郑于后稷喜为怪说，前后不一也。自秦焚书之后，汉初伏生口传尚书先出，而泰誓三篇得于河内女子，其书有白鱼赤乌之事。其后鲁恭王坏孔子宅得真尚书，自有泰誓三篇，初无怪异之说。由是河内女子泰誓，世知非真，弃而不用。先儒谓之伪泰誓。然则白鱼赤乌之事甚为缪妄，明智之士不待论而可知。然毛、郑之说既存，汩乱经义，则中人以下不能无惑，不可以不正也。牟者，百谷中一榖尔。自汉以前已有此名，故孟子亦言麰麦。然言麰又言麦，则明非一物，盖麦类也。而后之学者以麦不当有二名，因以麰为大麦。然谓麰为麦之类或为大麦，理尚可通；若谓来牟为麦，则非尔。且毛、郑所据伪泰誓，但云以谷俱至，则在百谷之中不知为何谷。是毛、郑妄信伪书，不可知之谷，臆度以为麦，而苟欲迁就来牟之说尔。古今诸儒谓来牟为麦者，更无他书所见，直用此一颂毛、郑之说尔。是以来牟为麦，始出毛、郑；而二家所据，乃臆度伪泰誓不可知之言尔，其可信哉？尔雅释草载诗所有诸谷之名，黍、稷、稻、粱之类甚多，而独无麦，谓之来牟。是毛公之前说诗者，不以来牟为麦可知矣。然来牟既不为麦，而于尔雅亦无他解诂。旁考六经，牟无义训，多是人名、地名尔。然则阙其不知可也。来牟之义既未详，则二篇之义亦当阙其所未详。

论曰：敬之一章，毛、郑失其义者三四则，所得者几何也？“陟降厥士，日监在兹。”毛但易士为事，而都无其说；郑遂云天上下其事，谓转运日月施其所行。且天之苍然在上者，一气也；运行昼夜，照临万物者，日月之明也；其所以降监善恶祸福于人者，乃天之至神也。而郑氏遂言天运日月以日月瞻视，何其浅也！“缉熙”诗书之常语也，而毛、郑常以为光明。至于此颂云：“学有缉熙于光明。”然则缉熙不为光明，可以悟矣。而二家对执，遂云：“学有光明于光明”，谓贤中之贤。此岂为通义哉？“示我显德行”，行者成王答群臣见戒之意尔。郑谓成王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摄之志。且周公所以居摄者，以武王初崩，成王幼未能视事，遂代之摄行政事尔。盖自武王崩之初即摄政也，岂待嗣君祭庙见群臣自陈不能于诗颂然后始有居摄之意邪？况考诗文，了无此语。郑氏之旨，不惟衍说，实惑后人，不可以不正也。“命不易哉”，当为难易之易。毛、郑以为变易之易者非也。

本义曰：群臣之戒成王曰：“敬之哉！”天道甚显然，其命不易。无以天高为去人远，凡一士之微，其陟降天常监见之，况于王者乎？其举止善恶，天监不远也。“命不易哉”云者，言王者积功累仁，至于受命而王，甚艰难也。成王乃答群臣见戒之意，为谦逊之辞曰：“维予小子，不聪明于敬天之道，但当以日月勉彊，积学而增缉广大，至于其道光明。然更赖群臣辅助，我所负荷之任，而告示我以显然可修之德行也。”

论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毛《传》但云：“遵率养取晦昧”，而更无他说。为义疏者述其意云：“率此师以取是暗昧之君，谓诛纣以定天下。”则毛公谓“于铄王师”者，武王之师也。郑《笺》云：“文王之用师，率叛国以事纣。”则郑又以为文王之师也。二说自相违异，毛谓武王之师是矣。而遵养时晦，毛郑之说皆非也。养之为言，不待训诂，而其义自明。毛训为取者，苟欲曲就已之说尔。遵养当连言，及下“时晦”共为一事。而毛郑皆断“遵”一字独为一义，而“养时晦”又为一义。如此岂成文理？毛以遵为率师，郑谓遵为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且毛谓率师犹以上文有“王师”之言；如郑之说，是诗人但著一遵字而使后世知是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此郑之臆说穿凿可知矣。毛谓武王率师以取暗君，虽非诗人所谓遵养时晦之义，然率师取纣实是武王之事。但诗人之意与毛不同尔。若郑谓文王养纣以老其恶者，是厚诬文王也。纣为暴虐，比干直谏以死，孔子目为殷之仁人。盖比干非不知纣之不可谏，然不忍弃其君而不救其恶，使陷于祸败，遂冒死以进者，犹冀可救于万一。孔子以其爱君之意笃，故以仁人目之。如郑所谓文王者，异乎仁人之用心也。孔子于汤武之事，心甚非之。其于论乐云：“武未尽善”，略见其意而无明言以贬之，但咨嗟叹息，极称文王之美而已。美于此则非于彼可知矣，此圣人之深意也。苟如郑说，则文王幸纣为不善，养成其恶，利而取之，此小人尚或不为，而孔子尚何极称其美哉？是故知文王之用心者，惟孔子一言，而为万世信者，亦惟孔子也。由是言之，郑氏可谓厚诬矣。郑氏此说，近世学者多以为非，而著论以辨之。余于此颂，因众论而正之也。

本义曰：于铄王师者，美武王之师也。遵养时晦者，循养以自晦之道，谓有师而不耀其威武，养之以晦也。时纯熙矣，是用大介者，介助也，时至而后动，乘时而兴，用王师为大助也，谓周兴以德，不专用武，以师助其兴尔。我龙受之者，谓武王之功兴此王业，成王宠受而承之也。𫏋𫏋王之造言𫏋𫏋然，武功武王之所为也。载用有嗣者，谓后世能承其业为有嗣矣。实维尔公者，武王用师实天下之至公，信可谓王师矣。

论曰：有駜之义，毛以为马肥彊貎，又谓马肥彊则能升高进远，臣彊力则能安国。据诗但述乘马肥彊尔，毛以喻臣能彊力已为衍说，而郑又谓喻僖公用臣必先足其禄食，则莫不尽忠，意谓畜马者必先丰其养饲，饲丰则马肥彊，马肥彊则能尽力，以喻养臣者必先丰其禄食，禄食足则臣尽忠者，皆诗文所无，此又妄意诗人而委曲为说，故失诗之义愈远也。振振鹭，鹭于下，毛以为兴洁白之士，郑又谓僖公君臣无事相与明义明德而已，洁白之士群集于君之朝，君与之饮酒。郑所谓君臣明义明德者，解在“公明”明也。故为义疏者广郑之说，谓僖公君臣既明德义，则洁白之士慕其所为，群集于朝。因谓在公为旧臣，振鹭为新来之士。不惟诗无明文，妄为分别，非诗之本义。若以首章之义如郑说，则旧臣夙夜在公，而新来之士饮酒醉舞，此岂近于人情？所以然者，皆由委曲生意，为衍说以自累也。据《序》言颂君臣之有道者，谓僖公君臣知持国之道，致其国治民安，然后君臣燕乐，有威仪尔。振鹭取其能自修洁，翔集有威仪也。郑于周颂笺传是矣。

本义曰：有駜有駜，駜彼乘黄者，僖公宠锡其臣车马之盛也。夙夜在公，在公明明者，其臣修其官，称其车服之谓也。在公明明者，谓修明其职也。振振鹭，鹭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乐兮者，言其群臣能自修洁，有威仪，君臣燕饮以相乐也。胥相也。其先言在公，而后言胥乐者，先公而后私也。下章饮酒载燕，其义皆同。卒章笺传是矣。

论曰：诗云“寘我鞉鼓”，毛郑皆读寘为植，谓三代之鼓异制，夏足鼓，殷植鼓，周县鼓。汤伐桀定天下，作濩乐，始用植鼓，故诗人叹美之者，非也。如毛郑之说，鞉贯而摇之，非植鼓，则寘不读为植已可知矣。且诗人称颂成汤之功德，当举其大者，如“正域彼四方，奄有九有，圣敬日跻，式于九围”，“武王载旆，有侖秉钺”之类是也。汤作大濩，虽是成功之乐，诗人欲歌颂之，亦必举其大者。据礼家之说，三代器服无一物相袭者，至于乐舞，其器甚众，商人改夏制者不可胜数，不独植鼓也。鼓众乐器中一器尔，鞉器之尤小者也。商人歌颂成汤功德，不应遗大举小。若曰植鼓，取其变夏制而立殷制，则器服变制大者颇多，又况鞉非植鼓乎？书曰：“下管鞉鼓”，盖自虞夏以来旧物常用者，诗人必不引以为成汤之美事。以此可知，毛郑之非也。据《序》云：“那，祀成汤也。”若依《序》说，商人作颂以为祀汤之乐歌，述其祀时乐舞之盛以衎乐先祖，则得之矣。古人作颂之体此类甚多，如周颂《我将》祀文王，但述祀时羊牛肥腯；《执竞》祀武王，亦言祀时锺鼓管磬之类是也。颂曰：“汤孙奏假”，毛谓汤孙者成汤也，言汤善为人子孙也；郑谓汤孙者太甲也。二家之说皆非也。且汤孙者，当是汤之孙尔。若以汤为孙，则是商人谓其先祖为孙，理岂得通？郑以汤孙为太甲者，但以世次数之，太甲于汤为孙尔。至《烈祖》祀中宗，又云“汤孙之将”；《殷武》祀高宗，又云“汤孙之绪”，则《那》所谓汤孙者，不得为太甲也。颂言汤孙者，斥主祀之时王尔。自太甲以下至纣，皆可为汤孙，不知颂作于何时，所斥者何王尔。盖商有天下六百年而为周，自天下为周而微子封于宋，又四百馀年而孔子始得商颂于宋。宋之礼坏乐崩久矣，其颂亡失之馀才五篇仅存尔。当孔子得颂时，已不知其作于何王之世也。然则汤孙，不知是商之何王。郑以为太甲者，妄意而言尔。置当读如置器之置。绥我思成者，绥安也，思语助也。安然而成者，谓下章所陈管磬和调而成声也。毛引《礼记》斋日之说，亦非也。思读如“不可射思”之思。

本义曰：猗那之颂，诗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汤，美其乐舞及其助祭诸侯与其执事之臣，皆由商王之能将其事也。其述乐也，先自其小者，故先言鞉鼓，次言管磬，次言庸鼔，次言万舞，皆述其声容之美。又言诸侯助祭者皆悦怿，群臣执事者皆恭恪。一章三称其主祀之时王，而谓之汤孙者，言其能主商祀之烝尝，可谓汤之子孙矣。其大义止于如此尔。其始云“汤孙奏假”者，言能奏此乐而升荐之。郑解假为升，是也。其又云“于赫汤孙”者，谓于赫汤之孙也。诗人作此颂，以为祀成汤之乐歌。其言汤孙能修祀事则可，若于赫者，盛美之辞也，不应自称盛美之孙以夸其先祖，故当为“于赫汤之孙”也。卒云“汤孙之将”者，谓能将祀事也。其述乐先小者而间称汤孙，至于再三者，盖诗无定体，作者之意或然也。

论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则“嗟嗟烈祖”者，中宗也。郑执那颂“烈祖”以为成汤者，非也。如丙以甲为祖，戊亦可以丙为祖矣，此古今人之常是也。是则汤之后世以汤为祖，中宗之后世以中宗为祖，此常事也，何必曲为之说哉？颂云“亦有和羮，既戒既平，鬷假无言，时靡有争。”毛训假为大而已，郑谓和羮喻诸侯有和顺之德者，非也。其失自左氏传《春秋》也。左传鲁昭二十年，晏子为齐侯陈和同之异，云：“和如羹焉。”者，其意本讥齐侯与子犹同欲不得为和也。因引和羮为喻，以谓和者咸酸异味相济为和，以喻君臣以可否相济为和，故曰：“君臣亦然。”因引此颂云“亦有和羮”。但谓羮当以五味相和尔。古人引诗喻事，多不用诗本义，但取其一句足以晓意而已。如“《鹊巢》”本述后妃，而鲁穆叔引以喻晋君有国而赵孟治之之类是也。方晏子引颂和羮，虽非诗义而未为甚失。郑则不然，据诗上言“既载清酤”，下言“亦有和羮”，乃是直陈祭时酒与羮尔，郑何据而为喻诸侯哉？诗无明文，乃是臆说也。至于郑解“鬷假无言”以为诸侯助祭总升堂而齐一寂然无言，而杜预注左氏传言“总大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羮”，以此见先儒各用其意为解，以就成已说，岂是诗人本意也？至如诗云“来假来飨，降福无疆”，假至也。据诗但言神至而飨乃降福尔，盖郑训假为升，遂云诸侯助祭者来升堂献酒而神飨，且诸侯助祭古无献酒之礼，今诗又无明文，亦郑之臆说也。

本义曰：嗟嗟我烈祖中宗，以其有常之福，申锡及尔者，尔时主祀之王也。既载清酤，赉我思成，谓以清酒祼献而神赉我使成祀事也。亦有和羮者，言调和此羮之人，谓膳夫也。既戒既平者，戒慎其事也。而鬷假无言，时靡有争者，谓执事之臣总至无喧哗又不交侵其职位，以见在庙之人皆肃㳟而举动得礼，所以神明锡以眉夀黄耇之福也。约軧错衡，八鸾鸧鸧者，此始谓助祭之诸侯也。以假以享者，谓诸侯既至而助享也。我受命溥将，自天降康，丰年穰穰者，我时王受天命溥将此祭祀，而天降丰穰，使我备物而祭，致神歆飨而降福也。上云以享者，谓诸侯来助祭致享于神也；下云来飨者，谓神来至而歆飨也。

论曰：帝立子生商，帝上帝也，而郑以为黒帝，郑惑䜟纬其不经之说，汩乱六经者不可胜数，学者稍知正道，自能识为非圣之言。然今著于笺以害诗义，不可以不去也。至玄王桓拨，又云承黒帝而立子者，亦宜去也。书称格王正厥事，宁王遗我大宝龟，商颂亦云武王载斾之类甚多，盖古人往往以美称加王尔。玄者深微之谓也，老氏言玄之又玄是矣，不必为黒也。苞有三蘖，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毛以苞为本，蘖为馀，训诂是矣，郑何据而为三王之后乎？考文求义，谓一本而生三蘖也。然则大者为本，小而附者为蘖，夏所谓本也，韦也顾也昆吾也，所谓三蘖也。达生长也，谓此三蘖莫能遂达其恶，皆伐而去之，并拔其本也。其曰九有有截者，盖汤己为天下所归，用此九有之师以伐三蘖，并其本而去之也。

甘棠，美召伯也。其诗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毛、郑皆谓蔽芾小貌，茇舍也。召伯本以不欲烦劳人，故舍于棠下。棠可容人，舍其下则非小树也。据诗意，乃召伯死后，思其人，爱其树，而不忍伐。则作诗时益非小树矣。毛、郑谓蔽芾为小者，失诗义矣。蔽能蔽风日，俾人舍其下也。芾，茂盛貌。蔽芾，乃大树之茂盛者也。

日月，卫庄姜遭州吁之难，伤己不见荅于先君也。其诗曰：“日居月诸，东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者，谓父母不能畜养我终身而嫁我于卫，使至困穷也。女无不嫁，其曰畜我不卒者，困穷之人尤怨之辞也。郑谓庄姜尊庄公如父母而遇我不终者，非也。妻之事夫，尊亲如父母，义无此理也。

谷风，刺夫妇失道也。卫人淫于新昏而弃其旧室。其诗曰：“毋逝我梁，毋发我笱。我躬不阅，遑恤我后。”者，旧室被弃之辞也。禁其新昏，“毋发我笱”者，言弃妻将去，犹顾惜其家之物。既而叹曰：“我身尚不容，安能恤其后事乎？”以见其妻虽去而犹不忘其家，所以深嫉其夫也。郑谓禁其新昏，“毋之我家以取我室家之道”者，非也。盖旧室所以见弃者，为有新昏尔，尚安能禁其“毋之我家”乎？又云“何暇忧我后所生之子孙”者，亦非也。据诗意，“后”后事也。

简兮，刺不用贤也。卫之贤者仕于伶官也。其诗曰：“有力如虎，执辔如组。左手执籥，右手秉翟。”者，谓此贤者才力皆可任用而反使之执籥秉翟为伶官也。万舞正是惜其非所宜为也，岂以为能哉？矧能籥舞岂足为文武道备？郑云能籥舞言文武道备者，非也。

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桓公救而封之，卫人思之，欲厚报也。其诗曰：“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郑谓欲令齐长以为玩好，结已国之恩者，非也。诗人但言齐德于卫，卫思厚报，永为两国之好尔。“好”当如“继好息民”之好。木瓜薄物，琼琚宝玉，取厚报之意尔，岂以为玩好也？

萚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其诗曰：“萚兮萚兮，风其吹女。”郑谓风喻号令，喻君有政教，臣乃行之，近得之矣。又曰：“叔兮伯兮，倡予和女。”毛谓君倡臣和是矣。郑谓群臣无其君，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我则和之者，非也。诗人本谓萚须风吹则动，臣须君倡则和尔。如郑之说，与上文意不相属，非诗人之本义。国君以伯叔称其臣者，盖大臣也。

野有蔓草，民穷于兵革，男女失时，思不期而会也。其诗曰：“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此诗文甚明白，是男女昏娶失时，邂逅相遇于野草之间尔，何必仲春时也？周礼言仲春之月会男女之无夫家者，学者多以此说为非。就如其说，乃是平时之常事，兵乱之世，何待仲春？郑以蔓草有露为仲春，遂引周礼会男女之礼者，衍说也。

伐檀，刺贪也。在位贪鄙，无功受禄，君子不得仕进也。其诗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毛谓伐檀以俟世用，若俟河水清且涟如毛之说是，寘檀于浊河之侧以俟河清，不可得也。据诗文，乃寘檀于清河之侧尔，初无俟清之意，知毛之说非也。诗人之意，谓伐檀将以为车，行陆而寘于河干，河水虽清涟然，檀不得其用，如君子之不得仕进，莫能施其用矣。其下章“伐辐伐轮”，义皆同也。

羔裘，晋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其诗曰：“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岂无他人？维子之故。”郑谓此民卿大夫采邑之民尔，又云“我不去者，念子故旧之人”。据诗，乃晋人述其国民怨上之辞，云“我岂无他国可往，犹顾子而不去尔”。在位者，晋国执政之大臣，民于上位何论故旧？《序》但云“不恤其民”，郑何据而限以卿大夫采邑？皆曲说也。

七月，陈王业也。其诗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据诗，农夫在田，妇子往馌田，大夫见其勤农乐事而喜尔。郑易“喜”为“饎”，谓饎酒食也，言饷妇为田大夫设酒食也。郑多改字，前世学者已非之，然义有不通，不得已而改者，犹所不取，况此义自明，何必改之以曲就衍说也？

南山有台，乐得贤也。其诗曰：“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乐只君子，邦家之基。”郑谓山有草木以自覆盖，成其高大，喻人君有贤臣以自尊显者，非也。考诗之义，本谓高山多草木，如周大国多贤才尔。且山以其高大，故草木托以生也，岂由草木覆盖然后成其高大哉？

菁菁者莪，乐育才也。君子能长育人材，则天下喜乐之矣。其诗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育材之道博矣，人之材性不一，故善育材者，各因其性而养成之，或教于学，或命以官，劝以爵禄，励以名节，使人人各极其所能。然则君子所以长育之道亦非一也。而郑氏引礼家之说曰：“人君教学国人，秀士、选士、俊士、造士、进士，养之以渐，至于官之者。”拘儒之狭论也。又曰：“既教学之，又不征役者。”衍说也。既见君子，乐且有仪，谓此君子乐易而有威仪尔。乐易所以容众，有仪所以为人法也。而郑谓有官爵然后得见君子，见则心喜乐，又以礼仪见接者，亦衍说也。郑氏解诗，常患以衍说害义，如其所说，则未仕之人不见君子而不得教育矣。

采芑，宣王南征也。其诗称述将帅师徒车服之盛，威武之容，而其首章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亩。”者，言宣王命方叔为将，以伐荆蛮，取之之易，如采芑尔。芑，苦菜也，人所常食，易得之物。于新田亦得之，于菑亩亦得之，如宣王征伐四夷，所往必获也。其言采芑，犹今人云拾芥也。其所以往而必得之易者，由命方叔为将，而师徒车服之盛，威武之容，如诗下章所陈是也。毛、郑于此篇车服物名训诂尤多，其学博矣，独于采芑之义失之。以为宣王中兴，必用新美天下之士。郑又谓和治军士之家而养育其身，可谓迂疏矣。

𫠆弁，刺幽王也。暴戾无亲，孤危将亡也。其诗曰：“如彼雨雪，先集维霰。”笺云：喻幽王不亲九族，亦有渐，自微至甚，如先霰后大雪。非诗意也。考诗之意，非谓不亲九族有渐，谓其危亡有渐尔。谓国将亡，必先离其九族，如雪将降，必先下霰。见霰知必有雪，见九族离心知必亡国，必然之理也。故其下文云：“死丧无日，无几相见也。”

鱼藻，刺幽王也。言万物失其性，王居镐京，将不能以自乐。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其诗曰：“鱼在在藻，有颁其首。王在在镐，岂乐饮酒。”郑谓鱼之依水草，犹人之依明王。明王之时，鱼处于藻，得其性则肥充。诗之言有述事者，有比物者。一句之中，不能兼此两义也。鱼藻述事之言也。诗人谓幽王时，万物失其性而不安其生，王亦将不能长有其乐也，乃思古武王之时，万物得其性，故王亦安其乐。其言鱼在在藻者，言万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镐者，谓武王安其乐尔。其义止于如此而已。郑谓鱼依水草如人依明王者，非诗人之本意也。

板，刺厉王也。其诗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瘅。”者，上帝，天也。其民呼天而诉曰：“上帝板板”者，谓天宜爱养下民，而今反使民皆病也。其意如此而已。毛、郑以为上帝斥王者，非也。其下云：“天之方难”，又以为斥王者，亦非也。天之方蹶，方虐，方懠，及天之牖民，皆呼天而诉之辞也。其谓天之方虐者，天不宜酷虐，盖民怨尤之辞，犹言天未悔祸也。苟如郑说，其卒章云：“敬天之怒”，又岂得为斥王乎？故凡言天者，皆谓上天也。

云汉，仍叔美宣王也。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其诗曰：“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毛训摧为至，初无义理。郑又改摧为嗺，嗟也。改字先儒不取。据诗，摧当为摧坏之义，谓旱既太甚，人民饥馑，不能为国，则将摧坏先祖之基业尔。故其下章又云：“父母先祖，胡宁忍予？”者，其义同也。而毛、郑皆谓先祖文武为民父母者，亦非也。盖诗人述宣王诉于父母及先祖尔。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坏也。其诗曰：“旻天疾威，天笃降丧。”又云：“天降罪罟。”皆述周之人民呼天而怨诉之辞也。其义与瞻卬同，而毛、郑常以为斥王者，皆非也。

有客，微子来见祖庙也。其诗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马。”毛以为亦周，郑以为亦武庚者，其说皆非也。毛、郑之意，谓亦者，又也，有因之辞也。以为彼既为是，此又为是者为亦也。其谓亦周、亦武庚者，谓周人与武庚乘白马而微子亦乘白马也。今考诗之文不然。诗言亦者多矣，若抑曰：“哲人之愚，亦维斯戾。”者，似因上文先述庶人之愚，然庶人之愚自云：“亦职维疾。”则又无所因，以此知其不然也。《卷阿》曰：“凤凰于飞，亦集爰止。”郑以为亦众鸟，其义不通，已见别论。至其下章又云：“亦傅于天。”则郑更无所说。《菀桞》曰：“有鸟高飞，亦傅于天。”郑亦无所说。盖其义不通，不能为说也。至于人亦有言：“亦孔之哀。”“民亦劳止”之类甚多，皆非有所因。盖亦者，诗人之语助尔。然则亦白其马者，直谓有客乘白马尔。况诗无周及武庚之文，二家妄自为说，所以不同也。

閟宫，颂僖公也。其诗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毛谓上帝是依，依其子孙。郑谓依其身也，天依凭而降精气。郑之此说，是用履帝武敏歆之说也。其言怪妄，生民之论详之矣。而毛谓依其子孙者，亦非也。其上下文方言姜嫄生后稷时事，与上帝依其子孙文意不属。据诗意，依犹赖也。谓上帝是赖者，言姜嫄赖天帝之灵而生后稷，无灾害尔。

绿衣，卫庄姜伤己也。言妾上僭，夫人失位也。其诗曰：“绿兮衣兮，绿衣黄里。”毛谓绿间色，黄正色者，言间色贱反为衣，正色贵反为里，以喻妾上僭而夫人失位。其义甚明，而郑改绿为褖，谓褖衣当以素纱为里而反以黄。先儒所以不取郑氏于诗改字者，以谓六经有所不通，当阙之以俟知者。若改字以就已说，则何人不能为说，何字不可改也？况毛义甚明，无烦改字也。当从毛。

旄丘，责卫伯也。狄人迫逐黎侯，寓于卫，卫不能修方伯连率之职，黎之臣子以责于卫也。其卒章曰：“叔兮伯兮，褎如充耳。”毛谓大夫褎然有尊盛之服而不能称。郑谓充耳，塞耳也。言卫诸臣如塞耳无闻知也。据诗四章，皆责卫之辞。其卒章云充耳者，谓卫诸臣闻我所责如不闻也。郑义为长，当从郑。

出其东门，闵乱也。郑公子互争，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思保其室家焉。其诗曰：“出其闉阇，有女如荼。”毛谓荼，英荼也，言皆丧服也。郑谓荼，茅秀物之轻者，飞行无常。考诗之意，云如荼者，是以女比物也。毛谓丧服，疏矣。且弃女不当丧服，而下文云：“虽则如荼，匪我思且。”言女虽轻美，匪我所思尔。以文义求之，不得为丧服，当从郑。

敝笱，刺文姜也。鲁桓公微弱，不能防闲文姜，使至淫乱。其诗曰：“敝笱在梁，其鱼鲂鳏。”毛谓鳏，大鱼也。郑谓鳏，鱼子也。孔颖达正义引孔丛子言鳏鱼之大盈车，则毛谓大鱼不无据矣。郑改鳏字为鲲，遂以为鱼子，其义得失不较可知也。诗人之意，本以鲁桓弱不能制强，则敝笱不能制大鱼，是其本义。苟如郑说，则小犹不能制大，则可知义亦可通。然鳏为大鱼，非毛臆说。又其下文言：“从者如云雨，是其党众盛，恣行无所畏忌。”以见齐子强盛，宜以大鱼为比，皆当从毛。

载驱，齐人刺襄公也。盛其车服，与文姜淫播，其恶于万民焉。其诗曰：“四骊济济，垂辔濔濔。鲁道有荡，齐子岂弟。”毛云：“言文姜于是乐易。”然者，谓文姜为淫秽之行，曽不畏忌人。而襄公乘骊，垂辔而行鲁道，文姜安然乐易，无惭耻之色也。其义甚明。郑改岂字为闿，转引古文尚书以弟为圛，而训圛为明，以为闿明犹发夕也，迂疏甚矣，当从毛。

园有桃，刺时也。大夫忧其君俭啬，不能用其民也。其诗曰：“园有桃，其实之殽。”毛谓：“园有桃，其实之食。”国有民，得其力。郑谓魏君薄公税省，国用不取于民，食园桃而已。考诗之意，本刺魏君俭啬，不能用其民者，谓不知为国者用有常度，其取于民有道，而过自俭啬尔。非谓其不取于民，但食桃也。桃非终岁常食之物，于理不通。其曰：“园有桃，其实之殽。”谓园有桃尚可取而食，况国有人民，反不能取之以道，至使国用不足而为俭啬乎？毛说为是，当从毛。

椒聊，刺晋昭公也。君子见沃之盛强，知其蕃衍盛大，子孙将有晋国焉。其诗曰：“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硕大无朋。”毛谓朋，比也。郑谓平均无朋党。彼其之子，曲沃桓叔也。诗人但忧桓叔盛大，将夺晋国，本不美其为政平均也。毛以朋为比，比者以类相附之谓也。无朋者，谓桓叔盛大无与为比，谓其特盛出于伦类也。义当从毛。

绸缪，刺晋乱也。国乱则昏姻不得其时。其诗曰：“绸缪束薪，三星在天。”毛谓三星，参星也。男女待礼而成，若薪刍待人事而后束。郑谓三星，心星也。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为候。今我束薪于野，乃见三星在天，则三月之末四月之中，见于东方矣，故云不得其时。参、心皆三星，而知郑义为得者，以其所见之月候嫁娶早晚为有理。毛以束薪喻男女成昏，于义不类。郑谓因束薪于野而见天星，义简而直，故皆当从郑。

蜉蝣，刺奢也。昭公国小而迫，好奢而任小人也。其诗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考诗之意，谓曹国迫小而昭公无法自守，将至危亡，但好奢侈而整饰其衣服楚楚然。如蜉蝣虽有羽翼，不能久生也。郑谓不知君臣死亡无日，如渠略者是也。毛谓渠略犹有羽翼以自修饰，则是昭公不能修饰衣服，不如渠略尔，与诗之义正相反也，当从郑。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也。其诗曰：“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毛谓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郑谓稂当作凉，凉草萧蓍之属。毛、郑皆谓泉流浸病其草，如共公为政困病其民。大意则同，但稂为童梁，其义自通，何烦改字？理当从毛。

楚茨，刺幽王也。其诗曰：“或肆或将。”毛谓肆者，陈于牙；将者，齐于内。郑谓或肆其骨体于爼，或奉持而进之。诗之大义，毛、郑皆得之，无所违异。惟此一句，虽不害大义，然各为一说，使学者莫知所从。以理考之，当从郑。

玄鸟，祀高宗也。其诗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毛谓春分玄鸟降，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古今虽相去远矣，其为天地人物与今无以异也。毛氏之说，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为怪，宜其有之。而郑谓吞鳦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说也。秦汉之间学者，喜为异说，谓高辛氏之妃陈𨦟氏女感赤龙精而生尧，简狄吞鳦卵而生契，姜嫄履大人迹而生后稷。高辛四妃，其三皆以神异而生子。盖尧有盛德，契、稷后世皆王天下数百年，学者喜为之称述，欲神其事故，务为竒说也。至帝挚无所称，故独无说。郑学博而不知统，又特喜䜟纬诸书，故于怪说尤笃信。由是言之，义当从毛。

案：郑氏谱《周南》《召南》言，文王受命，作邑于丰，乃分岐邦周召之邑，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使施先公大王、王季之教于已所职六州之国。其民被二公之德教，尤纯至。武王灭纣，巡守天下，陈其诗以属太师，分而国之。其得圣人之化者，系之周公，谓之《周南》；其得贤人之化者，系之召公，谓之《召南》。今考之于诗义，皆不合；而为其说者，又自相抵牾。所谓被二公之德教者，是周公旦、召公奭所施大王、王季之德教尔。今周召之诗二十五篇，《关雎》《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苢》皆后妃之事；《鹊巢》《采蘩》《小星》皆夫人之事，夫人乃大姒也；《麟趾》《驺虞》皆后妃夫人德化之应；《草虫》《采𬞟》《殷其雷》皆大夫妻之事；《汉广》《汝坟》《羔羊》《摽有梅》《江有汜》《野有死麕》皆言文王之化。盖此二十二篇之诗，皆述文王大姒之事。其馀三篇，《甘棠》《行露》言召伯听讼；《何彼秾矣》乃武王时之诗。乌有所谓二公所施先公之德教哉？此以谱考诗义，皆不能合者也。谱言得圣人之化者，谓周公也；得贤人之化者，谓召公也。谓旦、奭共行先公之德教，而其所施自有优劣，故以圣贤别之尔。今诗所述，既非先公之德教，而二《南》皆文王大姒之事，无所优劣，不可分其圣贤。所谓文王大姒之事，其德教自家刑国，皆其夫妇身自行之以化其下，久而变纣之恶俗，成周之王道，而著于歌颂尔。盖谱谓先公之德教者，周召二公未尝有所施，而二《南》所载文王大姒之化，二公亦又不得而与。然则郑谱之说，左右皆不能合也。后之为郑学者，又谓谱言圣人之化者为文王，贤人之化者为大王、王季。然谱本谓二公行先公之教，初不及文王，则为郑学者又自相抵牾矣。今诗之《序》曰：“《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故系之周公；《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故系之召公。”至于《关雎》《鹊巢》所述，一大姒尔，何以为后妃？何以为夫人？二《南》之事一文王尔，何以为王者？何以为诸侯？则《序》皆不通也。又不言作诗之时世，盖自孔子没，群弟子散亡，而六经多失其旨。诗以讽诵相传，五方异俗，物名字训往往不同，故于六经之失，诗尤甚。诗三百馀篇，作非一人所作，非一国先后，非一时。而世久失其传，故于诗之失时世尤甚。周之德盛于文武，其诗为风、为雅、为颂。风有《周南》《召南》，雅有大雅、小雅，其义类非一。或当时所作，或后世所述。故于诗时世之失，周诗尤甚。自秦汉已来，学者之说不同多矣，不独郑氏之失也。昔孔子尝言《关雎》矣，曰哀而不伤。太史公又曰：“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而《关雎》作。”而齐、鲁、韩三家，皆以为康王政衰之诗，皆与郑氏之说其意不类。盖常以哀伤为言，由是言之，谓《关雎》为周衰之作者近是矣。周之为周也，远自上世，积德累仁，至于文王之盛，征伐诸侯之不服者，天下归者三分有二。其仁德所及，下至昆虫草木，如《灵台》《行苇》之所述。盖其功业盛大，积累之勤，其来远矣。其威德被天下者，非一事也。大姒贤妃，又有内助之功尔。而言诗者过为称述，遂以《关雎》为王化之本，以谓文王之兴自大姒始。故于众篇所述德化之盛，皆云后妃之化所致。至于天下太平，《麟趾》与《驺虞》之瑞，亦以为后妃功化之成效。故曰：“《麟趾》《关雎》之应，《驺虞》《鹊巢》之应”也。何其过论欤！夫王者之兴，岂专由女德？惟其后世因妇人以致衰乱，则宜思其初有妇德之助以兴尔。因其所以衰，思其所以兴，此《关雎》之所以作也。其思彼之辞甚美，则哀此之意亦深。其言缓，其意远。孔子曰：“哀而不伤”，谓此也。

司马迁之于学也，虽博而无所择，然其去周秦未远，其为说必有老师宿儒之所传。其曰“周道缺而《关雎》作”，不知自何而得此言也，吾有取焉。昔吴季札闻鲁人之歌《小雅》也，曰：“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犹有先王之遗民焉。”而太史公亦曰：“仁义陵迟，《鹿鸣》刺焉。”然则《小雅》者，亦周衰之作也。《周颂·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犹文王之为文王，武王之为武王也。然则《昊天有成命》当是康王已后之诗。而毛、郑之说，以颂皆是成王时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不敢康。宁执竞曰：“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尔。然则《执竞》者，当是昭王已后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据诗之文，但云成康尔，而毛、郑自出其意，各以增就其己说，而意又不同，使后世何所适从哉！

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亦皆以为武王，由信其己说，以颂皆成王时作也。诗所谓成王者，成王也；成康者，成王康王也。岂不简且直哉！而毛、郑之说，岂不迂而曲也？以为成王康王，则于诗文理易通；如毛、郑之说，则文义不完而难通。然学者舍简而从迂，舍直而从曲，舍易通而从难通，或信焉而不知其非，或疑焉而不敢辨者，以去诗时世远，茫昧而难明也。余于《周南》《召南》，辨其不合者，而《关雎》之作，取其近是者焉，盖其说合于孔子之言也。若《雅》也，《颂》也，则辨之而不敢必，而有待焉。夫毛、郑之失，患于自信其学而曲遂其说也。若余又将自信，则是笑奔车之覆而疾驱以追之也。然见其失，不可以不辨；辨而不敢必，使余之说得与毛、郑之说并立于世，以待夫明者而择焉可也。

《关雎》、《鹊巢》，文王之诗也。不系之文王，而下系之周公、召公。召公自有诗，则得列于本国；周公亦自有诗，则不得列于本国，而上系于豳。豳，大王之国也。考其诗，则周公之诗也。周召、周公、召公之国也。考其诗，则文王之诗也。何彼秾矣，武王之诗也，不列于雅，而寓于召南之风。常棣，周公之诗也，不列于周南，而寓于文王之雅。卫之诗，懿公之诗也，或系之邶，或系之鄘，或系之卫。诗述在位之君，而风系已亡之国。晋之为晋久矣，不得为晋而谓之唐；郑去咸林而徙河南为郑甚新，而遂得为郑。自汉已来，其说多矣。盖诗之类例不一，如此宜其说者之纷然也。问者曰：“然则其将奈何？”应之曰：“吾之于诗，有幸有不幸也。不幸者，远出圣人之后，不得质吾疑也。幸者，诗之本义在尔。诗之作也，触事感物，文之以言。美者善之，恶者刺之，以发其揄扬怨愤于口，道其哀乐喜怒于心，此诗人之意也。古者，国有采诗之官，得而录之，以属太师，播之于乐。于是考其义类，而别之以为风、雅、颂，而比次之以藏于有司，而用之宗庙朝廷下至郷人聚会，此太师之职也。世久而失其传，乱其雅颂，亡其次《序》。又采者积多，而无所择。孔子生于周末，方修礼乐之坏，于是正其雅颂，删其繁重，列于六经，著其善恶，以为劝戒，此圣人之志也。周道既衰，学校废而异端起。及汉承秦焚书之后，诸儒讲说者整齐残缺，以为之义训。耻于不知，而人人各自为说，至或迁就其事，以曲成其己学。其于圣人，有得有失，此经师之业也。惟是诗人之意也，太师之职也，圣人之志也，经师之业也。今之学诗也，不出于此四者，而罕有得焉者何哉？劳其心而不知其要，逐其末而忘其本也。何谓本末？作此诗，述此事，善则美，恶则刺，所谓诗人之意者本也；正其名，别其类，或系于此，或系于彼，所谓太师之职者末也；察其美刺，知其善恶，以为劝戒，所谓圣人之志者本也；求诗人之意，达圣人之志者，经师之本也；讲太师之职，因其失传而妄自为之说者，经师之末也。今夫学者，得其本而通其末，斯尽善矣；得其本而不通其末，阙其所疑可也；虽其本有所不能通者，犹将阙之，况其末乎？所谓周召、邶鄘、唐豳之风，是可疑也。考之诸儒之说，既不能通，欲从圣人而质焉，又不可得，然皆其末也。若诗之所载，事之善恶，言之美刺，所谓诗人之意，幸其具在也。然颇为众说汨之，使其义不明。今去其汨乱之说，则本义粲然而出矣。今夫学者，知前事之善恶，知诗人之美刺，知圣人之劝戒，是谓知学之本而得其要，其学足矣，又何求焉？其末之可疑者，阙其不知可也。盖诗人之作诗也，固不谋于太师矣。今夫学诗者，求诗人之意而已，太师之职有所不知，何害乎学诗也？若圣人之劝戒者，诗人之美刺，是已知诗人之意，则得圣人之志矣。

或问：“七月，豳风也，而郑氏分为雅颂。其诗八章，以其一章二章为风，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之半为雅，又以六章之半、七章、八章为颂。一篇之诗，别为三体，而一章之言半为雅而半为颂。诗之义果若是乎？”应之曰：“七月，周公之作也。其言豳土寒暑气节、农桑之候、勤生乐事、男女耕织、衣食之本，以见大王居豳、兴起王业艰难之事。此诗之本义，毛、郑得之矣。其为风、为雅、为颂，吾所不知也。所谓七月之本义幸在者，吾既得之矣。其末有所难知者，阙之可也。虽然，吾知郑氏之说自相抵牾者矣。今诗之经，毛、郑所学之经也。经以为风，而郑氏以为雅颂，岂不戾哉？夫一国之事谓之风，天下之政谓之雅，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谓之颂。此毛、郑之说也。然则风诸侯之事，雅天子之事也。今所谓七月者，谓之风可矣，谓之雅颂则非天子之事，又非告成功于神明者，此又其戾者也。风、雅、颂之为名，未必然，然于其所自为说，有不能通也。”

问者又曰：“郑氏所以分为雅颂者，岂非以周礼籥章之职有吹豳诗雅颂之说乎？”应之曰：“今之所谓周礼者，不完之书也。其礼乐制度，盖有周之大法焉。至其考之于事，则繁杂而难行者多。故自汉兴，六经复出，而周礼独不为诸儒所取，至或以为黩乱不验之书。独郑氏尤推尊之，宜其分豳之风为雅颂以合其事也。”

问者又曰：“今豳诗七篇，自鸱鸮以下六篇皆非豳事，独七月一篇岂足以自为一国之风？然则七月而下七篇寓于豳风尔，豳其自有诗乎？周礼所谓豳雅、豳颂者，岂不为七月而自有豳诗，而今亡者乎？至于七月亦尝亡矣，故齐鲁韩三家之诗皆无之。由是言之，豳诗其犹有亡者乎？”

应之曰：“经有其文，犹有不可知者；经无其事，吾可逆意而谓然乎？

或问：“鲁诗之颂，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蛮貊莫不从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矫矫武臣，在泮献馘。’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又曰：‘憬彼淮夷，来献其琛。’《閟宫》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又曰：‘淮夷来同，鲁侯之功。’又曰：‘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其武功之盛，威德所加，如诗所陈，五霸不及也。然鲁在《春秋》时，常为弱国。其与诸侯会盟征伐，见于《春秋》《史记》者可数也，皆无诗人所颂之事。而淮夷、戎狄、荆舒、徐人之事，有见于《春秋》者，又皆与颂不合者，何也？”

案：《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败莒，灭项者各一。此鲁自用兵也。其四年伐楚，侵陈；六年伐郑。是时，齐桓公方称伯主兵，率诸侯之师，而鲁亦与焉尔。二十八年围许，是时晋文公方称伯主兵，率诸侯，而鲁亦与焉尔。十五年楚伐徐，鲁救徐而徐败；十八年宋伐齐，鲁救齐而齐败；二十六年齐人侵伐鲁鄙，鲁乞师于楚，楚为伐齐取榖。《春秋》所记，僖公之兵止于是矣。其自主兵所伐邾、莒、项皆小国，虽能灭项，反见执于齐；其所伐大国，皆齐、晋主兵；其所救者，又力不能胜而辄败。由是言之，鲁非强国可知也。乌有诗人所颂威武之功乎？其所侵伐小国，《春秋》必书，乌有所谓克服淮夷之事乎？惟其十六年，一会齐侯于淮尔。是会也，淮夷侵鄫，齐侯来会，谋救鄫尔。由是言之，淮夷未尝服于鲁也。其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郑氏以谓僖公与齐桓举义兵，北当戎与狄，南艾荆及群舒。案僖公即位之元年，齐桓二十七年也。齐桓十七年伐山戎，远在僖公未即位之前。至僖公十年，齐侯、许男伐北戎，鲁又不与。郑氏之说既缪，而诗所谓“戎狄是膺”者，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如孟子之说，岂僖公事也？荆，楚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年也。是时楚方强盛，非鲁所能制。僖之四年从齐桓伐楚，而齐以楚强，不敢速进，乃次于陉，而楚遂与齐盟于召陵。此岂鲁僖得以为功哉？六年楚伐许，又从齐桓救许，而力不能胜，许男卒面缚衔璧降于楚；十五年楚伐徐，又从齐桓救徐，而力又不能胜，楚卒败徐，取其娄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尝与鲁通，惟三年徐人取舒一见尔。盖舒为徐取之矣。然则郑氏谓僖公与齐桓南艾荆及群舒者，亦缪矣。由是言之，诗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者，皆与《春秋》不合矣。楚之伐徐取娄林，齐人、徐人伐楚英氏以报之，盖徐人之有楚伐也，不求助于鲁而求助于齐以报之。以此见徐非鲁之与国也，则所谓“遂荒徐宅”者，亦不合于《春秋》矣。诗，孔子所删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诗之言不妄，则《春秋》疏缪矣；《春秋》可信，则诗妄作也。其将奈何？”应之曰：“吾固己言之矣。虽其本有所不能达者，犹将阙之是也。惟阙其不知，以俟焉可也。”

或问：“诗之《序》，卜商作乎？卫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则作者其谁乎？”应之曰：“书、《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诗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虽然，非子夏之作，则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应之曰：“子夏亲受学于孔子，宜其得诗之大旨。其言风雅有变正，而论《关雎》、《鹊巢》系之周公、召公。使子夏而《序》诗，不为此言也。自圣人没，六经多失其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不胜其异说也。当汉之初，诗之说分为齐鲁韩三家，晚而毛氏之诗始出。久之，三家之学皆废，而毛诗独行，以至于今不绝。今齐鲁之学没，不复见，而韩诗遗说往往见于他书。至其经文亦不同，如逶迤、郁夷之类是也。然不见其终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汉以来，学者多矣，其卒舎三家而从毛公者，盖以其源流所自得圣人之旨多欤！今考毛诗诸《序》与孟子说诗多合，故吾于诗常以《序》为证也。至其时有小失，随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类多，吾固已论之矣。学者可以察焉。”

五经之书，世人号为难通者，易与《春秋》，夫岂然乎？经皆圣人之言，固无难易，系人之所得有深浅。今考于诗，其难亦不让二经。然世人反不难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则，人人皆能明，而经无不通矣。大扺谓诗为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之书也，曰淫佞之辞也，曰猥细之记也。若然，孔子为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习之，考于先儒，亦无几人是。果不足通与？唐韩文公最为知道之笃者，然亦不过议其《序》之是否，岂足明圣人本意乎？易、书、礼、乐、《春秋》，道所存也；诗关此五者而明圣人之用焉。迹其道，不知其用之与夺，犹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圜，是果成乎？故二《南》牵于圣贤，国风惑于先后，豳居变风之末，惑者溺于私见而谓之兼上下；二雅混于小大而不明；三颂昧于商鲁而无辨。此一经大槩之体，皆所未正者。先儒既无所取舍，后人因不得其详，由是难易之说兴焉。毛、郑二学，其说炽辞辨，固已广博，然不合于经者，亦不为少。或失于疏略，或失于缪妄。盖诗载《关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间，君臣得失、风俗善恶之事，广阔辽邈，有不失者鲜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郑学之妄，益毛氏疏略而不至者，合之于经。故先明其统要十篇，庶不为之芜泥云尔。

天子诸侯当大治之世，不得有风。风之生，天下无王矣。故曰诸侯无正风。然则周、召可为正乎？曰：可与不可，非圣人不能断其疑。当文王与纣之时，可疑也；二《南》之诗，正变之间，可疑也。可疑之际，虽恶纣而主文王，然文王不得全有天下尔，亦曰服事于纣焉。则二《南》之诗作于事纣之时，号令征伐不止于受命之后尔，岂所谓周室衰而《关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别之，二十五篇之诗在商不得为正，在周不得为变焉。上无明天子号令由已出，其可谓之正乎？二《南》起王业，文王正天下，其可谓之变乎？此不得不疑而轻其与夺也。学诗者多推于周而不辨于商，故正变不分焉。以治乱本之，二《南》之诗在商为变，而在周为正乎？或曰未谕。曰：推治乱而迹之，当不诬矣。

圣人之治无异也，一也。统天下而言之，有异焉者，非圣人之治然也，由其民之所得有浅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岂异乎？然孔子以周、召为别者，盖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浅深尔。文王之心则一也，无异也。而说者以为由周、召圣贤之异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系之，岂谓周公能行圣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浅，故因召公之治而系之，岂谓召公能行贤人之化乎？殆不然矣。或曰不系于雅、颂何也？曰：谓其本诸侯之诗也。又曰不统于变风何也？曰：谓其周迹之始也。列于雅、颂，则终始之道混矣；杂于变风，则文王之迹殆矣。雅、颂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将略而不具乎？圣人所以虑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圣贤之异而别其称号尔。盖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诗切；感之薄者亦犹其深，故其心浅；心之浅者，故其诗略。是以有异焉，非圣人私于天下而浅深厚薄殊矣。二《南》之作，当纣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谓受命之前，则大姒不得有后妃之号。夫后妃之号，非诗人之言，先儒《序》之云尔。考于其诗，惑于其《序》，是以异同之论争起，而圣人之意不明矣。

六经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与不正，然后圣人者出，而六经之书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终之以平桓。平桓而后，不复支矣。故书止文侯之命而不复录，《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诗自黍离之什而降于风，绝于文侯之命，谓教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谓正朔不足加也；降于黍离之什，谓雅颂不足兴也。教令不行，天下无王矣；正朔不加，礼乐遍出矣；雅颂不兴，王者之迹息矣。诗书贬其失，《春秋》悯其微，无异焉尔。然则诗处于卫后而不次于二《南》，恶其近于正而不明也。其体不加周姓而存王号，嫌其混于诸侯而无王也。近正则贬之不著矣，无王则绝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诗也。次于至正之诗，是不得贬其微弱而无异二《南》之诗尔。若然，岂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书王以加正月，言王人虽微，必尊于上；周室虽弱，不绝其正。苟绝而不与，岂尊周乎？故曰王号之存，黜诸侯也；次卫之下，别正变也。桓王而后，虽欲其正风，不可得也。诗不降于厉幽之年，亦犹《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尔。《春秋》之作，伤典诰之绝也；黍离之降，悯雅颂之不复也。幽平而后，苟有如宣王者出，则礼乐征伐不在诸侯，而雅颂可知矣。奈何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乎？

国风之号起周终豳，皆有所次。圣人岂徒云哉？而明诗者多泥于䟽说而不通，或者又以为圣人之意不在于先后之次，是皆不足为训法者。大抵国风之次，以两而合之分其次以为比，则贤善者著而丑恶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谓之比乎？曰：周召以浅深比也，卫王以世爵比也，郑齐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陈以祖裔比也，桧曹以美恶比也，豳能终之以正，故居末焉。浅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于召；世爵云者，卫为纣都，而纣不能有之，周幽东迁，无异是也。加卫于先，明幽纣之恶同，而不得近于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异姓者为后，郑先于齐，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为尧封，以舜先尧，明晋之乱，非魏褊俭之等也。祖裔云者，陈不能兴舜，而襄公能大于秦，子孙之功，陈不如矣。穆姜卜而遇艮之随，乃引文言之辞以为卦说。夫穆姜始筮时，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尔，是文言先于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为诞妄也。推此以迹其事，则季札观乐之次，明白可验，而不足为疑矣。夫黍离以下，皆平王东迁，桓王失位之诗，是以列于国风，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无道，则周之乐工敢以周王之诗降同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为法者。昔孔子大圣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辞，然犹不欲公传于人，第口授而已。况一乐工而敢明白彰显其君之恶哉？此又可验孔子分定为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为无据云。

诗之息久矣，天子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诗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国焉，有神明焉。观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体一国而成者，众不得而违也；会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违焉，风一矣；不欺焉，颂明矣。然则风生于文王，而雅颂杂于武王之间。风之变自夷懿始，雅之变自厉幽始。霸者兴，变风息焉；王道废，诗不作焉。秦汉而后，何其灭然也？王通谓诸侯不贡诗，天子不采风，乐官不达雅，国史不明变。非民之不作也，诗出于民之情性，情性其能无哉？职诗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几于圣人之心矣。或问：成王、周公之际，风有变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则变而不能复矣。豳之去雅一息焉，盖周公之心也，故能终之以正。

小雅无厉王之诗，著其恶之甚也。而郑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为当刺厉王，又妄指毛公为诂训时移其篇第，因引前后之诗以为据。其说有三：一曰节彼刺师尹不平，此不当讥皇父擅恣，予谓非大乱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专。不然，李斯、赵高不同生于秦也。其二曰正月恶褒姒灭周，此不当疾艳妻之说，出于郑氏，非史传所闻。况褒姒之恶，天下万世皆同疾而共丑者，二篇讥之，殆岂过哉？其三曰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此不当云番维司徒，予谓《史记》所载，郑桓公在幽王八年方为司徒，尔岂止桓公哉？是三说皆不合于经，不可案法。为郑氏者犹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无正已下三篇之诗，又其乱落归向，皆无刺厉王之文，不知郑氏之说何从而为据也。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非如是其能通诗乎？”今郑氏之说，既害于辞，又害于志，其于诗道，果何取焉？故吾人当以孟子之言为训，不为一己之私见所蔽，以求诗之真谛。

或问诸侯无正风，而鲁有颂，何也？曰：非颂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体，不免变风之例，尔何颂乎？颂惟一章，而鲁颂章句不等。颂无颂字之号，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离乎彊也。颂之体，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访于众人，众人可之，犹曰：“天下有非之者乎？”又访于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后作之无疑矣。僖公之政，国人犹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贬尚不能逃，未知其颂何从而兴乎？颂之美者，不过文武。文武之颂，非当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与文武？而曰有颂乎？先儒谓名生于不足，宜矣。然圣人所以列为颂者，其说有二：贬鲁之彊一也，劝诸侯之不及二也。请于天子，其非彊乎？特取于鲁，其非劝乎？或曰：何谓劝？曰：僖公之善，不过复土宇，修宫室，大牧养之法尔。圣人犹不敢遗之，使当时诸侯有过于僖公之善者，圣人忍绝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劝尔。而郑氏谓之备三颂，何哉？大抵不列于风，而与其为颂者，所谓悯周之失，贬鲁之彊是矣，岂郑氏之云乎？

古诗三百篇，始终于周，而仲尼兼以商颂，岂多记而广录者哉？圣人之意存一颂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纣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谓大商祖之德？曰：颂具矣。曷谓予纣之不憾？曰：悯废矣。曷谓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案周本纪称：“武王伐纣，下车而封武庚于宋，以为商后。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继之。”是圣人之意，虽恶纣之暴，而不忘汤之德，故始终不绝其为后焉。或曰：商颂之存，岂异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汤之德微，毒纣之恶有不得而著矣。向所谓存一颂而有三益焉者，岂妄云哉？

周之诗，自文王始。成王之际，颂声与焉。周之盛德之极，文王之诗三十七篇。其二十三篇系之周公、召公，为周南、召南；其八篇为小雅，六篇为大雅。武王之诗六篇，四篇为小雅，二篇在召南之风。成王之诗五十三篇，其十篇为小雅，十二篇为大雅，三十一篇为颂。是为诗之正经。其后二世，昭王立而周道微缺；又六世，厉王政益衰，变雅始作。厉王死于彘，天下无君，周公、召公行政，谓之共和，凡十四年。而厉王之下，太子宜臼迁于洛邑，号东周。周室益微，而平王之时，贬为风下，同列国。至于桓、庄，而诗止矣。

初，成王立，周公摄政，管蔡作乱。周公及其大夫作诗七篇。周之太史以为周公诗主道，豳国公刘、太王之事，故系之豳，谓国变风。而诗侯之诗无正风，其变风自懿王始作。懿王时，齐风始变；夷王时，卫风始变；次厉王时，陈风始变；厉王崩，周召共和，唐风始变；次宣王时，秦风始变；至平王时，郑风始变；恵王时，曹风始变；陈最后，至顷王时，犹有灵公之诗，于是止矣。盖自文王至顷，凡二十世。王泽竭而诗不作。今郑之次比考于旧史，先后不同。周、召、王、豳皆出于周；邶、鄘合于卫；桧、魏世家绝，其可考者七国而已。陈、齐、卫、晋、曹、郑、魏，此变风之先后也。周、召、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桧、曹，此孔子未删诗之前季札所听周乐次第也。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此今诗之次第也。考其得封之先后，为国之大小，与其诗作之时，皆有其次。说者莫能究焉。其外，鲁之颂四篇，商颂五篇。郑康成以为鲁得用天子之礼乐，故有颂。而商颂至孔子之时存者五篇，而夏颂已亡，故录鲁诗以备三颂，著为后王之法。监三代之成功，法莫大于夏矣。康成所作诗谱图，自共和而后始得《春秋》次《序》。今其图亡，今略准郑遗说而依其次第推之，以见前儒之得失。今既依郑为图，故风雅变正与其《序》所不言而说者，推定世次皆且从郑之意。其所失者，可指而见焉。司马迁谓古诗三十馀篇，孔子删之存者三百。郑学之徒皆以迁说之谬。言古诗虽多，不容十分去九。以予考之，迁说然也。何以知之？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焉？以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馀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是言之，何啻乎三千？诗三百一十一篇，亡者六篇，存者三百五篇云。

郑氏谱《序》云：“自共和以后，得太史年表，接于《春秋》，而次《序》乃明。今诗诸国，惟卫、齐变风在共和前，馀皆宣王已后。予之旧图，起自诸国得封，而止于诗止之君。旁系于周，以世相当，而诗列右方。依郑所谓循其上而省其下，及旁行而考之之说也。然有一君之世，当周数王者，则考其诗当在某王之世，随事而列之。如鄘《柏舟》，卫《淇澳》，皆卫武公之诗。《柏舟》之作，乃武公即位之初年，当系宣王之世；《淇澳》美其入，相当在平王之时，则系之平王之世。其诗不可知其早晚，其君又当数世之王，则皆列于最后。如曹共公身历恵、襄、顷三世之王，其诗四篇，顷王之世之类是也。今既补之郑，则第取有诗之君，而略其上下，不复次之，而粗述其兴灭于后，以见其终始。若周之诗，失其世次者多。今为郑补谱，且从其说而次之，亦可据以见其失。在予之别论，此不著焉。”

欧阳子曰：昔者圣人已没，六经之道几熄于战国而焚于秦。自汉以来，收拾亡逸，发明遗义，而正其讹谬，得以粗备，传于今者，岂止一人之力哉！后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馀残脱之经，伥伥于去圣人千百年后，不见先儒中间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学者，果有能哉？吾未之信也。先儒之论，苟非详其终始，而抵牾质诸圣人，而悖理害经之甚，有不得已而后改易者，何以徒为异论以相訾也？

毛、郑于诗，其学亦已博矣。予尝依其笺传，考之于经，而证以《序》谱，惜其不合者颇多。盖诗述商周，自生民、玄鸟，上陈稷、契，下迄陈灵公，千五六百岁之间，旁及列国君臣世次、国地山川封域图牒、鸟兽草木虫鱼之名与其风俗善恶、方言训诂、盛衰治乱、美刺之由，无所不载。然则孰能无失于其间哉？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为改易之意，其为说不止于笺传而已。恨不得尽见二家之书，不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辨，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于自决乎？其能使之自服乎？

世言郑氏诗谱最详，求之久矣，不可得。虽崇文总目、秘书所藏，亦无之。庆历四年，奉使河东，至于绛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见名氏，然首尾残缺，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国谱旁行，尤易为讹舛，悉皆颠倒错乱，不可复《序》。凡诗雅颂，兼列商鲁，其正变之风十有四国，而其次比莫详其义。惟封国变风之先后，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于周，邶、鄘并于卫，桧、魏无世家，其可考者陈、齐、卫、晋、曹、郑、秦，此封国之先后也。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此变风之先后也。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此孔子未删之前周大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黜桧后陈，此今诗次第也。

初，予未见郑谱，尝略考《春秋》、《史记》本纪、世家、年表，而合以毛、郑之说，为诗图十四篇。今因取以补郑谱之亡者，足以见二家所说世次先后甚备，因据而求其得失，较然矣。而仍存其图，庶几一见予于郑氏之学尽心焉尔。夫尽其说而不通，然得以论正予，岂好为异论哉？凡补谱十有五，补其文字二百七_{【谱《序》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其文，予取孔颖达正义所载之文补足，因为之注，自周公已下即用旧注云】}，增损涂乙改正者八百八十三，而郑氏之谱复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