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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韩婴《韩诗外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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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等谨按:《韩诗外传》十卷,汉韩婴撰。

婴,燕人,文帝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汉书·艺文志》有《韩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传世久远,多散佚不存。《隋志》、《唐志》惟载《外传》十卷,即今本是也。其书杂引古事古语,证以诗词,与经义不相比附,故曰“外传”。所采多与周、秦诸子相出入,而《家语》及《晏子春秋》为多。班固称其“取《春秋》,采杂说,咸非本义”,与不得已,盖讥之也。中间如“阿谷处女”一事,洪迈《容斋随笔》已议之。他如称彭祖名,并尧、禹,称长生久视,称天变不足畏,称《韶》用干戚,舜兼二女为非,称荆蒯芮、仆不恒其徳,语皆有疵。谓柳下惠杀身以成信,谓孔子称御说恤民,谓舜生于鸣条一章为孔子语,谓轮扁对楚成王,谓冉有称吴、楚、燕、代伐秦,皆非事实。颜渊、子贡、子路言志事,与申鸣死白公之难事一条而先后重见,亦失简汰。然其中“茧丝卵雏”之喻,董仲舒取之为《繁露》;“君群王往”之训,班固取之为《白虎通义》。精理名言亦往往而有,不必尽以训诂绳也。其书之例,每条必引诗词,而未引诗者二十八条。又“吾语汝”一条,起无所因,均疑有阙文。李善注《文选》引其“汉皋二女”事,今本亦无之,盖并有脱简矣。

乾隆四十一年十月恭校上

总纂官 纪昀 陆锡熊 孙士毅

总 校 官  陆 费 墀

诗外传卷一

曾子仕于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后,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怀其宝而迷其国者,不可与语仁;窘其身而约其亲者,不可与语孝;任重道远者,不择地而息;家贫亲老者,不择官而仕。故君子桥褐趋时,当务为急。传云:不逢时而仕,任事而敦其虑,为之使而不入其谋,贫焉故也。《诗》云:“夙夜在公,实命不同。”
曾子在莒国做官,得到了三秉粟米的俸禄。在这个时候,曾子看重他的俸禄而看轻自己的生命。父母去世后,齐国邀请他去做国相,楚国邀请他去做令尹,晋国邀请他去做上卿。在这个时候,曾子看重自己的生命而看轻他的俸禄。心中藏有珍宝而让国家迷乱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仁;自身处于窘迫的境地而让父母受穷困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孝;担负着重大的责任,走在遥远的道路上的人,不选择好的地方来休息;家境贫困,父母年老的人,不选择官职来做官。所以君子穿着粗劣的衣服也要追求合于时宜,把当前重要的事情作为急务来处理。《左传》上说:“不逢时而出仕做官,虽然担任了职务但也要把考虑事情做得周到。被国君派遣出使却不参与国事的谋划,是因为家里贫穷啊。”《诗经》上说:“早晚都为公事忙碌,但每个人的命运确实不同。”
传曰: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故举而传之,扬而歌之,以绝无道之求,防污道之行乎!《诗》曰:“ 虽速我讼,亦不尔从。”
有传文记载说:那位行露的女子已经许配了人家,但是还没有出嫁。她看见对方的一点点聘礼都不具备,婚嫁的一点点礼仪都不完备,于是她坚守节操,誓死不嫁。君子认为她做得符合妇道,所以记载下来加以传颂,公开地歌唱这件事,用来杜绝无理的求婚,防范败坏风俗的行为!《诗经》上说:“即使打官司逼我嫁,我也绝不顺从你。”
孔子南游,适楚,至于阿谷之隧,有处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曰:“彼妇人其可与言矣乎!”抽觞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子贡曰:“吾、北鄙之人也,将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愿乞一饮,以表我心。”妇人对曰:“阿谷之隧,隐曲之泛,其水载清载浊,流而趋海,欲饮则饮,何问妇人乎?”受子贡觞,迎流而挹之,奂然而弃之,促流而挹之,奂然而溢之,坐、置之沙上,曰:“礼固不亲受。”子贡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琴去其轸,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子贡曰:“向子之言,穆如清风,不悖我语,和畅我心。于此有琴而无轸,愿借子以调其音。”妇人对曰:“吾,野鄙之人也,僻陋而无心,五音不知,安能调琴。”子贡以告。孔子曰:“丘知之矣。”抽絺纮五两,以授子贡,曰:“善为之辞,以观其语。”子贡曰:“吾、北鄙之人也,将南之楚。于此有絺纮五两,吾不敢以当子身,敢置之水浦。”妇人对曰:“客之行,差迟乖人,分其资财,弃之野鄙。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去,今窃有狂夫守之者矣。”《诗》曰:“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谓也。
孔子到南方游历,到了楚国的阿谷之隧时,看到有一个佩戴着玉瑱(一种耳饰)的女子正在洗濯。孔子说:“那位妇人应该可以和她交谈。”于是,孔子就拿起酒杯递给子贡,说:“你要用适当的话去和她交谈,借此观察她的言辞。” 子贡说:“我是北方边远地区的人,将要到南方的楚国去,现在正逢天气炎热,心里烦闷得很,希望求得一点水喝,以解我心中的烦热。”那女子回答说:“这阿谷之隧的水,在隐僻曲折的地方流淌,它有时清澈有时浑浊,最终都流向大海。你要喝水就喝吧,何必来问我这个妇人呢?”于是,她接过子贡的酒杯,迎着水流舀起水来,然后神情潇洒地倒掉它,又迎着急流舀起水来,神情潇洒地让水漫出杯子,接着坐下来,把酒杯放在沙滩上,说:“按照礼节,我是不应该亲手接受酒杯的。” 子贡回去把经过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已经了解她了。”孔子又拿起琴,去掉琴底的系弦之木,递给子贡,说:“你再用适当的话去和她交谈,借此观察她的言辞。”子贡说:“刚才您的话,美好得如同清风,既不违背我的意愿,又使我心里舒畅。现在这里有琴却没有系弦之木,希望借您的系弦之木来调音。”那女子回答说:“我是乡野鄙陋的人,孤陋寡闻而又没有心计,对五音(宫、商、角、徵、羽)一窍不通,怎么能为您调琴呢?” 子贡又回去告诉孔子。孔子说:“我已经了解她了。”于是孔子又抽出五匹细葛布,递给子贡,说:“你再用适当的话去和她交谈,借此观察她的言辞。”子贡说:“我是北方边远地区的人,将要到南方的楚国去。这里有五匹细葛布,我不敢用它来碰触您的身体,只敢把它放在水边。”那女子回答说:“您这个过路人的行动,耽误了别人的事情,还分散了财物,把它扔在荒野里。我年纪还小,怎么敢接受您的馈赠呢?您如果不早点离开,现在恐怕已经有人要来抢夺它了。” 《诗经》上说:“南方有高大的树木,却不能让我休息。汉水有出游的女子,却不能让我追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哀公问孔子曰:“有智寿乎?”孔子曰:“然。人有三死而非命也者,自取之也:居处不理,饮食不节,劳过者,病共杀之。居下而好干上,嗜欲不厌,求索不止者,刑共杀之。少以敌众,弱以侮强,忿不量力者,兵共杀之。故有三死而非命者,自取之也。”《诗》云:“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鲁哀公问孔子说:“有智慧的人能长寿吗?”孔子回答说:“是的。人有三种死法是不属于命运注定的,而是自己造成的:居住条件不好,饮食没有节制,劳累过度,疾病就会一起来伤害他。身居下位却喜欢冒犯上司,贪得无厌,索求不止,刑罚就会一起来杀害他。以少敌多,以弱侮强,愤怒时不考虑自己的力量,兵器就会一起来杀死他。所以有三种死法不是命运注定的,而是自己造成的。”《诗经》上说:“人如果不知礼仪,还活在世上干什么呢?”
传曰:在天者、莫明乎日月,在地者、莫明于水火,在人者、莫明乎礼仪。故日月不高,则所照不远;水火不积,则光炎不博:礼义不加乎国家,则功名不白。故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君人者、降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而亡。《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有传文记载说:在天上,没有什么比日月更明亮;在地上,没有什么比水火更明亮;在人身上,没有什么比礼仪更明亮。因此,如果日月不高悬于天空,那么它们的光芒所照射的范围就不会很远;如果水火不积聚,那么它们的光焰就不会广大;如果礼仪不被施加于国家,那么功业和名声就不会显赫。所以,人的命运取决于天,国家的命运取决于礼仪。作为君主,能降低自己的身份以礼待贤人就能称王天下,能重视法制爱护百姓就能称霸一方,如果贪图利益多行欺诈就会危险,玩弄权术颠覆国家就会灭亡。《诗经》上说:“人如果不讲礼仪,为什么不快点死去呢!”
君子有辩善之度,以治气养性,则身后彭祖;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宜于时则达,厄于穷则处,信礼者也。凡用心之术,由礼则理达,不由礼则悖乱。饮食衣服,动静居处,由礼则知节,不由礼则垫陷生疾。容貌态度,进退移步,由礼则夷国。政无礼则不行,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王无礼则死亡无日矣。《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君子有辨别是非善恶的尺度,用以陶冶性情、涵养精神,就能像彭祖那样长寿;修养品德、自强不息,就能像尧、禹那样建立功名。他们在时运顺畅时就能通达,在困厄时就能隐退自守,这是真正懂得礼义的人。凡是运用心思的方法,遵循礼义就能事理通达,不遵循礼义就会导致悖谬混乱。人们的饮食、衣服、动静、居处,遵循礼义就能知道节制,不遵循礼义就会陷入困境,产生疾病。人们的容貌态度、进退移动,遵循礼义就能使国家安定。政事没有礼义就不能推行,王者的政务没有礼义就不能成功,国家没有礼义就不能安宁,君王没有礼义就离灭亡不远了。《诗经》上说:“人如果不讲礼义,为什么不快点死去呢!”
传曰:不仁之至忽其亲,不忠之至倍其君,不信之至欺其友。此三者、圣王之所杀而不赦也。《诗》曰:“人而无礼,不死何为!”
有传文记载说:不仁到了极点,就会轻慢自己的亲人;不忠到了极点,就会背叛自己的君主;不诚信到了极点,就会欺骗自己的朋友。这三种行为,是圣明的君主一定要处死而不赦免的。《诗经》上说:“人如果不讲礼义,为什么不快点死去呢!”
王子比干杀身以成其忠,柳下惠杀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齐杀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岂不爱其身哉!为夫义之不立,名之不显,则士耻之,故杀身以遂其行。由是观之,卑贱贫穷,非士之耻也;天下举忠而士不与焉,举信而士不与焉,举廉而士不与焉,三者存乎身,名传于世,与日月并而息,天不能杀,地不能生,当桀纣之世不之能污也,然则非恶生而乐死也,恶富贵好贫贱也,由其理,尊贵及己而仕也不辞也。孔子曰:“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故阨穷而不悯,劳辱而不苟,然后能有致也。《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此之谓也。
王子比干宁愿牺牲生命来成就他的忠诚,柳下惠宁愿牺牲生命来成就他的信用,伯夷、叔齐宁愿牺牲生命来成就他们的廉洁,这三个人,都是天下公认的贤士,难道他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吗?只是由于正义不能树立,名声不能显扬,那么士人就以之为耻,所以他们牺牲生命来成就他们的品行。由此看来,卑贱贫穷,并不是士人的耻辱;天下人都推崇忠诚而士人不参与,都推崇信用而士人不参与,都推崇廉洁而士人不参与,这三样都具备在士人身上,名声流传在世上,与日月并存,这是天不能杀死他,地不能使他生存的,处在桀、纣那样的乱世也不能使他受到玷污,既然这样,那么他们并不是厌恶生存而喜欢死亡,厌恶富贵而爱好贫贱,而是根据这个道理,尊贵地位落到自己身上就出来做官,并不推辞。孔子说:“如果富贵可以求得,就是给人执鞭的下等差事我也愿意干。”所以,士人处于困厄之中而不忧愁,受到劳苦屈辱也不苟且求安,然后才能有所成就。《诗经》上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随便转移;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随便卷起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蒿莱,蓬户瓮牖,桷桑而无枢,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子贡乘肥马,衣轻裘,中绀而表素,轩不容巷,而往见之。原宪楮冠黎杖而应门,正冠则缨绝,振襟则肘见,纳履则踵决。子贡曰:“嘻!先生何病也!”原宪仰而应之曰:“宪闻之:无财之谓贫,学而不能行之谓病。宪、贫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匿,车马之饰,衣裘之丽,宪不忍为之也。”子贡逡巡,面有惭色,不辞而去。原宪乃徐步曳杖,歌商颂而反,声沦于天地,如出金石。天子不得而臣也,诸侯不得而友也。故养身者忘家,养志者忘身,身且不爱,孰能忝之。《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原宪居住在鲁国,他的房子四边都是土墙,用蒿草搭了屋顶,编蓬做门,用破瓮做窗,桑条做门枢,门枢还没有安好,屋里上漏下湿,他却端端正正地坐着弹琴唱歌。子贡驾着大马车,穿着又轻又暖的皮衣,里面是红色的,外面是素色的,车子宽得容不下巷子,就去看望原宪。原宪戴着桦树皮做的帽子,拄着藜杖来开门,他整理帽子,帽带就断了;拉衣襟,胳膊肘就露出来了;提鞋子,鞋后跟就裂开了。子贡说:“哎呀!先生你怎么这样穷困啊!”原宪仰着头回答他说:“我听说,没有钱财叫做贫穷,学习了却不能身体力行叫做有病。我是贫穷,不是有病。像那种迎合世俗而行动,比附周围的人而交友,学习了用来求取别人,教育别人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才能,仁义被隐藏起来,车马被装饰得很华丽,衣服裘皮很漂亮,我不忍心这样做。”子贡听了很惭愧,不告而别。原宪就慢慢地踱着步子,拖着拐杖,唱着《商颂》回去了,声音充满天地之间,好像金石撞击发出的声音一样洪亮。天子不能使他成为臣子,诸侯不能和他交朋友。所以,修养身心的人忘记了家庭,修养志向的人忘记了自身,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爱惜,哪里还能被什么羞辱呢?《诗经》上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随便转移;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随便卷起来。”
传曰:所谓士者,虽不能尽备乎道术,必有由也;虽不能尽乎美者,必有处也。言不务多,务审所行而已,行既已尊之,言既已由之,若肌肤性命之不可易也。《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传文上说:所谓士人,虽然不能完全具备道术,但必定有他遵循的原则;虽然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必定有他可取之处。说话不求多,但求审慎,说出的话就要实行它;行为既然值得尊重,那么说的话也一定符合它,这就好像身体性命一样不能轻易改变。《诗经》上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随便转移;我的心不是席子,不能随便卷起来。”
传曰:君子洁其身而同者合焉,善其音而类者应焉。马鸣而马应之,牛鸣而牛应之,非知也,其势然也。故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莫能以己之皭皭,容人之混污然。《诗》曰:“我心匪鉴,不可以茹。”
传文上说:君子洁身自好,志同道合的人就和他在一起;他善于歌唱,应和的人也就来和他一起唱。马嘶鸣其他的马就来应和,牛哞叫其他的牛就来应和,这并不是因为懂得马、牛的叫声,而是因为它们同类的缘故。所以,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抖掉衣服上的尘土,没有人能用自己的清白去容忍别人的污浊。《诗经》上说:“我的心不是铜镜,不能容纳脏东西。”
荆伐陈,陈西门坏,因其降民使修之,孔子过而不式。子贡执辔而问曰:“礼、过三人则下,二人则式。今陈之修门者众矣,夫子不为式,何也?”孔子曰:“国亡而弗知,不智也;知而不争,非忠也;亡而不死,非勇也。修门者虽众,不能行一于此,吾故弗式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何足礼哉!
楚国攻打陈国,陈国的西门坏了,楚国人就让投降的陈国百姓去修理。孔子经过那里时不停下车行礼。子贡拿着马鞭问孔子说:“礼的规定,遇到三人就应该下车,遇到两人就应该行礼。现在陈国修城门的人很多,您却不下车行礼,为什么呢?”孔子说:“陈国灭亡了,他们却不知道,这是不聪明;知道了却不去力争,这是不忠诚;国家灭亡了自己不去殉死,这是没有勇气。修城门的人虽然多,却没有一个能做到这三点,所以我不会对他们行礼。”《诗经》上说:“忧心忡忡,怨恨小人。”小人成群,哪里还值得对他们行礼呢!
传曰:喜名者必多怨,好与者必多辱,唯灭迹于人,能随天地自然,为能胜理,而无爱名;名兴则道不用,道行则人无位矣。夫利为害本,而福为祸先,唯不求利者为无害,不求福者为无祸。《诗》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传文上说:喜欢名声的人必然招致许多怨恨,喜好施赠的人必然蒙受许多侮辱。只有隐迹于人世,能随天地自然的人,才能战胜一切而无所求,所以不会贪图名声;名声显赫,真理就无法推行;真理得以推行,人就没有地位了。利益是害人的根源,而幸福是灾祸的先导。只有不求利益的人才能避免祸害,不求幸福的人才能避免灾祸。《诗经》上说:“不嫉妒,不贪求,何往而不善。”
传曰:聪者自闻,明者自见,聪明则仁爱着而廉耻分矣。故非道而行之,虽劳不至;非其有而求之,虽强不得。故智者不为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远而名彰也。《诗》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传文上说:耳朵聪明的人自己就能听到,眼睛明亮的人自己就能看到。既聪明又明亮,仁爱就显著了,廉耻也就分明了。所以不按照道义去做,即使劳累也达不到目的;不是自己的东西而去强求,即使勉强也得不到。所以,有智慧的人不做与道义不符的事,廉洁的人不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样祸害就远离而名声就显扬了。《诗经》上说:“不嫉妒,不贪求,何往而不善。”
传曰:安命养性者,不待积委而富;名号传乎世者,不待势位而显;德义畅乎中而无外求也。信哉!贤者之不以天下为名利者也。《诗》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传文上说:能够安心接受命运、修养性情的人,不需要积累财富就能富足;名声能流传后世的人,不需要权势地位就能显赫;内心充满德义而不向外追求的人,真是这样啊!贤人不把天下作为自己的名利。《诗经》上说:“不嫉妒,不贪求,何往而不善。”
古者,天子左五钟,将出,则撞黄钟,而右五钟皆应之,马鸣中律,驾者有文,御者有数,立则磬折,拱则抱鼓,行步中规,折旋中矩,然后太师奏升车之乐,告出也。入则撞蕤宾,以治容貌,容貌得则颜色齐,颜色齐则肌肤安,蕤宾有声,鹄震马鸣,及?介之虫,无不延颈以听,在内者皆玉色,在外者皆金声,然后少师奏升堂之乐,即席告入也。此言音乐有和,物类相感,同声相应之义也。《诗》云:“钟鼓乐之。”此之谓也。
古时候,天子左边悬挂五口编钟,天子将要外出时,就撞击黄钟,右边的五口编钟都响应它,马嘶鸣符合音律,驾车人有文采,驾车技术合乎规范,天子站立时身体弯得像磬,两手拱起像抱着鼓,行走时合乎规矩,转身时合乎法度,然后太师奏起天子登车的乐曲,宣告天子出行。天子归来时则敲击蕤宾,用以整理仪容,仪容整理好了则面色平和,面色平和则肌肤安适,蕤宾的声音一响,天鹅震动,马嘶鸣,各种飞禽走兽,无不伸长脖子来听,在屋里的人都面色如玉,在屋外的人声音都如金石般悦耳,然后少师奏起天子升堂的乐曲,天子就座后宣告归来。这是说音乐有和谐之音,各种物类能互相感应,声音相同则互相呼应。《诗经》上说:“钟鼓齐鸣,乐声和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枯鱼衔索,几何不蠹!二亲之寿,忽如过几何;树木欲茂,霜露不凋使;贤士欲成其名,二亲不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诗》曰:“虽则如毁,父母孔迩。”此之谓也。
干枯的鱼衔着绳索,能有多长时间不被蠹虫吃掉呢!父母的寿命,忽然就像过了多少时间一样短促;树木想要茂盛,但霜露却不会使它凋零;贤士想要成就功名,但父母却等不到那个时候。家里贫穷,父母年老,就不能选择官职来做官。《诗经》上说:“虽然处境艰难,但父母的恩情却很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孔子曰:“君子有三忧:弗知,可无忧与!知而不学,可无忧与!学而不行,可无忧与!”《诗》曰:“未见君子,忧心惙惙。”
孔子回答说:“君子有三种忧虑:自己不懂道理,可以无忧虑吗?懂了道理而不去学习,可以无忧虑吗?学习了道理而不去实行,可以无忧虑吗?”《诗经》上说:“没有见到君子,忧虑不已。”
鲁公甫文伯死,其母不哭也。季孙闻之,曰:“公甫文伯之母、贞女也。子死不哭,必有方矣。”使人问焉。对曰:“昔、是子也,吾使之事仲尼,仲尼去鲁,送之,不出鲁郊,赠之,不与家珍。病、不见士之视者;死、不见士之流泪者;死之日,宫女缞绖而从者,十人。此不足于士,而有余于妇人也。吾是以不哭也。”《诗》曰:“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
鲁国的公甫文伯死了,他的母亲却不哭泣。季孙听到后说:“公甫文伯的母亲,是个有节操的妇女。儿子死了不哭泣,必定有她的道理。”于是派人去问她。她回答说:“从前,这个孩子,我让他侍奉孔子,孔子离开鲁国时,他去送行,没有送出鲁国国境;他赠送给孔子礼物,不是家中珍贵的东西。他生病时,不见有贤士去探望;他死了,不见有贤士去吊唁;他死的那天,只有十个宫女穿着孝服跟随。这对士人来说是不够的,而对妇人来说却是过头了。因此我不哭他。”《诗经》上说:“像这样的人啊,没有好的品德。”
传曰:天地有合,则生气有精矣;阴阳消息,则变化有时矣;时得则治,时失则乱。故人生而不具者五:目无见,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微的,而后能见;七月而生齿,而后能食;期年髑就,而后能行;三年脑合,而后能言;十六精通,而后能施化。阴阳相反,阴以阳变,阳以阴变。故男、八月生齿,八岁而龆齿,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齿,七岁而龀齿,十四而精化小通。是故阳以阴变,阴以阳变。故不肖者、精化始具,而生气感动,触情纵欲,反施化,是以年寿亟夭,而性不长也。《诗》曰:“乃如之人兮,怀婚姻也,太无信也,不知命也。”贤者不然,精气阗溢,而后伤时不可过也。不见道端,乃陈情欲,以歌道义。《诗》曰:“静女其姝,俟我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急时辞也,是故称之日月也。
传文上说:天地相配合,就会生出有灵气的生命;阴阳交替,就会有周期性的变化。顺应时令就会天下太平,违背时令就会天下大乱。所以,人出生时并不具备五种功能:眼睛看不见东西,不会吃东西,不能行走,不会说话,不能教化他人。婴儿长到三个月时,眼睛才能看得清楚;长到七个月时,才长出牙齿,能够吃东西;长到一周岁时,才能勉强行走;长到三岁时,大脑发育完全,才能说话;长到十六岁时,精气通畅,才能教化他人。阴阳互相作用,阴靠阳来变化,阳靠阴来变化。所以,男子在第八个月时长出乳牙,八岁时换牙,十六岁时精气通畅,但还不完全成熟。女子在第七个月时长出乳牙,七岁时换牙,十四岁时精气通畅,但也不完全成熟。因此,阳靠阴来变化,阴靠阳来变化。那些不肖之徒,精气刚刚通畅,便感情冲动,放纵情欲,违反教化之道,所以他们的寿命很短,天性也不能得到发展。《诗经》上说:“像这样的人啊,只考虑婚配,太不讲信用了,不懂得天命。”贤人就不是这样,他们的精气充足,但不会违背时令,即使情感有所流露,也是用来歌咏道义。《诗经》上说:“娴静姑娘真漂亮,约我等在城角旁。视线遮蔽看不见,搔头徘徊心紧张。远望日月如流水,常常怀念我情郎,情郎相距太遥远,不知何时能再来。”这是急于相见的言辞,所以诗中称之为“日月”。
楚白公之难,有仕之善者,辞其母,将死君。其母曰:“弃母而死君,可乎?”曰:“闻事君者、内其禄而外其身。今之所以养母者,君之禄也,请往死之。”比至朝,三废车中。其仆曰:“子惧、何不反也?”曰:“惧、吾私也,死君、吾公也。吾闻君子不以私害公。”遂死之。君子闻之曰:“好义哉!必济矣夫!”《诗》云:“深则厉,浅则揭。”此之谓也。
楚国的白公之乱中,有位做官的贤士,向母亲告别,准备去为君王而死。他母亲说:“丢下母亲去为君王而死,可以吗?”他回答说:“我听说侍奉君王的人,应该把俸禄献给家庭,而把生命献给君王。现在用来奉养母亲的是君王的俸禄,所以我请求去为君王而死。”等到他来到朝廷,三次在车子中跌倒。他的仆人问:“您害怕,为什么不返回呢?”他说:“害怕是我的私事,为君王而死是我的公事。我听说君子不因为私事而损害公事。”于是他就为君王而死。君子听到这件事后说:“他多么崇尚道义啊!他一定会成功吧!”《诗经》上说:“水深就撩起衣服趟过去,水浅就提起衣裳走过去。”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晋灵公之时,宋人杀昭公。赵宣子请师于灵公而救之。灵公曰:“非晋国之急也。”宣子曰:“不然。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为顺也。今杀其君,所以反天地、逆人道也,天必加灾焉。晋为盟主而不救,天罚惧及矣。《诗》云:‘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而况国君乎!”于是灵公乃与师而从之。宋人闻之,俨然感说,而晋国日昌,何则?以其诛逆存顺。《诗》曰:“凡民有丧,匍匐救之。”赵宣子之谓也。  
晋灵公时期,宋国人杀了昭公。赵宣子请求晋灵公出兵救援。晋灵公说:“这不是晋国的急事。”赵宣子说:“不是这样。最大的就是天地,其次就是君臣,这是为了顺应自然规律。现在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这是违背天地、违反人道的,上天一定会降下灾祸。晋国作为盟主而不去救援,上天的惩罚恐怕会降临到晋国了。《诗经》上说:‘百姓有了灾难,都要去救助。’何况是国君呢!”于是晋灵公就派军队跟随赵宣子去救援。宋国人听说后,恭敬地接受了,而晋国也日益昌盛。为什么呢?因为晋国诛杀了叛逆者,保存了顺应天地的道义。《诗经》上说:“百姓有了灾难,都要去救助。”说的就是赵宣子吧。
传曰:水浊则鱼喁,令苛则民乱,城削则崩,岸削则陂。故吴起削刑而车裂,商鞅峻法而支解。治国者譬若乎张琴然,大弦急,则小弦绝矣。故急辔御者、非千里之御也。有声之声,不过百里,无声之声,延及四海。故禄过其功者削,名过其实者损,情行合名,祸福不虚至矣。《诗》云:“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故惟其无为,能长生久视,而无累于物矣。
传文上说:水浑浊了鱼就会浮出水面呼吸,政令苛刻了百姓就会混乱,城墙薄弱了就容易崩塌,河岸削薄了就容易崩陷。所以吴起削减刑罚而遭车裂,商鞅推行严法而遭肢解。治理国家的人就像弹琴一样,大弦绷得太紧,小弦就会绷断。所以,用急迫的方法驾车的人,不是能跑千里的驭手。有声音的声音,传不过百里;没有声音的声音,却能传到四海。所以,俸禄超过功劳的人会被削减,名声超过实际的人会被损害,只有行为符合名声,祸福才不会凭空到来。《诗经》上说:“他为什么能安居高位?必定有人支持他。他为什么能长久在位?必定有他的道理。”所以只有无为而治,才能长久生存而不受外物牵累。
传曰:衣服容貌者,所以说目也,应对言语者、所以说耳也,好恶去就者、所以说心也。故君子衣服中,容貌得,则民之目悦矣;言语逊,应对给,则民之耳悦矣;就仁去不仁,则民之心悦矣。三者存乎身,虽不在位,谓之素行。故中心存善而日新之,虽独居而乐,德充而形。《诗》曰: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传文上说:衣服容貌是用来愉悦眼睛的,应答言语是用来愉悦耳朵的,好恶取舍是用来愉悦内心的。所以,君子如果衣着得体,容貌端正,那么百姓的眼睛就愉悦了;如果言语谦逊,应答敏捷,那么百姓的耳朵就愉悦了;如果趋向仁德,远离不仁,那么百姓的内心就愉悦了。这三者都存在于君子身上,即使他不在官位上,也称得上是平时一贯的行为。所以,心中存着善念并使之日益更新,即使独处也感到快乐,德性充实而表现在外。《诗经》上说:“他为何能安居高位?必定有人支持他。他为何能长久在位?必定有他的道理。”
仁道有四:磏为下。有圣仁者,有智仁者、有德仁者,有磏仁者。上知天,能用其时;下知地,能用其财;中知人,能安乐之;是圣仁者也。上亦知天,能用其时;下知地、能用其财;中知人,能使人肆之;是智仁也。宽而容众,百姓信之;道所以至,弗辱以时;是德仁者也。廉洁直方,疾乱不治、恶邪不匡;虽居乡里,若坐涂炭;命入朝廷,如赴汤火;非其民、不使,非其食、弗尝;疾乱世而轻死,弗顾弟兄,以法度之,比于不详,是磏仁者也。传曰:山锐则不高,水径则不深,仁磏则其德不厚,志与天地拟者、其人不祥,是伯夷、叔齐、卞随、介子推、原宪、鲍焦、袁旌目、申徒狄之行也,其所受天命之度,适至是而亡,弗能改也,虽枯稿弗舍也。《诗》云:“亦己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磏仁虽下,然圣人不废者、匡民隐括,有在是中者也。
仁道有四种,最下等的是磏仁。有圣仁的人,有智仁的人,有德仁的人,有磏仁的人。能够上知天文,能运用四时之变;下知地理,能利用物资财富;中知人伦,能使人民安乐,这就是圣仁的人。能上知天文,能运用四时之变;下知地理,能利用物资财富;中知人伦,能使人民各尽其才,这就是智仁的人。胸怀宽广,能容纳众人,百姓信任他;他遵行道义,从不受时势的屈辱,这就是德仁的人。廉洁正直,痛恨乱世不去治理,厌恶邪恶不去纠正;即使身居乡里,也如同坐在炭火上;即使奉召入朝,也如同赴汤蹈火;不是他的百姓,他不使用;不是他的食物,他不品尝;他疾恨乱世而轻视死亡,不顾念兄弟,只以法度为准绳,这样的人,与不祥之人相似,这就是磏仁的人。传文上说:山峰过于陡峭就不会高耸,水流过于湍急就不会深邃,仁心过于刚硬则其德就不会深厚。其志向与天地相齐的人,他不会有好的结果。这就是伯夷、叔齐、卞随、介子推、原宪、鲍焦、袁旌目、申徒狄的行为。他们所承受的天命,只到这种程度就终止了,他们无法改变,即使困苦憔悴也不放弃。《诗经》上说:“就这样算了吧!这是天意安排的,能说他什么呢?”磏仁虽然属于下等,但圣人并不废弃它,因为它在纠正百姓的错误行为方面,也有其用处。
申徒狄非其世,将自投于河。崔嘉闻而止之,曰:“吾闻圣人仁士之于天地之间也,民之父母也,今为儒雅之故,不救溺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吴杀子胥,陈杀泄冶、而灭其国。故亡国残家,非无圣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于河。君子闻之,曰:“廉矣!如仁欤?则吾未之见也。”《诗》曰:“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申徒狄认为世道不好,想要投河自尽。崔嘉听说后去阻止他,说:“我听说圣人仁士生活在天地之间,是百姓的父母,如今为了儒家的学问,而不去救溺水的人,可以吗?”申徒狄说:“不对。夏桀杀了关龙逢,商纣杀了王子比干,因而亡了天下。吴王杀了伍子胥,陈国杀了泄冶,因而灭掉了自己的国家。所以亡国败家,不是没有圣智的人,而是圣智不被使用啊。”于是抱着石头沉入河中。君子听到这件事后说:“申徒狄真廉洁啊!至于说到仁,那我就不知道了。”《诗经》上说:“这是天意安排的,能说他什么呢!”
鲍焦衣弊肤见,挈畚持蔬,遇子贡于道。子贡曰:“吾子何以至于此也?”鲍焦曰:“天下之遗德教者、众矣,吾何以不至于此也!吾闻之:世不己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上不己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毁廉也。行爽毁廉,然且弗舍,惑于利者也。”子贡曰:“吾闻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污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诗》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谁有之哉?”鲍焦曰:“于戏!吾闻贤者重进而轻退,廉者易愧而轻死。”于是弃其蔬而立槁于洛水之上。君子闻之,曰:“廉夫!刚哉!夫山锐则不高,水径则不深,行磏者德不厚,志与天地拟者,其为人不祥。鲍焦可谓不祥矣!其节度浅深,适至于是矣!”《诗》云:“亦已焉哉!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鲍焦衣衫褴褛,肌肤裸露,拿着畚箕,提着蔬菜,在路上遇到了子贡。子贡说:“您怎么会落到这种地步呢?”鲍焦说:“天下丢失了道德教化的人太多了,我怎么会不落到这种地步呢!我听说,世道不理解自己而仍然努力行善的人,是行为爽直的人;君王不任用自己而仍然努力去干的人,是毁坏廉洁的人。行为爽直而毁坏廉洁,却仍然不放弃,是被利益所迷惑的人。”子贡说:“我听说,不是自己的世道就不追求利益;玷污了自己的国君就不踩他的国土。不是自己的世道却拿着蔬菜,《诗经》上说:‘整个天下,没有不是君王的土地。’这土地又归谁所有呢?”鲍焦说:“唉!我听说贤能的人重视进取而轻视隐退,廉洁的人容易感到羞愧而轻视死亡。”于是扔下蔬菜,站在洛水边上饿死了。君子听到这件事后说:“鲍焦真是个廉洁而刚强的人啊!山峰过于尖锐就不会高耸,水流过于湍急就不会深邃,行为刚硬的人德性就不会深厚。志向与天地相齐的人,做人不吉利。鲍焦可以说是不吉利了!他的节操和度量过于浅薄,才到了这个地步!”《诗经》上说:“就这样算了吧!这是天意安排的,能说他什么呢!”
昔者、周道之盛,邵伯在朝,有司请营邵以居。邵伯曰:“嗟!以吾一身,而劳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于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陇亩之间,而听断焉。邵伯暴处远野,庐于树下,百姓大悦,耕桑者倍力以劝,于是岁大稔,民给家足。其后在位者骄奢,不恤元元,税赋繁数,百姓困乏,耕桑失时。于是诗人见召伯之所休息树下,美而歌之。《诗》曰:“蔽茀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此之谓也。
从前,周朝政治清明的时候,召公在朝廷做官,有关官吏请求为他建造房屋居住。召公说:“唉!只因为我一个人,就要劳苦百姓,这不是我先君文王的志向。”于是,他走出朝廷,到民间去与百姓同处,听取他们的诉讼并加以裁决。召公在野外露宿,在树下搭草屋居住,百姓非常高兴,耕种桑蚕的人都加倍努力来勉励自己,于是这一年大丰收,百姓家给人足。后来掌权的人骄横奢侈,不关心百姓,税赋繁多,百姓困苦疲乏,耕种桑蚕都失去了农时。于是,诗人见到召公休息过的那棵甘棠树,赞美并歌唱它。《诗经》上说:“不要剪伐甘棠树,召公曾在树下住。”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诗外传卷二

楚庄王围宋,有七日之粮,曰:“尽此而不克,将去而归。”于是使司马子反乘闼而窥宋城,宋使华元乘闼而应之。子反曰:“子之国何若矣?”华元曰:“惫矣!易子而食之,㭊骸而爨之。”子反曰:“嘻!甚矣惫。虽然,吾闻围者之国,箝马而抹之,使肥者应客。今何吾子之情也?”华元曰:“吾闻君子见人之困则矜之,小人见人之困则幸之。吾望见吾子似于君子,是以情也。”子反曰:“诺。子其勉之矣!吾军有七日粮尔!”揖而去。子反告庄王,庄王曰:“若何?”子反曰:“惫矣!易子而食之,㭊骸而爨之。”庄王曰:“嘻!甚矣惫。今得此而归尔。”子反曰:“不可。吾已告之矣,曰:军亦有七日粮尔。”庄王怒曰:“吾使子视之,子曷为而告之?”子反曰:“区区之宋,犹有不欺之臣,何以楚国而无乎?吾是以告之也。”庄王曰:“虽然,吾子今得此而归尔。”子反曰:“王请处此,臣请归耳。”王曰:“子去我而归,吾孰与处乎此?吾将从子而归。”遂师而归。君子善其平已也,华元以诚告子反,得以解围,全二国之命。《诗》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君子善其以诚相告也。
楚庄王围攻宋国,宋国城内的粮食只能维持七天了,庄王说:“如果七天内攻不下宋国,就撤军回国。”于是派司马子反登上土山察看宋国都城的情况,宋国派华元登上土山应对。子反说:“你们的国家情况怎么样了?”华元说:“疲惫不堪了!用儿女的肉充饥,劈开死人的骨头烧火做饭。”子反说:“啊!疲惫到这种地步了。即使这样,我听说被围困的国家,驱赶着马匹肥壮的马匹,用它们去招待客人。现在为什么把你们国家的真实情况告诉我呢?”华元说:“我听说君子见到别人有危难就怜悯他,小人见到别人有危难就幸灾乐祸。我看您像君子,所以把真实情况告诉您。”子反说:“好吧。您努力防守吧!我们军队的粮食也只够七天了。”说罢拱手告辞而去。子反回来报告庄王,庄王说:“怎么样?”子反说:“疲惫不堪了!用儿女的肉充饥,劈开死人的骨头烧火做饭。”庄王说:“啊!疲惫到这种地步了。现在攻下宋国再回去吧。”子反说:“不行。我已经告诉他说:‘我们军队的粮食也只够七天了。’”庄王发怒说:“我叫你去察看宋国的情况,你为什么告诉他?”子反说:“小小的宋国,尚且有不欺骗别人的臣子,怎么我们楚国就没有这种人呢?因此我告诉了他。”庄王说:“即使这样,现在我们攻下宋国再回去吧。”子反说:“您留在这里,让我回国去吧。”庄王说:“你离我而去回国,我和谁一起留在这里呢?我将跟着你回国去。”于是楚军撤围而回。君子赞扬子反能公平地对待自己,华元用真实情况告诉子反,使楚军撤围,保全了两个国家的命运。《诗经》上说:“那个美丽的女子,靠什么告诉她的呢?”君子赞扬华元用真实情况相告。
鲁监门之女婴相从绩,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谓而泣也?”婴曰:“吾闻卫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卫世子不肖,诸侯之忧也,子曷为泣也?”婴曰:“吾闻之异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马得罪于宋君,出于鲁,其马佚而𩨍吾园,而食吾园之葵,是岁、吾闻园人亡利之半。越王勾践起兵而攻吴,诸侯畏其威,鲁往献女,吾姊与焉,兄往视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吴也,兄死者、我也。由是观之,祸与福相反也。今卫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无忧乎?”《诗》曰:“大夫跋涉,我心则忧。”是非类与乎!
鲁国守城门人的女儿婴,和同伴一起纺麻线,半夜时放声大哭。她的同伴说:“为什么哭呢?”婴说:“我听说卫国的世子不贤良,所以哭。”同伴说:“卫国的世子不贤良,是诸侯的忧患,你为什么哭呢?”婴说:“我听说的和你说的不同。从前,宋国的桓司马得罪了宋君,逃到了鲁国,他的马跑到我家园子里,吃了我家园子里种的葵菜,这一年,我听说我家因此损失了一半收入。越王勾践起兵攻打吴国,诸侯害怕越国的威力,鲁国送去美女,我姐姐就在其中,我哥哥前去探望,半路上害怕而死。越国军队威胁的是吴国,我哥哥死的却是我呀。由此看来,祸与福是相反相成的。现在卫国的世子非常不贤良,喜好打仗,我兄弟三人,能不忧愁吗?”《诗经》上说:“大夫长途跋涉,我的心里就忧愁。”这不是和这件事相类似吗!
高子问于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己所自亲也,卫女何以得编于诗也?”孟子曰:“有卫女之志则可,无卫女之志则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夫道二:常之谓经,变之谓权,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夫卫女、行中孝,虑中圣,权如之何?”《诗》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视尔不臧,我思不远。”
高子问孟子说:“男婚女嫁,都不是自己所能亲自决定的,为什么《诗经》上还要记载卫女的事呢?”孟子说:“有卫女的心志就可以,没有卫女的心志就会懈怠。像伊尹对于太甲,有伊尹的心志就可以,没有伊尹的心志就会篡位。道理有两个方面:经常不变叫作经,因时制宜叫作权,心怀经常的道理,同时又不忘因时制宜,这样才可以成为贤人。卫女,行为合乎中等的孝道,考虑合乎中等的明智,如何因时制宜呢?”《诗经》上说:“既然你不以我为佳,我不能回转娘家。看看你的行为不善,我从此不会思念你了。”
楚庄王听朝罢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罢之晏也?得无饥倦乎?”庄王曰:“今日听忠贤之言,不知饥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谓忠贤者,诸侯之客欤?中国之士欤?”庄王曰:“则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庄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于王,尚汤沐,执巾栉,振衽席,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尝不遣人之梁郑之间,求美女而进之于王也;与妾同列者、十人,贤于妾者、二人,妾岂不欲擅王之宠哉!不敢私愿蔽众美,欲王之多见则娱。今沈令尹相楚数年矣,未尝见进贤而退不肖也,又焉得为忠贤乎!”庄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尹避席而进孙叔敖。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国霸。楚史援笔而书之于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诗》曰:“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樊姬之谓也!
楚庄王上朝听政很晚才结束。樊姬走下堂来迎接他,说:“为什么结束得这么晚呢?大概不会又饿又累了吧?”庄王说:“今天听忠贤之士讲话,不知道饥饿疲倦。”樊姬说:“大王所说的忠贤之士,是诸侯国的客人呢?还是本国的人才呢?”庄王说:“是沈令尹。”樊姬掩口而笑。庄王说:“你笑什么呢?”樊姬说:“我得到大王的宠爱,主持沐浴,拿梳子、篦子,整理衣衽席子,已经十一年了;然而我没有不派人到梁国、郑国去,寻求美女献给大王的;和我地位相同的,有十个人,比我贤良的,有两个人,我难道不想独自享有大王的宠爱吗!只是不敢因为自己的私愿而遮蔽了大王的美色,想让大王多见到美女而感到快乐。现在沈令尹做楚国的宰相几年了,不曾见他推荐贤人、斥退不肖之徒,又怎么称得上是忠贤呢!”庄王第二天上朝,把樊姬的话告诉了沈令尹,沈令尹于是避席进荐孙叔敖。孙叔敖治理楚国三年,楚国便称霸诸侯。楚国的史官提笔把它记载在简策上说:“楚国的称霸,是樊姬的力量。”《诗经》上说:“你们百样思虑,不如我的所行。”说的正是樊姬啊!
闵子骞始见于夫子,有菜色,后有刍豢之色。子贡问曰:“子始有菜色,今有刍豢之色,何也?”闵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门,夫子内切瑳以孝,外为之陈王法,心窃乐之;出见羽盖龙旗裘旃相随,心又乐之;二者相攻胸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赖二三子切瑳而进之,内明于去就之义,出见羽盖龙旗旃裘相随,视之如坛土矣,是以有刍豢之色。”《诗》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闵子骞刚见孔子时,面带菜色,后来面带肉食者的气色。子贡问道:“您开始面带菜色,现在面带肉食者的气色,为什么呢?”闵子骞说:“我从芦荻丛中出来,进入先生的门下,先生教我切磋孝道,在外面又给我讲授君主的法规,我心里很高兴;出来看见羽毛装饰的车盖、画着龙的旗帜、穿着皮衣的侍从相随,心里又很高兴;这两种情绪在心中交战,而不能承受,所以面带菜色。现在被先生的教诲熏陶得越来越深,又依靠二三位同学的切磋督促,我心里明白什么该去该就的道理,出来看见羽毛装饰的车盖、画着龙的旗帜、穿着皮衣的侍从相随,我就像看待土堆一样了,所以面带肉食者的气色。”《诗经》上说:“就像加工玉石一样切磋琢磨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吧!
传曰:“雩而雨者,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星坠木鸣,国人皆恐,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畏之,非也。夫日月之薄蚀,怪星之党见,风雨之不时,是无世而不尝有也,上明政平,是虽并至,无伤也;上闇政险,是虽无一,无益也。夫万物之有灾,人妖最可畏也。”曰:“何谓人妖?”曰:“枯耕伤稼,枯耘伤岁,政险失民;田秽稼恶,籴贵民饥,道有死人;寇盗并起,上下乖离,邻人相暴,对门相盗,礼义不修;牛马相生,六畜作妖;臣下杀上,父子相疑,是谓人妖,是生于乱。”传曰:“天地之灾,隐而废也;万物之怪,书不说也。无用之变,不急之灾,弃而不治;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切瑳而不舍也。”《诗》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有记载说:“举行雩祭就下雨,为什么呢?”回答说:“没有什么,就好像不举行雩祭也会下雨一样。”“流星坠落,树木发出响声,国人都感到恐惧,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天地的变化,阴阳的化育,事物中很少出现的现象,奇怪它,是可以的;害怕它,就不对了。那太阳月亮的薄蚀,怪星的频繁出现,风雨的不按时而至,哪个时代没有出现过呢?如果君主英明,政治清平,即使这些现象都出现了,也没有害处;如果君主昏庸,政治险恶,即使这些现象一个也没有,也没有益处。那万物的灾害,人为的怪异最可怕。”有人问:“什么叫人为的怪异呢?”回答说:“耕田时使土地干燥而伤害了庄稼,耘田时使土地干燥而伤害了年成,政治险恶而失去了百姓;田地荒芜,庄稼长势不好,粮价昂贵,百姓饥饿,道路上有饿死的人;寇盗同时兴起,上下离心离德,邻人相互侵暴,对门相互偷盗,礼义不加整饬;牛马杂处,六畜兴妖作怪;臣下杀害君主,父子相互猜疑,这就叫做人为的怪异,它是由于社会动乱而产生的。”有记载说:“天地的灾害,隐没而不说;万物的怪异,书上也不记载。没有用的变化,不急迫的灾害,就弃置而不去治理;至于君臣的义理,父子的亲情,男女的区别,却是迫切而不能舍弃的。”《诗经》上说:“像加工玉石一样切磋琢磨它。”
孔子曰:“口欲味,心欲佚,教之以仁;心欲兵,身恶劳,教之以恭;好辩论而畏惧,教之以勇;目好色,耳好声,教之以义。”易曰:“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诗》曰:“吁嗟女兮,无与士耽。”皆防邪禁佚,调和心志。
孔子说:“一个人嘴里想吃好的,心里想安逸,就应当用仁来教育他;心里想着贪得无厌,身子又厌恶劳动,就应当用恭敬来教育他;喜欢与人争辩而又胆小怕事,就应当用勇敢来教育他;眼睛喜欢美色,耳朵喜欢好听的声音,就应当用义来教育他。”《周易》上说:“使自己的行动有所限制,不超出一定的范围,就像腿骨节受到限制,大腿肉就不会裂开一样。这样,危险的事情也就不会侵入心中了。”《诗经》上说:“唉呀,女子啊,不要同男子过分亲昵。”这都是用来防止邪恶、禁止放荡,调和心志的。
高墙丰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兴,流潦至,则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浅,未必撅也;飘风兴,暴雨坠,则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义,尊贤臣,以理万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变,诸侯交争,人趋车驰,迫然祸至,乃始忧愁,干喉焦唇,仰天而叹,庶几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后。”嗟乎!虽悔无及矣。《诗》曰:“掇其泣矣,何嗟及矣。”
高墙上面厚下面薄,不一定就会崩塌;但等到大雨降临,积水到来,那么高墙一定先崩塌。草木的根如果扎得不深,不一定就会被拔出;但遇到大风兴起,暴雨降落,那么草木就一定先被拔出。君子在一个国家里,不崇尚仁义,不尊重贤臣,不用礼义来治理国家,不一定就会灭亡;但等到有一天发生了非常变故,诸侯互相争夺,百姓们奔走逃亡,大祸突然来临,这时才忧愁起来,口干舌燥,仰天长叹,希望国家能够安定下来,不是太晚了吗!孔子说:“事前不谨慎,事后就会后悔。”唉!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诗经》上说:“我悔恨得泪水已干,哀叹又有什么用呢?”
曾子曰:“君子有三言可贯而佩之:一曰:无内疏而外亲,二曰:身不善而怨他人,三曰:患至而后呼天。”子贡曰:“何也?”曾子曰:“内疏而外亲,不亦反乎!身不善而怨他人,不亦远乎!患至而后呼天,不亦晚乎!”《诗》曰:“惙其泣矣,何嗟及矣。”
曾子说:“君子有三句话可以作为座右铭来时刻记在心里:一是不要对家人疏远,对外人亲近;二是自己品德不好却去怨恨别人;三是祸患到来时才去呼天喊地。”子贡说:“为什么呢?”曾子说:“对家人疏远,对外人亲近,这不是违背常理了吗?自己品德不好却去怨恨别人,这不是离道义太远了吗?祸患到来时才去呼天喊地,这不是太晚了吗?”《诗经》上说:“我悔恨得泪水已干,哀叹又有什么用呢?”
夫霜雪雨露、杀生万物者也,天无事焉,犹之贵天也。执法厌文,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无事焉,犹之尊君也。夫辟土殖谷者、后稷也,决江流河者,禹也,听狱执中者,皋陶也,然而圣后者,尧也。故有道以御之,身虽无能也,必使能者为己用也;无道以御之,彼虽多能,犹将无益于存亡矣。《诗》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贵能御也。
那霜雪雨露,是生长和杀害万物的东西,但上天并不去管这些事,人们还是尊重上天。执行法令,解释条文,治理官吏和百姓,这是官吏们的事,国君不去过问,这是尊重国君。开辟土地,种植五谷,是后稷的事;疏通江河,兴修水利,是禹的事;审理案件,公正执法,是皋陶的事;然而称颂圣明的,是尧。所以,有了正确的治道去驾驭群臣,即使君主自己没有什么才能,也必定能使有才能的人为自己效劳;没有正确的治道去驾驭群臣,即使他们有很多才能,也必定对国家的存亡没有益处。《诗经》上说:“缰绳如同绶带一样柔软,两旁的马儿如同跳舞一般。”这是说驾车的人善于驾驭马匹。
传曰:孔子云:“美哉!颜无父之御也。马知后有舆而轻之,知上有人而爱之,马亲其正,而爱其事,如使马能言,彼将必曰:‘乐哉!今日之驺也。’至于颜沦少衰矣,马知后有舆而轻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马亲其正,而敬其事,如使马能言,彼将必曰:‘驺来!其人之使我也。’至于颜夷而衰矣,马知后有舆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马亲其正,而畏其事,如使马能言,彼将必曰:‘驺来!驺来!女不驺,彼将杀女。”故御马有法矣,御民有道矣,法得则马和而欢,道得则民安而集。《诗》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此之谓也。”
古书上说,孔子曾称赞说:“真好啊!颜无父的驾车技术。马知道后面有车子而并不感到沉重,知道上面有人而喜爱驾车的人,马与驾车的人相亲近,又喜爱驾车这件事,假使马能说话,它一定会说:‘真快乐啊!今天为我驾车的人。’到了颜沦驾车,技术就差些了,马知道后面有车子而并不感到沉重,知道上面有人而能恭敬驾车的人,马与驾车的人相亲近,又恭敬驾车这件事,假使马能说话,它一定会说:‘驾车的来了!他是来驾车的人。’到了颜夷驾车,技术就更差了,马知道后面有车子而觉得很沉重,知道上面有人而很畏惧驾车的人,马与驾车的人相亲近,又畏惧驾车这件事,假使马能说话,它一定会说:‘驾车的来了!驾车的来了!你不驾车,他会杀了你。’所以驾驭马匹有方法,驾驭百姓有治道。方法正确,马匹就驯服而欢快;治道正确,百姓就安定而团结。《诗经》上说:‘缰绳如同绶带一样柔软,两旁的马儿如同跳舞一般。’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颜渊侍坐鲁定公于台,东野毕御马于台下。定公曰:“善哉!东野毕之御也。”颜渊曰:“善则善矣!其马将佚矣。”定公不说,以告左右曰:“闻君子不谮人,君子亦谮人乎?”颜渊退,俄而、厩人以东野毕马佚闻矣。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驾召颜渊。”颜渊至,定公曰:“乡寡人曰:‘善哉!东野毕之御也。’吾子曰:‘善则善矣!然则马将佚矣。’不识吾子以何知之?”颜渊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于使人,造父工于使马,舜不穷其民,造父不极其马,是以舜无佚民,造父无佚马。今东野毕之上车执辔,御体正矣,周旋步骤,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殚矣,然犹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定公曰:“善。可少进。”颜渊曰:“兽穷则啮,鸟穷则啄,人穷则诈。自古及今,穷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诗》曰:‘执辔如组,两骖如舞。’善御之谓也。”定公曰:“寡人之过矣。”
颜渊陪鲁定公坐在台上,东野毕在台下驾御马车。定公说:“东野毕驾车的技术很好啊!”颜渊说:“好是好,但他的马快要累垮了。”鲁定公听了不高兴,对旁边的人说:“我听说君子不诽谤别人,难道君子也诽谤别人吗?”颜渊退下后,不一会儿,马棚的差役就把东野毕驾驭的马累垮了的事情报告了鲁定公。鲁定公急忙站起来,说:“赶快驾车去接颜渊。”颜渊到后,定公说:“刚才我说:‘东野毕驾车的技术很好。’你却说:‘好是好,但他的马快累垮了。’我不明白你是怎么知道的呢?”颜渊说:“我是从政治的角度知道的。从前舜帝善于役使百姓,造父善于驾驭马车。舜帝不穷尽民力,造父不穷尽马力,因此舜帝没有疲困的百姓,造父没有疲困的马匹。现在东野毕驾车,上车时把马缰绳调理得整整齐齐,驾车时使马的身体端正,车子转弯或跑直线,都符合驾车的礼节,即使遇到险阻的地方,也一定使马奔驰到很远的地方,然后才停车。可是,他的马还是困乏了,但他仍然不停地驱赶,所以我知道他的马将会累垮。”定公说:“很好,可以进一步谈谈吗?”颜渊说:“野兽被逼急了就会咬人,鸟被逼急了就会啄人,人被逼急了就会欺诈作乱。自古至今,穷尽老百姓的力量而使下面发生危险的,从来没有不灭亡的。《诗经》上说:‘执辔如组,两骖如舞。’这就是善于驾驭马匹的意思。”定公说:“这是我的过错啊!”
崔杼弒庄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脱剑而入,言不疾,措血至者死,所杀者十余人,次及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叹曰:“恶乎!崔杼将为无道,而杀其君。”于是盟者皆视之。崔杼谓晏子曰:“子与我,吾将与子分国;子不与,我杀子。直兵将推之,曲兵将钩之。吾愿子之图之也。”晏子曰:“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诗》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恺悌君子,求福不回。’婴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钩之,婴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绥而乘,其仆驰,晏子抚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厨。命有所悬,安在疾驱。”安行成节,然后去之。《诗》曰:“羔裘如濡,恂直且侯;彼已之子,舍命不偷。”晏子之谓也。
崔杼杀了齐庄公,强迫大夫们结盟,参加盟誓的人都得脱剑进入盟室,说话要慢条斯理,盟誓时向盟书滴血,血滴得慢的就要被杀,结果被杀的有十多人。轮到晏子了,他端着盛血的铜盘,仰天长叹说:“唉!崔杼将要无道,竟敢杀害自己的国君!”在座的人都看着他。崔杼对晏子说:“你跟我一块儿,我将与你平分齐国;你如果不跟我一块儿,我就杀了你。用直矛刺杀你,用曲戟钩杀你,我希望你慎重考虑。”晏子说:“靠牺牲国家利益来讨取个人的好处,不是仁德;用刀剑来胁迫我,让我放弃自己的志向,这不是勇敢。《诗经》上说:‘茂密的葛藤,蔓延在树枝上。和善的君子,求福不走邪路。’我难道能走邪路吗?用直矛刺杀我,用曲戟钩杀我,我也不改变自己的志向。”崔杼说:“放了他吧。”晏子站起身来,出了盟室,把缰绳交给驾车的人,上车走了。他的车夫说:“刚才跟他们结盟时,你为什么不赶快答应呢?现在出来了,难道不快点儿走吗?”晏子说:“难道一个人可以用利益来诱使,用武力来胁迫吗?我所以不死,是为了让国家有个见证。现在国家已经失去了见证,我为什么要急急忙忙地逃跑呢?”于是慢慢地走,表现出一副安闲的样子,然后才离开了齐国。《诗经》上说:“羊皮袍子真柔软,为人正直又谦和;就是那位贤君子,国难当头不苟活。”说的正是晏子啊。
楚昭王有士曰石奢,其为人也,公而好直,王使为理。于是道有杀人者,石奢追之,则父也,还返于廷,曰:“杀人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废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遂伏斧锧,曰:“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庸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然。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不廉也。君欲赦之,上之惠也;臣不能失法,下之义也。”遂不去鈇锧,刎颈而死乎廷。君子闻之曰:“贞夫法哉!石先生乎!”孔子曰:“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矣。”《诗》曰:“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石先生之谓也。
楚昭王有个大臣叫石奢,他为人公正而且喜欢直言,昭王派他做大理官。当时,楚国的道路上有个杀人犯,石奢追捕他,发现是石奢的父亲。于是,他放了杀人犯,回到官府说:“杀人犯是我的父亲。用父亲来成全法律,不是孝道;不执行国君的法令,不是忠诚。放走罪犯,废弃法律,自己承担罪责,这是我应该做的。”于是,他伏在刑具上,说:“请大王定我的罪吧。”昭王说:“你追捕犯人没有抓到,哪里有什么罪呢?你还是继续办案吧。”石奢说:“不行。偏袒父亲,就是不孝;不执行国君的法令,就是不忠;用该判死罪的人来免除自己的罪责,就是不廉洁。国君赦免我,是国君的恩惠;臣子不遵守法律,是臣子的失职。”于是,他没有离开刑具,在宫廷上刎颈自杀了。君子听说这件事后说:“石奢真是公正无私啊!”孔子说:“儿子为父亲隐瞒,父亲为儿子隐瞒,正直就在这中间了。”《诗经》上说:“他是我们国君的司法官。”这就是说的石奢啊。
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括之中,直己不直人,善废而不悒悒,蘧伯玉之行也。故为人父者,则愿以为子,为人子者,则愿以为父,为人君者、则愿以为臣,为人臣者,则愿以为君。名昭诸侯,天下愿焉。《诗》曰:“彼已之子,邦之彦兮。”此君子之行也。
外表宽厚而内心正直,自己处在法度之中,要求自己正直而不要求别人正直,善于放弃而不忧愁,这是蘧伯玉的行为。所以,做父亲的愿意有这样的儿子,做儿子的愿意有这样的父亲,做君主的愿意有这样的臣子,做臣子的愿意有这样的君主。他的名声传遍诸侯各国,天下人都希望他成为自己的臣子。《诗经》上说:“他是我们国君的贤才。”这就是君子的行为啊。
传曰:孔子遭齐程本子于郯之间,倾盖而语,终日,有间,顾子路曰:“由,东帛十匹,以赠先生。”子路不对,有间,又顾曰:“东帛十匹,以赠先生。”子路率尔而对曰:“昔者、由也闻之于夫子,士不中道相见,女无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诗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且夫齐程本子,天下之贤士也,吾于是不赠,终身不之见也。大德不踰闲,小德出入可也。”
古书上说,孔子在郯地遇到了齐国的程本子,两人停车交谈,整整谈了一天。过了一会儿,孔子回头对子路说:“子路,拿十匹细绢赠给先生。”子路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孔子又回头对子路说:“子路,拿十匹细绢赠给先生。”子路直率地回答说:“从前我听老师说过,士人不该在路上与人见面,女子没有媒人出嫁,君子是不做的。”孔子说:“《诗经》上不是说吗,‘野外蔓草青青,露珠颗颗晶莹。有位美丽姑娘,眉目流盼多情。不期路上相遇,合我心愿高兴。’再说,齐国的程本子,是天下有名的贤士,我不赠给他细绢,就终身不会再见到他了。重大的德行,我不能超过他;小节方面,出入一些也是可以的。”
君子有主善之心,而无胜人之色;德足以君天下,而无骄肆之容;行足以及后世,而不以一言非人之不善。故曰:君子盛德而卑,虚己以受人,旁行不流,应物而不穷,虽在下位,民愿戴之,虽欲无尊,得乎哉!《诗》曰:“彼己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
君子有引导人们向善的心,却没有胜过别人的神色;他的品德足以做天下人的君主,却没有骄傲放肆的容态;他的行为足以影响后世,却不用一句话来非议别人的不善。所以说:君子有盛大的德性却保持谦卑,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走旁道但不流于邪道,能随机应变而无穷尽,即使处在低下的地位,人们也愿意尊戴他,即使他不想得到尊位,能办到吗?《诗经》上说:“那个君子,美如英华,美如英华,他与常人太不一样!”
君子易和而难狎也,易惧而不可劫也,畏患而不避义死,好利而不为所非,交亲而不比,言辩而不乱。荡荡乎!其易不可失也,磏乎!其廉而不刿也,温乎!其仁厚之光大也,超乎!其有以殊于世也。《诗》曰:“美如玉,美如玉,殊异乎公族。”
君子容易和平相处但难以随便接近,容易敬畏却不可被胁迫,害怕祸患却不逃避为正义而死,喜欢利益却不做不对的事,与人交往亲密但不勾结,说话雄辩而不杂乱。他的胸怀宽广啊!他的平易近人不可失去,他的刚直啊!他的廉洁而不伤人啊,他的温和啊!他的仁厚之光大啊,他的卓异啊!他与世人太不一样。《诗经》上说:“美如玉,美如玉,他与公族太不一样!”
商容尝执羽钥,冯于马徒,欲以伐纣而不能,遂去,伏于太行。及武王克殷,立为天子,欲以为三公。商容辞曰:“吾常冯于马徒,欲以伐纣而不能,愚也;不争而隐,无勇也;愚且无勇,不足以备乎三公。”遂固辞不受命。君子闻之曰:“商容可谓内省而不诬能矣!君子哉!去素餐远矣!”《诗》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商先生之谓也。
商容曾经拿着羽毛装饰的仪仗,靠着马夫的车子,想要讨伐纣王却没能成功,于是离开,隐居在太行山。等到武王攻克殷朝,做了天子,想要任命商容为三公。商容推辞说:“我曾经靠着马夫的车子,想要讨伐纣王却没能成功,这是我愚昧;不去争反而隐居,这是我无勇;愚昧又没有勇气,我不足以位列三公。”于是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君子们听到这件事后说:“商容可以称得上是在内心自我反省而不夸耀自己的能力!他真是一位君子!离那些白吃饭的人远得很啊!”《诗经》上说:“那个君子,他不白吃饭。”说的就是商先生这样的人。
晋文侯使李离为大理,过听杀人,自拘于廷,请死于君。君曰:“官有贵贱,罚有轻重,下吏有罪,非子之罪也。”李离对曰:“臣居官为长,不与下吏让位;受爵为多,不与下吏分利。今过听杀人,而下吏蒙其死,非所闻也。不受命。”君曰:“自以为罪,则寡人亦有罪矣。”李离曰:“法失则刑,刑失则死。君以臣为能听微决疑,故使臣为理。今过听杀人之罪,罪当死。”君曰:“弃位委官,伏法亡国,非所望也。趣去,无忧寡人之心。”李离对曰:“政乱国危,君之忧也;军败卒乱,将之忧也。夫无能以事君,闇行以临官,是无功不食禄也。臣不能以虚自诬。”遂伏剑而死。君子闻之曰:“忠矣乎!”《诗》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李先生之谓也。
晋文侯任命李离为大理官,李离因为误听而杀了人,就把自己拘禁在官府里,请求晋文侯判他死罪。晋文侯说:“官职有贵贱之分,刑罚有轻重之别。下级官吏有错,不是你的过错。”李离回答说:“我担任的官职是长官,不与下属官吏让位;拿的俸禄很多,不与下属官吏分利。现在误听而杀了人,却把罪责推给下级官吏,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他拒绝接受晋文侯的命令。晋文侯说:“如果照你说的,我也有罪了。”李离说:“法律失误,则刑罚不当;刑罚不当,则百姓无所措手足。国君把能听取细微、决断疑难的大任交给我,所以我担任大理官。现在误听而杀人,罪责应当处死。”晋文侯说:“你放弃职位,辞职不干,到朝廷上来接受处罚,不是我的愿望。”李离回答说:“国家政治混乱,国君就有忧虑;军队打了败仗,将领就有罪责。我如果不能称职地侍奉国君,又贪生怕死,躲避罪责,那就没有比这更无能的,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我不能没有功劳而接受俸禄。”于是李离便用剑自杀了。君子们听到这件事后说:“李离是忠臣啊!”《诗经》上说:“那个君子啊,从不白吃饭啊。”这说的正是李离先生。
楚狂接舆躬耕以食。其妻之市,未返,楚王使使者赉金百镒,造门曰:“大王使臣奉金百镒,愿请先生治河南。”接舆笑而不应,使者遂不得辞而去。妻从市而来曰:“先生少而为义,岂将老而遗之哉!门外车轶,何其深也!”接舆曰:“今者、王使使者赉金百镒,欲使我治河南。”其妻曰:“岂许之乎?”曰:“未也。”妻曰:“君使不从,非忠也;从之,是遗义也。不如去之。”乃夫负釜甑,妻戴经器,变易姓字,莫知其所之。《论语》曰:“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接舆之妻是也。《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楚国的狂人接舆亲自耕种来养活自己。他的妻子到市场上去,还没有回来,楚王派使者送来一百镒金子,来到他家门口说:“楚王派我送来一百镒金子,希望请先生来管理河南地区。”接舆笑着没有回答,使者便没有办法,只好走了。接舆的妻子从市场上回来,说:“先生年轻时坚持正义,难道现在老了就把正义抛弃了吗?门外停着楚王派来的马车,这是多么深厚的情义啊!”接舆说:“今天楚王派使者送来一百镒金子,想要请我去管理河南地区。”他的妻子说:“你答应了吗?”接舆说:“没有。”妻子说:“楚王派使者来请你,你却不接受,这不是忠诚;接受了,却又违背了正义。不如离开这里。”于是,丈夫背着锅和甑,妻子抱着经书和乐器,改变姓名,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论语》上说:“鸟儿看见人的脸色不对就飞走,盘旋一阵后才集合到树上。”接舆的妻子就是这样的人。《诗经》上说:“我要离开你,到那快乐的地方去;快乐的地方啊,是我的理想国。”这就是说的接舆和他妻子的行为。
昔者桀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而牛饮者三千,群臣皆相持而歌,“江水沛兮!舟楫败兮!我王废兮!趣归于亳,亳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壮骄兮!六辔沃兮!去不善兮善,何不乐兮!”伊尹知大命之将去,举觞造桀曰:“君王不听臣言,大命去矣,亡无日矣。”桀相然而抃,盍然而笑曰:“子又妖言矣。吾有天下,犹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也。”于是伊尹接履而趋,遂适于汤,汤以为相。可谓适彼乐土,爰得其所矣。《诗》曰:“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过去,夏桀造了一个酒池,用酒糟筑成堤坝,沉溺于淫靡的音乐,聚众饮酒,饮酒的人多达三千。夏桀的群臣都相互搀扶着唱道:“江水浩浩荡荡啊!舟船毁坏了啊!我们的君王颓废了啊!赶快回到亳地去,亳地也很广大啊!”又说:“快乐啊快乐!四匹马儿真骄傲!六条缰绳都湿润啊!离开不善的君王,投奔贤明的君王,为什么不快乐啊!”伊尹知道夏朝的命运将要终结,就举起酒杯对夏桀说:“君王不听我的劝告,大命就要离你而去了,灭亡的日子不远了。”夏桀听后却发出“嘿嘿”的笑声,拍着手说:“你又在胡说八道了。我拥有天下,就像天上有太阳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于是伊尹收拾行装,快步离去,投奔商汤,商汤任命他为丞相。这真可以说是投奔到那快乐的地方,终于找到了他应处的地方。《诗经》上说:“我决心离开你,到那快乐的地方去;快乐的地方啊,我终于找到了我的归宿。”
伊尹去夏入殷,田饶去鲁适燕,介之推去晋入山。田饶事鲁哀公而不见察,田饶谓哀公曰:“臣将去君,黄鹄举矣。”哀公曰:“何谓也?”曰:“君独不见夫鸡乎!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敌在前敢斗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时,信也。鸡有此五德,君犹日瀹而食之者,何也?则以其所从来者近也。夫黄鹄一举千里,止君园池,食君鱼鳖,啄君黍粱,无此五者,君犹贵之,以其所从来者远矣。臣将去君,黄鹄举矣!”哀公曰:“止。吾将书子言也。”田饶曰:“臣闻:食其食者,不毁其器;阴其树者,不折其枝。有臣不用,何书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为相,三年,燕政大平,国无盗贼。哀公喟然太息,为之辟寝三月,减损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后,何可复得。”《诗》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伊尹离开夏朝进入商朝,田饶离开鲁国到燕国去,介之推离开晋国隐居到山里。田饶侍奉鲁哀公而不被重视,田饶对哀公说:“我将离开您,就像黄鹄将要展翅高飞一样。”哀公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田饶回答说:“您难道没有见过鸡吗?鸡头上戴冠,是文雅的象征;脚下有搏斗的利爪,是勇武的象征;敌人当前敢于搏斗,是勇敢的象征;找到食物互相呼唤,是仁爱的象征;守夜报时不误,是诚信的象征。鸡具有这五种美德,您却每天用滚水煮熟了来吃,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来自您身边呀。黄鹄一举千里,飞到您的园池里,吃您的鱼鳖,啄食您的黍粱,并没有这五种美德,您却还是很看重它,这是因为黄鹄来自远方呀。我要离开您了,就像黄鹄将要展翅高飞一样。”哀公说:“停!让我把你的话记下来。”田饶说:“我听说,吃了别人的食物,就不应该毁坏他的器具;在别人的树荫下乘凉,就不应该折断他的树枝。有了贤臣而不用,又何必记下他的话呢?”于是田饶就离开鲁国,到了燕国。燕国立他为相,仅仅三年,燕国政治清明,国内没有盗贼。哀公深深叹息,为此撤掉寝宫三个月,降低服饰的规格。说:“不谨慎地选拔贤才,后悔也来不及了。”又说:“我失掉了贤才田饶,就像失掉了国家的栋梁。”《诗经》上说:“我决心离开你,到那快乐的地方去;快乐的地方啊,才是我的理想国。”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于子贱,子贱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劳。”人谓子贱,则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理,任其数而已。巫马期则不然,乎然事惟,劳力教诏,虽治,犹未至也。《诗》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
子贱治理单父县,每天弹琴,从不下堂,单父县却治理得很好。巫马期每天星星出来时就出去,星星出现时才回来,日夜都不休息,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单父县也治理得很好。巫马期向子贱请教其中的缘故,子贱说:“我用人,你用力。用人的人安逸,用力的人劳累。”别人都说子贱是君子,四肢安逸,耳目保全,心平气和,而官府的各种事务都办理得很好,只是按照他治理的规矩去做罢了。巫马期却不是这样,他每天亲自处理各种政务,劳心劳力,虽然也治理得很好,但还未达到治理的最高境界。《诗经》上说:“你有衣裳,却不拖着;你有车马,却不乘坐。”
子路曰:“士不能勤苦,不能轻死亡,不能恬贫穷,而曰我行义,吾不信也。昔者申包胥立于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绝声,是以存楚,不能勤苦,焉得行此!比干且死,而谏愈忠;伯夷叔齐饿于首阳,而志益彰;不轻死亡,焉能行此。曾子褐衣缊绪,未尝完也,粝米之食,未尝饱也;义不合,则辞上卿,不恬贫穷,焉能行此!夫士欲立身行道,无顾难易,然后能行之;欲行义白名,无顾利害,然后能行之。”《诗》曰:“彼己之子,硕大且笃。”良非笃修身行之君子,其孰能与之哉!  
子路说:“士如果不能刻苦勤奋,不能看轻生死,不能安于贫穷,却说自己在实行道义,我是不会相信的。从前申包胥站在秦国的宫廷上,七天七夜,哭声没有断绝,因此保存了楚国,不能刻苦勤奋,哪里能做到这样呢!比干将要死了,他的进谏却更加忠诚;伯夷、叔齐饿死在首阳山上,他们的志向却更加彰明;不看轻生死,哪里能做到这样呢?曾子穿着用乱麻絮做的破旧衣服,连完整的都没有,吃着粗劣的粮食,连吃饱的时候都没有;如果道义与自己不合,就辞去卿的职位,不安于贫穷,哪里能做到这样呢!士要想树立自己的名声,传播道义,不考虑事情的难易,然后才能去做;要实行道义,表白名声,不考虑事情的利害,然后才能去做。”《诗经》上说:“那个君子,高大而又厚道。”不是真心诚意修养自己的品行、实行道义的人,谁又能与他相比呢!
子路与巫马期薪于韫丘之下,陈之富人有虞师氏者,脂车百乘,觞于韫丘之上。子路与巫马期曰:“使子无忘子之所知,亦无进子之所能,得此富,终身无复见夫子,子为之乎?”巫马期喟然仰天而叹,闟然投鎌于地,曰:“吾尝闻之夫子,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沟壑。子不知予与?试予与?意者、其志与?”子路心惭,故负薪先归。孔子曰:“由来,何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曰:“向也,由与巫马期薪于韫丘之下,陈之富人有处师氏者,脂车百乘,觞于韫丘之上,由谓巫马期曰:‘使子无忘子之所知,亦无进子之所能,得此富,终身无复见夫子,子为之乎?’巫马期喟然仰天而叹,闟然投鎌于地,曰:‘吾尝闻夫子:勇士不忘丧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沟壑。子不知予与?试予与?意者,其志与?’由也心惭,故先负薪归。”孔子援琴而弹:“《诗》曰:‘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予道不行邪,使汝愿者。” 
子路和巫马期在韫丘下面打柴,陈国的富户虞师氏,正在韫丘上面摆酒宴,用一百辆马车来运油脂涂车。子路对巫马期说:“假如让你不忘记你所学的东西,也不让你施展你的才能,获得这样的财富,终身不再见到孔子,你干不干呢?”巫马期长叹一声,仰天长叹,然后把镰刀扔在地上,说:“我曾听孔子说过,勇士不怕牺牲生命,志士仁人不怕弃尸沟壑。你不知道我吗?试试我吗?大概我是有志于此吧?”子路听了,心中惭愧,因此就背着柴先回家了。孔子问道:“仲由,你为什么和别人一道出去,却单独先回来了呢?”子路说:“刚才,我和巫马期在韫丘下面打柴,陈国的富户虞师氏,正在韫丘上面摆酒宴,用一百辆马车来运油脂涂车。我对巫马期说:‘假如让你不忘记你所学的东西,也不让你施展你的才能,获得这样的财富,终身不再见到孔子,你干不干呢?’巫马期长叹一声,仰天长叹,然后把镰刀扔在地上,说:‘我曾听孔子说过,勇士不怕牺牲生命,志士仁人不怕弃尸沟壑。你不知道我吗?试试我吗?大概我是有志于此吧?’我听了这话,心中惭愧,因此就背着柴先回来了。”孔子听了,便拿起琴来弹奏,边弹边唱道:“《诗经》上说,‘鸨鸟的羽毛非常整齐,停在丛生的柞树上。王事没有穷尽,不能从事农业生产。靠谁养活父母?高高在上苍天啊,何时才有安身处?’我的主张行不通了,让你们产生这样的念头。”
孔子曰:“士有五:有埶尊贵者,有家富厚者,有资勇悍者,有心智惠者,有貌美好者。有埶尊贵者,不以爱民行义理,而反以暴敖。家富厚者,不以振穷救不足,而反以侈靡无度。资勇悍者,不以卫上攻战,而反以侵陵私斗。心智惠者,不以端计数,而反以事奸饰诈。貌美好者,不以统朝莅民,而反以蛊女从欲。此五者,所谓士失其美质者也。《诗》曰:“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心曲。”
孔子回答说:“士人有五种:有地位尊贵的人,有家道富裕的人,有身体勇悍的人,有智慧聪明的人,有容貌美好的人。地位尊贵的人,不以爱民行义理为本,反而以暴虐傲慢待人;家道富裕的人,不以赈济穷苦救济贫困为本,反而奢侈浪费没有节制;身体勇悍的人,不以保卫国家勇敢作战为本,反而欺凌百姓挑起私斗;智慧聪明的人,不以端正计谋数算为本,反而做坏事掩饰欺诈;容貌美好的人,不以统理朝政、治理百姓为本,反而蛊惑妇女放纵私欲。这五种人,就是所谓失去士人美好本质的人。《诗经》上说,‘温文尔雅如美玉,住在木板屋里,却搅乱了我心中的宁静。’”
上之人所遇,色为先,声音次之,事行为后。故望而宜为人君者、容也,近而可信者、色也,发而安中者、言也,久而可观者、行也。故君子容色,天下仪象而望之,不假言而知为人君者。《诗》曰:“颜如渥丹,其君也哉!”
上面的人选拔人才时,首先是看外表的仪容,其次是听言语声音,再次是观察行为举止。所以,从远处看,觉得适宜做国君的,是仪容;走近后觉得可信的,是面色;言谈起来觉得中正平和的,是言语;长期相处可观的,是行为。所以君子的仪容神色,是天下人效法的榜样,人们望着他,不用听他的言语,就知道他是可以做国君的人。《诗经》上说,“脸色红润如朱砂,这样的人该是君主吧!”
子夏读诗已毕。夫子问曰:“尔亦何大于诗矣?”子夏对曰:“诗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错行,上有尧舜之道,下有三王之义,弟子不敢忘,虽居蓬户之中,弹琴以咏先王之风,有人亦乐之,无人亦乐之,亦可发愤忘食矣。《诗》曰:‘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饥。’”夫子造然变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诗已矣,然子以见其表,未见其里。”颜渊曰:“其表已见,其里又何有哉?”孔子曰:“窥其门,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难也。丘尝悉心尽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后有深谷,冷冷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见其里,未谓精微者也。”
子夏读完《诗经》后,孔子问道:“你对《诗经》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吗?”子夏回答说:“《诗经》所蕴含的道理,昭然若日月的光辉,灿烂如星辰的罗列。它上面有尧舜之道,下面有夏禹、商汤、周文王的仁义,弟子怎敢忘记?我虽身居茅屋之中,弹琴咏唱先王的风范,有人听时我快乐,无人听时我也快乐,快乐得忘记吃饭。《诗经》上说:‘横木为门简陋屋,可以栖身可以住;泌水清清长流淌,乐而不荒饥可忘。’”孔子听后,脸色为之改变,说:“好哇!你才开始懂得《诗经》的真谛了。但是,你只见到了《诗经》的表面,还没有看到它的精髓。”颜渊问:“已经看到了表面,那它的精髓又是什么呢?”孔子说:“就像进了一座门,却还没走进屋子,又怎么能知道门里深藏的奥秘呢?但说到深藏的东西,也并不难了解。我曾经尽心竭力地探求过,已经走进了屋子,但见前面是高高的墙壁,后面是深深的沟壑,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仍然看不到里面的奥秘,所以还不能算是对《诗经》有了精深透彻的理解。”
传曰:国无道,则飘风厉疾,暴雨折木,阴阳错氛,夏寒冬温,春热秋荣,日月无光,星辰错行,民多疾病,国多不祥,群生不寿,而五谷不登。当成周之时,阴阳调,寒暑平,群生遂,万物宁,故曰:其风治,其乐连,其驱马舒,其民依依,其行迟迟,其意好好,《诗》曰:“匪风发兮,匪车偈兮。顾瞻周道,中心怛兮。”
古书上说:“国家政治黑暗,则狂风大作,暴雨如注,树木被折断,阴阳二气混乱,夏天寒冷,冬天温暖,春天炎热,秋天万物茂盛,日月无光,星辰运行失常,百姓多疾病,国家多不祥之兆,各种生物不能长寿,五谷不能丰收。而周成王时代,阴阳二气协调,寒暑季节正常,各种生物顺利生长,万物安宁,所以说那时风气清正,音乐和谐,驾车的人从容不迫,百姓和睦相处,走路迟缓安详,心地善良。《诗经》上说:‘风不是从北方刮来的,车子也不是很快。回首遥望通周的大道,心中忧郁不安。’”
夫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务之以调和;智虑潜深,则一之以易谅;勇毅强果,则辅之以道术;齐给便捷,则安之以静退;卑摄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容众好散,则劫之以师友;怠慢摽弃,则慰之以祸灾,愿婉端悫,则合之以礼乐。凡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莫优得师,莫慎一好。好一则博,博则精,精则神,神则化,是以君子务结心乎一也。《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一兮,其仪一兮,心如结兮。”
调养气血、修养心性的方法:对于血气刚强的人,就努力使他变得平和;对于智虑深沉的人,就使他变得平易近人;对于勇敢坚毅、坚强果断的人,就用道术来辅助他;对于敏捷灵巧的人,就使他稳重而安详;对于卑下、贪利的人,就用高尚的志向来激励他;对于能容人却喜欢散财的人,就用师友之道来约束他;对于怠慢、轻浮、自暴自弃的人,就用祸灾来使他醒悟;对于恭顺、委婉、端庄、诚实的人,就用礼乐来陶冶他。所有调养气血、修养心性的方法,没有比遵循礼义更直接的了,没有比得到良师更优越的了,没有比专一爱好更慎重的了。爱好专一就能广博,广博就能精通,精通就能神奇,神奇就能变化,所以君子致力于使思想专一。《诗经》上说:“品德美好的君子,仪容端庄整齐如一,仪容端庄整齐如一,心地就像打了结一样坚定。”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犹之贫也;良工宰之,则富及子孙。君子谋之,则为国用。故动则安百姓,议则延民命。《诗》曰:“淑人君子,正是国人;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玉石如果不经过雕琢,就不能成为有用的玉器;人如果不学习,就不能养成良好的品德。家里虽然有值千金的宝玉,如果不知道怎样治理它,收藏它,也就和贫穷没有什么两样;如果让有经验的工匠雕琢它,就可以成为传世的珍宝,使子孙后代都因此受益无穷。君子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就可以用来治理国家了。所以,君子行动起来就能使百姓安宁,议论国事就能使百姓的生命得以延长。《诗经》上说:“品德良好的君子,正是百姓的表率。正是百姓的表率,怎不祈望他长寿永年。”
嫁女之家,三夜不息烛,思相离也。取妇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是故婚礼不贺,人之序也。三月而庙见,称来妇也。厥明见舅姑,舅姑降于西阶,妇升自阼阶,授之室也。忧思三日,不杀三月,孝子之情也。故礼者、因人情为文。《诗》曰:“亲结其缡,九十其仪。”言多仪也。
嫁女的人家,整个晚上都不能熄灭烛火,以表示对女儿离别之情的思念。娶妇的人家,三天之内不举行庆贺活动,以表示对父母的哀思。因此,举行婚礼时不向主人道贺,这是人间应有的礼节。新娘过门三个月以后,到宗庙参拜祖先,这时才称她为夫家的人。第二天早晨拜见公婆,公婆从西阶下堂,新娘从东阶上堂,这是把居室交给她的仪式。新娘要忧愁思念三天,不吃鱼肉等荤腥三个月,以表示对父母的孝敬和思念。所以,礼节是依据人的感情制定的。《诗经》上说:“亲手替女儿系好佩巾,出嫁的仪式名目繁多。”这就说明婚礼的仪式很多。
原天命,治心术,理好恶,适情性,而治道毕矣。原天命则不惑祸福,不惑祸福则动静修。治心术则不妄喜怒,不妄喜怒则赏罚不阿。理好恶则不贪无用,不贪无用则不害物性。适情性则不过欲,不过欲则养性知足。四者不求于外,不假于人,反诸已而存矣。夫人者、说人者也,形而为仁义,动而为法则。《诗》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
探讨自然的规律,端正内心的思想,梳理好恶观念,适应人的性情,治理的原则就完备了。研究自然的规律,就不会被祸福所迷惑,不被祸福所迷惑,行为就会修善。端正内心的思想,就不会胡乱地欢喜或愤怒,不胡乱地欢喜或愤怒,奖赏和处罚就会公正无私。梳理好恶观念,就不会贪图无用的东西,不贪图无用的东西,就不会损害事物的本性。适应人的性情,就不会有过分的欲望,没有过分的欲望,就能修养性情而知足常乐。这四点,不向外寻求,不依赖别人,只要反求诸己,就能得到。所谓人,就是能够使人悦服的人,他的一言一行都表现为仁义,一举一动都符合法度。《诗经》上说:“砍斧柄啊砍斧柄,斧柄的样式就在眼前。”

诗外传卷三

传曰:昔者、舜甑盆无膻,而下不以余获罪;饭乎土簋,啜乎土型,而农不以力获罪;麑衣而䀈领,而女不以巧获罪;法下易由,事寡易为功,而民不以政获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圣人寡为,故用物常壮也。传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诗》曰:“政有夷之行,子孙保之。”忠易为礼,诚易为辞,贤人易为民,工巧易为材。《诗》曰:“政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史籍上说:“从前,舜帝使用陶制的炊具,饭菜虽不芳香,但下面的臣子并没有因为饭菜不好而获罪;他用陶簋盛饭,用陶瓢饮水,农夫并没有因为劳动辛苦而获罪;他穿着粗布衣服,衣领也不讲究,妇女并没有因为不擅长缝纫而获罪。因为法令简明易行,政事不多,容易成功,所以百姓并没有因为政事而获罪。因此,大道能包容万物,大德能谦下待人,圣人很少有所作为,所以使用的东西常常保持完好。史籍上说:‘简易就能使天下得到治理。’《诗经》上说:‘政治清明,百姓的行为就合乎礼仪,子孙后代就能永保江山。’”忠诚就是易于施行的礼仪,真诚就是易于表述的言辞,贤人易于做百姓的表率,精巧的工艺易于制成器具。《诗经》上说:“政治清明,百姓的行为就合乎礼仪,子孙后代就能永保江山。”
有殷之时,谷生汤之廷,三日而大拱。汤问伊尹曰:“何物也?”对曰:“谷树也。”汤问:“何为而生于此?”伊尹曰:“谷之出泽,野物也,今生天子之庭,殆不吉也。”汤曰:“奈何?”伊尹曰:“臣闻:妖者、祸之先,祥者、福之先。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臻””汤乃斋戒静处,夙兴夜寐,吊死问疾,赦过赈穷,七日而谷亡,妖孽不见,国家昌。《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商朝的时候,有一株谷树生长在商汤的庭院里,三天就长得又粗又壮。商汤问伊尹说:“这是什么东西?”伊尹回答说:“这是一棵谷树。”商汤又问:“它为什么会长在这里?”伊尹说:“谷树本来生长在沼泽地里,是一种野生植物,现在却长在天子的庭院里,恐怕是不吉利的。”商汤问:“那怎么办?”伊尹说:“我听说,妖孽是灾祸的先兆,吉祥是福运的预兆。看到妖孽而能行善事,灾祸就不会发生;看到吉祥而做不善的事,福运就不会来临。”商汤于是斋戒沐浴,静心独处,从早到晚勤奋治理政事,慰问死者,关心病人,赦免罪犯,救济穷人。七天后,谷树果然枯萎死去,妖孽也不见了,国家因此昌盛。《诗经》上说:“敬畏上天的威严,才能确保国家平安。”
昔者、周文王之时,莅国八年,夏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有司皆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者、君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国郊,群臣皆恐,请移之。”文王曰:“奈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道见妖,是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此罚我也。今又专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以之。昌也请改行重善移之,其可以免乎!”于是遂谨其礼节祑皮革,以交诸侯;饰其辞令币帛,以礼俊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有功。遂与群臣行此,无几何而疾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之后四十三年,凡莅国五十一年而终,此文王之所以践妖也。《诗》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从前,周文王在位的时候,他治理国家已经八年了。夏季六月,文王病倒在床,五天之后发生了地震,但震波只限于国都的四周,没有波及更远的地方。朝中的官员们都说:“我们听说,地震是上天为了惩戒国君而发生的。现在君王生病,五天之后发生了地震,而且只限于国都四周,大臣们都很恐惧,请求君王把都城迁移到别的地方去。”文王问:“怎么能迁移都城呢?”回答说:“可以大兴土木,征发百姓,去扩建都城,这样就可以转移地震了。”文王说:“不行。上天显示灾异,是用来惩罚有罪的人,我必定有罪,因此上天才惩罚我。现在如果又大兴土木,征发百姓,去扩建都城,那就是加重我的罪行了,这样做不可以。我现在要改行重德善政来转移它,或许可以免除这场灾祸吧!”于是文王就谨慎地施行礼仪,端正服饰,以接待诸侯;修饰言辞和命令,拿出钱财布帛,以礼遇贤士;颁布爵位等级和田地俸禄,来赏赐有功之臣。文王就这样与群臣一道实行这些措施,没过多久,他的病就好了。文王即位八年后发生了地震,又过了四十三年,文王总共在位五十一年才去世,这就是周文王处理灾异的方法。《诗经》上说:“敬畏上天的威严,才能确保国家平安。”
王者之论德也,而不尊无功,不官无德,不诛无罪。朝无幸位,民无幸生。故上贤使能,而等级不踰;折暴禁悍,而刑罚不过。百姓晓然皆知夫为善于家,取赏于朝也;为不善于幽,而蒙刑于显。夫是之谓定论,是王者之德。《诗》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称王的人评论人的品德时,不会尊重没有功劳的人,不会让没有品德的人做官,不会惩罚无罪的人。朝廷上没有侥幸获得官位的人,百姓中没有侥幸获得生存的人。因此,选拔贤能的人并使他们充分发挥才能,但等级不会超过他们应有的限度;制裁凶暴的人,禁止强悍的人,但刑罚不会超过他们应受的限度。老百姓都清楚地知道,在家里做好事就可以在朝廷上得到奖赏;在暗地里做坏事就会在大庭广众下受到刑罚。这就叫作确定的法度,这就是称王的人应该具备的品德。《诗经》上说:“周朝光明照耀四方,官吏各按其职位办事。”
传曰:以从俗为善,以货财为宝,以养性为己为道,是民德也,未及于士也。行法而志坚,不以私欲害其所闻,是劲士也,未及于君子也。行法而志坚,好修其所闻,以矫其情;言行多当,未安谕也;知虑多当,未周密也;上则能大其所隆也,下则能开道不若己者,是笃厚君子,未及圣人也。若夫百王之法,若别白黑;应当世之变,若数三纲;行礼要节,若运四支;因化之功,若推四时;天下得序,群物安居,是圣人也。《诗》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史籍上说:把顺从世俗当作好,把财物当作宝贝,把保养身体、洁身自好当作人生之道,这是老百姓的品德,还没有达到士的标准。能够执行法度而意志坚定,不因为私欲而损害他所学的知识,这是刚强坚毅的士,但还没有达到君子的境界。能够执行法度而意志坚定,喜欢修养他所学的知识,用以矫正自己的感情;他的言行大多合乎规范,但还没有达到熟练的程度;他的思考和判断大多正确,但还没有达到周全慎密的程度;对上能够发扬光大他所崇尚的仁义,对下能够开导不如自己的人,这是忠诚厚道的君子,但还没有达到圣人的标准。至于历代帝王的法度,好像区别黑白一样分明;适应时世的变化,好像计算三纲一样准确;执行礼仪的要点和节制,好像运用四肢一样自如;顺应自然变化的功绩,好像推行四时一样及时;天下治理得井井有条,万物都能安居乐业,这就是圣人。《诗经》上说:“周朝光明照耀四方,官吏各按其职位办事。”
魏文侯欲置相,召李克问曰:“寡人欲置相,非翟黄则魏成子,愿卜之于先生。”李克避席而辞曰:“臣闻之;卑不谋尊,疏不间亲。臣外居者也,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李克曰:“夫观士也,居则视其所亲,富则视其所与,达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贫则视其所不取。此五者足以观矣。”文侯曰:“请先生就舍,寡人之相定矣。”李克出,遇翟黄,曰:“今日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李克曰:“魏成子为之。”翟黄悖然作色,曰:“吾何负于魏成子!西河之守,吾所进也;君以邺为忧,吾进西门豹,君欲伐中山,吾进乐羊;中山既拔,无守之者,吾进先生;君欲置太子傅,吾进赵苍。皆有成功就事,吾何负于魏成子!”克曰:“子之言克于子之君也,岂比周以求大官哉!君问置相,非成则黄,二子何如?臣对曰:君不察故也。居则视其所亲,富则视其所与,达则视其所举,穷则视其所不为,贫则视其所不取。五者以定矣,何待克哉!是以知魏成子为相也。且子焉得与魏成子比!魏成子食禄日千钟,什一在内,以聘约天下之士,是以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君皆师友之,子之所进皆臣之,子焉得与魏成子比乎!”翟黄逡巡再拜曰:“鄙人固陋,失对于夫子。”《诗》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魏文侯想要选拔国相,就召见李克来问:“我想选拔国相,不是翟黄就是魏成子,这两个人您看怎么样?”李克避席回答说:“我听说,卑贱的人不替尊贵的人谋划,疏远的人不干预亲近的人的事。我的职务在宫门以外,不敢承担这个使命。”文侯说:“先生不要临事推让!”李克说:“国君选择国相,要看他平时亲近哪些人,富裕时结交哪些人,显贵时提拔哪些人,穷困时做了哪些事,贫贱时不取什么东西,凭这五点就能确定他是否适合担任国相了,哪里还用得着我来说呢!”文侯说:“先生请回府吧,我的国相已经选定了。”李克走后,遇到翟黄,翟黄问:“听说国君召您去选拔国相,最后选定的是谁呀?”李克说:“魏成子。”翟黄愤愤不平地说:“我什么地方比不上魏成子?西河郡守,是我推荐的;国君为邺县的忧患睡不着觉,我推荐了西门豹;国君要攻打中山国,我推荐了乐羊;中山攻下来后,没有人去镇守,我推荐了先生您;国君的太子没有老师,我推荐了赵苍。所有这些都是有成绩的,我哪一点比魏成子差!”李克说:“您向国君推荐我的目的,难道是为了结党营私以求做大官吗?国君问我谁适合担任国相,我推荐了魏成子。他平时亲近礼贤下士,富贵时不忘结交朋友,显贵时提拔贤能的人,穷困时不做违心事,贫贱时不取不义之财。这五点魏成子都具备了,所以他才适合担任国相。您怎么能和他比呢!”翟黄听了李克一席话,非常惭愧,急忙向李克行礼道歉说:“我这个人见识浅薄,太愚昧无知了。”这正是《诗经》上说的:“周文王圣明又荣耀,选贤任能讲王道。”
成侯嗣公,聚歛计数之君也,未及取民也;子产取民也,未及为政也;管仲为政也,未及修礼。故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民者安,聚歛者亡。故聚歛以招谷,积财以肥敌,危身亡国之道也,明君不蹈也。将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下,然后节奏齐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刑平乎下。如是,百姓爱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是以德泽洋乎海内,福祉归乎王公。《诗》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
魏成侯魏嗣公是聚敛财物的君主,还没有达到获取民心的水平;郑国的子产能够获取民心,但还没有达到政治清明的境界;齐国的管仲能够政治清明,但还没有达到完善礼制的程度。因此,完善礼制的君主能称王天下,政治清明的君主能使国家强盛,获取民心的君主能使国家安定,聚敛财物的君主会导致国家灭亡。所以,聚敛财物来招兵买马,积累钱财来资助敌人,是危害自身、导致国家灭亡的行为,明智的君主不会这样做。君主应该完善礼制来整顿朝廷,端正法度来整顿百官,公平施政来安抚百姓,这样朝廷的礼节制度才能协调一致,官府的法则制度才能公正严明,百姓的忠诚、诚信、仁爱、刑罚才能公平合理。像这样,百姓就会像爱戴父母一样爱戴君主,像敬畏神明一样敬畏君主。因此,恩德和恩泽会遍及四海之内,幸福和福祉就会归于君主。《诗经》上说:“上天赐福多又多,仪式庄重又严整,吃饱喝足乐融融,福禄滚滚来相送。”
楚庄王寝疾,卜之,曰:“河为崇。”大夫曰:“请用牲。”庄王曰:“止。古者、圣王制祭不过望,濉漳江汉,楚之望也,寡人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不祭,三日而疾有瘳。孔子闻之,曰:“楚庄王之霸,其有方矣,制节守职,反身不贰,其霸不亦宜乎!”《诗》曰:“嗟嗟保介!”庄王之谓也。
楚庄王生病卧床,占卜后说:“是河神作祟。”大夫们说:“那就请用牲畜去祭祀河神。”庄王说:“不要这样做。古代圣王祭祀山川,范围不超过他们所能望见的境内,濉水、漳水、长江、汉水,都是楚国境内的大河,寡人我虽然没有德行,但河神也不该因此受到惩罚。”于是,他没有祭祀河神,三天后病就好了。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楚庄王之所以能称霸诸侯,确实是很有道理的,他克己节俭,恪守职责,反省自身而不三心二意,他称霸诸侯不是很自然的吗!”《诗经》上说:“辅佐君王有贤臣!”说的正是楚庄王这样的君主啊。
人主之疾,十有二发,非有贤医,莫能治也。何谓十二发?痿、蹶、逆、胀、满、支、膈、盲、烦、喘、痹、风,此之曰十二发。贤医治之何?曰:省事轻刑,则痿不作;无使小民饥寒,则蹶不作;无令财货上流,则逆不作;无令仓廪积腐,则胀不作;无使府库充实,则满不作;无使群臣纵恣,则支不作;无使下情不上通,则隔不作;上材恤下,则肓不作;法令奉行,则烦不作;无使下怨,则喘不作;无使贤伏匿,则痹不作;无使百姓歌吟诽谤,则风不作。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心腹支体也,心腹支体无疾,则人主无疾矣,故非有贤医,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贤医,则国非其国也。《诗》曰:“多将熇熇,不可救药。”终亦必亡而已矣。故贤医用,则众庶无疾,况人主乎!
君主的弊病有十二种表现,如果没有贤能的医生,是无法治疗的。哪十二种表现呢?就是萎靡不振、手足无力、违背民意、心中充满怨愤、骄横自满、固执己见、胸中憋气、目光短浅、内心烦乱、气喘吁吁、全身麻木、胡作非为,这些就叫十二种弊病。贤能的医生怎么治疗呢?回答说:君主能少干预政事、减轻刑罚,萎靡不振的弊病就不会发生;不让百姓忍饥挨冻,手足无力的弊病就不会发生;不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违背民意的弊病就不会发生;不让仓库里储存的粮食腐烂,心中充满怨愤的弊病就不会发生;不让国库太充实,骄横自满的弊病就不会发生;不让群臣放纵自己,固执己见的弊病就不会发生;不让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胸中憋气的弊病就不会发生;君主要能爱护贤才,目光短浅的弊病就不会发生;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内心烦乱的弊病就不会发生;不让下面的人心怀怨恨,气喘吁吁的弊病就不会发生;不让贤能的人埋没不显,全身麻木的弊病就不会发生;不让百姓批评指责朝政,胡作非为的弊病就不会发生。那些重臣和下属,好比是君主的心腹和四肢,心腹四肢没有毛病,君主也就不会有毛病了,所以没有贤能的医生,是无法治疗的。人都有这十二种弊病,而不用贤能的医生来治疗,那国家也就不能成其为国家了。《诗经》上说:“毛病太多,不可救药。”最后必然灭亡罢了。所以,贤能的医生得到任用,那么老百姓就不会有弊病,何况是君主呢!
传曰:太平之时,无瘖、𤼃、跛、眇、尪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无襁负之遗育,然各以序终者,贤医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道无他焉,用贤而已矣。《诗》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纣之遗民也。
史籍上说:太平时代,没有哑巴、聋子、跛子、瞎子、畸形、侏儒、矮小等残疾人,父亲不会为儿子哭泣,兄长不会为弟弟哭泣,道路上没有背着、抱着被遗弃的孤儿,人们都能按自然规律善终,这都是贤能医生的作用。因此,使社会安定、人心平和、消除疾病的方法没有其他的,只有任用贤人罢了。《诗经》上说:“有瞎有瞎,在周朝廷。”这是指纣王遗留下来的百姓。
传曰:“丧祭之礼废,则臣子之恩薄,臣子之恩薄,则背死亡生者众。”《小雅》曰:“子子孙孙,勿替引之。”
史籍上说:“如果丧失和祭祀的礼节废除了,那么君臣、父子之间的恩情就会淡薄,恩情淡薄了,那么背弃死亡、苟且偷生的人就会很多。”《诗经·小雅》上说:“子子孙孙,不要废止这些传统。”
人事伦,则顺于鬼神;顺于鬼神,则降福孔皆。《诗》曰:“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如果人事关系处理得当,就能顺应鬼神;顺应了鬼神,就能普遍地降下福祉。《诗经》上说:“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武王伐纣,到于邢丘,楯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心惧,召太公而问曰:“意者,纣未可伐乎?”太公对曰:“不然。楯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武王曰:“然何若矣?”太公曰:“爱其人,及屋上乌;恶其人者,憎其骨余。咸刘厥敌,靡使有余。”武王曰:“于戏!天下未定也!”周公趋而进曰:“不然。使各度其宅,而佃其田,无获旧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武王曰:“于戏!天下已定矣。”乃修武勒兵于宁,更名邢丘曰怀,宁曰修武,行克纣于牧之野。《诗》曰:“牧野洋洋,檀车皇皇,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既反商,及下车,封黄帝之后于蒯,封帝尧之后于祝,封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封殷之后于宋,封比干之墓,释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闾。济河而西,马放华山之阳,示不复乘;牛放桃林之野,示不复服也;车甲?而藏之于府库,示不复用也。于是废军而郊射,左射狸首,右射驺虞,然后天下知武王不复用兵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觐,然后诸侯知以敬;坐三老于大学,天子执酱而馈,执爵而酳,所以教诸侯之悌也。此四者,天下之大教也。夫武之久,不亦宜乎!《诗》曰:“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言伐纣而殷亡武也。
武王伐纣,到达邢丘时,他手中所持的盾折成了三段,天下了三天大雨而不停。武王心里很害怕,就把太公叫来问:“看来,纣王还不可讨伐吧?”太公回答说:“不是这样的。盾折成三段,是表示军队应当分为三军。天下三天大雨,是想冲刷我们的兵器,使之锋利。”武王说:“那么应当怎么办呢?”太公说:“喜欢某个人,就连他屋上的乌鸦也爱;厌恶某个人,就连他的残骨也恨。要全部杀尽敌人,不要让他们有丝毫的剩余。”武王说:“唉!天下还不安定啊!”周公赶紧走上前说:“不是这样。我们应当让每个人都能安居乐业,耕种自己的田地,不论田地是新得的还是原来就有的,都不要去侵犯。百姓有过错,责任在我一个人身上。”武王说:“唉!天下已经安定了。”于是武王在宁地整顿军队,把邢丘改名为怀,宁地改名为修武,在牧野打败了纣王。《诗经》上说:“牧野洋洋,檀车皇皇,驷騵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攻入殷都之后,武王一下车,就封了黄帝的后代于蒯,封了帝尧的后代于祝,封了舜的后代于陈。下车后又封了夏禹的后代于杞,封了殷的后代于宋,修了比干的墓,释放了箕子的囚禁,表彰了商容的里门。渡过黄河往西走,把马放到华山之南,表示不再乘用;把牛放到桃林之野,表示不再役用;把战车盔甲收起来藏到府库里,表示不再使用。于是停止了军事行动,举行郊外的射箭活动,左手射靶为狸首,右手射靶为驺虞,于是天下人都知道武王不再用兵了。在明堂举行祭祀,百姓就懂得了孝道;诸侯朝见天子,就懂得了尊敬;天子请三老到大学里入座,手执酱来请他们进食,手执酒爵来请他们漱口,这是用来教诸侯孝顺父母的道理。这四个方面,是天下最大的教化。因此武王能够久有天下,不是很自然的吗?《诗经》上说:“胜殷遏刘,耆定尔功。”意思是说,伐纣而使殷灭亡,武王就建立了伟大的功业。
孟尝君请学于闵子;使车往迎闵子。闵子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致师而学,不能学;往教,则不能化君也。君所谓不能学者也,臣所谓不能化者也。”于是孟尝君曰:“敬闻命矣。”明日、袪衣请受业。《诗》曰:“日就月将。”
孟尝君请求向闵子学习,他派车前去迎接闵子。闵子说:“按照礼的规定,只有别人来求学,而没有自己上门去教人的道理。别人来求学而自己不去教,那是不能教;自己去教人,那就不能使对方受到教化。您所说的‘不能学’,正是我所说的‘不能化’。”于是孟尝君说:“我恭敬地领受了您的教诲。”第二天,他脱去外衣,表示恭敬地前去受业。《诗经》上说:“日就月将。”
剑虽利,不厉不断;材虽美,不学不高。虽有旨酒嘉殽,不尝,不知其旨;虽有善道,不学,不达其功。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尽师而熟。由此观之,则教学相长也。子夏问诗,学一以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孔子贤乎英杰,而圣德备,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诗》曰:“日就月将。”
宝剑虽然锋利,如果不磨就不会锋利;人的资质虽然美好,但不学习就不会提高。虽然有美酒佳肴,不去品尝就不知道它的美味;虽然有好的道理,不去学习就不知道它的好处。所以学习之后才知道自己的不足,教学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知识不能穷尽。知道自己不足,就会自我惭愧而努力;知道知识不能穷尽,就会虚心向老师学习而使自己精通。从这一点看来,教和学是互相促进的。子夏问《诗经》,孔子回答说“商啊,你真是能举一反三呀,现在可以和你谈论《诗经》了。”孔子比他的学生贤能,而他的圣德却更加完备,他的学生像接受日月之光一样接受他的教诲,而他的德性也因此更加显著。《诗经》上说:“日就月将。”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故太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尊师尚道也。故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师之谓也。《诗》曰:“日就月将,学有缉熙于光明。”
一般说来,求学的过程中,尊敬老师是很难做到的。老师受到尊敬,然后他所传授的学问、道理才会受到尊重;道理受到尊重,然后百姓才会懂得敬重学业。所以,太学的礼仪规定,即使是皇帝下诏书,也没有面向北的老师的位置,这是尊师重道的缘故。所以说,老师不用说话而能取得信任,不用发怒而能显得威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诗经》上说:“每天有成就,每月有进步,不断积累,学业就会光明。”
传曰:宋大水。鲁人吊之曰:“天降淫雨,害于粢盛,延及君地,以忧执政,使臣敬吊。”宋人应之,曰:“寡人不仁,斋戒不修,使民不时,天加以灾,又遗君忧,拜命之辱。”孔子闻之,曰:“宋国其庶几矣。”弟子曰:“何谓?”孔子曰:“昔桀纣不任其过,其亡也忽焉。成汤文王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过而改之,是不过也。”宋人闻之,乃夙兴夜寐,吊死问疾,戮力宇内,三岁,年丰政平。乡使宋人不闻孔子之言,则年谷未丰,而国家未宁。《诗》曰:“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
史籍上说:宋国发生大水灾。鲁国派人去慰问说:“上天降下暴雨,造成五谷歉收,灾荒又延续到您的国土上,这真使执政者担忧,因此派我前来慰问。”宋国人回答说:“我们国君不仁德,没有做好斋戒祭祀,使百姓不能按时耕种,上天因此降下灾祸,又给您国君添了忧虑,我们实在担当不起您的慰问。”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宋国大概能治理好了。”弟子问:“为什么呢?”孔子回答说:“过去夏桀、商纣不肯承认自己的过失,因此他们的灭亡很迅速。商汤、周文王能够勇于承认自己的过失,因此他们的兴起很迅速。有了过失能够改正,那就等于没有过失。”宋国人听到孔子的话后,就早起晚睡,慰问死者,关心病人,同心协力地治理国家。过了三年,国家丰收,政治清平。假如宋国人没有听到孔子的话,那么他们国家的庄稼不会丰收,国家也不会安定。《诗经》上说:“承担国家重任的君子,请让我指给你明显美好的德行。”
齐桓公设庭燎,为便人欲造见者,期年而士不至。于是东野有以九九见者,桓公使戏之曰:“九九足以见乎?”鄙人曰:“臣闻君设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贤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犹礼之,况贤于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让砾石,江海不辞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博谋也。”桓公曰:“善。”乃固礼之。?月,四方之士相导而至矣。《诗》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以小成大。
齐桓公在宫殿前设置火炬,是为了方便人们前来求见,但一年过去,士人却没有人来。这时,有个从东野来的人以会九九乘法表求见,桓公让人戏弄他说:“会九九乘法表就足以见我吗?”东野人说:“我听说您设置火炬来招揽贤士,一年过去了却没有人来。那些士人之所以不来,是因为您是天下贤明的君主,四方的士人都自认为比不上您,所以不来。而九九乘法表,不过是微末的技艺罢了,但您还以礼相待,何况那些比九九乘法表还要高明的人呢!泰山不拒绝泥土,所以能成就它的高大;江河湖海不舍弃细小的水流,所以能成就它的深广。《诗经》上说:‘先人有话传下来,要向割草打柴的人请教。’这是说要多方面听取意见啊。”桓公说:“说得好。”于是桓公就以礼相待。不到一个月,各地的士人纷纷前来投奔。《诗经》上说:“从堂下到阶前,从宰羊到宰牛。”这是说从细小的事情积累起来,就能成就大的功业。
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踰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人事备乎下,天道应乎上。故天不变经,地不易形,日月昭明,列宿有常;天施地化,阴阳和合;动以雷电,润以风雨,节以山川,均其寒暑,万民育生,各得其所,而制国用。故国有所安,地有所主,圣人刳木为舟,剡木为橶,以通四方之物,使泽人足乎水,山人足乎鱼,余衍之财有所流。故丰膏不独乐,硗确不独苦,虽遭凶年饥岁,禹汤之水旱,而民无冻饿之色。故生不乏用,死不转尸,夫是之谓乐。《诗》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
在太平的时代,百姓服劳役不会超过规定的期限,青年男女不会错过婚配的年龄。孝子不会错过侍奉父母的时机;外面没有娶不到妻子的男子,家里没有嫁不出去的女子;在上没有不慈爱的父亲,在下没有不孝顺的儿子;父子互相成就,夫妇互相保全;天下太平,国家安宁;百姓人事都完备了,那么天道也会在上面响应。因此,天不会改变常规,地不会改变形态,日月照耀明亮,星辰运行有常;天施雨露,地化万物,阴阳和谐;以雷电来震动万物,以风雨来滋润万物,以山川来节制万物,均衡寒暑,万民得到养育,各得其所,然后制定国家的财政制度。所以,国家有所安定,土地有所主人,圣人挖空木头做成船,削尖木头做成桨,用来沟通四方的物产,使住在湖泽地区的人不缺水用,住在山区的人不缺鱼吃,多余的财物可以流通到其他地方。因此,肥沃的土地不会独自享乐,贫瘠的土地也不会独自困苦,即使遇到灾荒之年,像大禹、成汤时代的旱涝灾害,百姓也没有挨冻受饿的现象。所以,活着的人不会缺少生活所需,死了的人也不会无人收殓,这就是所谓的太平盛世。《诗经》上说:“壮丽的王师,顺应时势养精蓄锐。”
能制天下,必能养其民也;能养其民者,为自养也。饮食适乎藏,滋味适乎气,劳佚适乎筋骨,寒暖适乎肌肤;然后气藏平,心术治,思虑得,喜怒时,起居而游乐,事时而用足,夫是之谓能自养者也。故圣人不淫佚侈靡者,非鄙夫色而爱财用也,养有适,过则不乐,故不为也。是以夏不数浴,非爱水也;冬不频汤,非爱火也;不高台榭,非无土木也;不大钟鼎,非无金锡也;不沈于酒,不贪于色,非辟丑也;直行情性之所安而制度,可以为天下法矣。故用不靡财,足以养其生,而天下称其仁也;养不害性,足以成教,而天下称其义也;适情辟余,不求非其有,而天下称其廉也;行成不可掩,息刑不可犯,执一道而轻万物,天下称其勇也。四行在乎民,居则婉愉,怒则胜敌;故审其所以养,而治道具矣;治道具,而远近畜矣。《诗》曰:“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言相养者之至于晦也。
能治理天下的人,一定能养育他的百姓;能养育百姓的,也就是能自我养生的。饮食适合于胃腑,滋味适合于气血,劳作与安逸适合于筋骨,寒暑适合于肌肤;然后气血平和,精神安定,思考有正确的见解,喜怒合乎时宜,起居游乐有节制,做事符合时令而财用充足,这就叫做善于自我养生。所以圣人不沉溺于放荡和奢侈,并不是轻视美色而吝惜钱财,而是因为养生有节制,超过限度就得不到快乐,所以不做这些事。因此,夏天不多次洗澡,并不是吝惜水;冬天不经常烤火,并不是吝惜柴火;不筑高台建楼榭,并不是吝惜土木;不制作大钟大鼎,并不是吝惜金属锡石;不沉溺于酒,不贪恋女色,并不是厌恶它们;只是根据性情所适宜的去行动,制定制度,这就可以作为天下人的榜样了。所以,费用不浪费钱财,足以维持百姓的生活,而天下人称赞他仁爱;养生不损害本性,足以成就教化,而天下人称赞他正义;安于情性而避免有余,不追求非分之物,而天下人称赞他廉洁;行为正直不可掩盖,刑法不用而百姓不犯法,坚持一种原则而轻视一切财物,天下人称赞他勇敢。这四种行为在百姓中实行,百姓就会居家时心情愉快,出征时就能战胜敌人;所以,审查国君的养生之道,治理国家的原则就完备了;治理国家的原则完备了,远近的百姓就都归附了。《诗经》上说:“壮丽的王师,顺应时势养精蓄锐。”这就是说善于自我养生的人能达到晦暗不明的境地。
公仪休相鲁而嗜鱼,一国人献鱼而不受。其弟谏曰:“嗜鱼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鱼,故不受也。受鱼而免于相,则不能自给鱼;无受而不免于相,长自给于鱼。”此明于鱼为己者也。故老子曰:“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乎?故能成其私。”《诗》曰:“思无邪。”此之谓也。
公仪休做鲁国的相国并且特别喜欢吃鱼,全国的人都争相买鱼来献给他,公仪先生却不接受。他弟弟劝他说:“您喜欢吃鱼而不接受别人的鱼,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正因为爱吃鱼,我才不接受。假如收了别人献来的鱼,就会有被罢免相位的风险;如果不收别人给的鱼,就不会被罢免宰相,永远有鱼吃。”这是懂得靠自己的俸禄来供养自己爱吃的东西的道理。所以老子说:“把自己放在后面,反而能占先;把自己置于度外,反而能保全自己。这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反而能成就他的私欲。”《诗经》上说,“思无邪”,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传曰:鲁有父子讼者、康子欲杀。孔子曰:“未可杀也。夫民父子讼之为不义久矣,是则上失其道,上有道,是人亡矣。”讼者闻之,请无讼。康子曰:“治民以孝,杀一不义,以僇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否。不教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诛也;狱谳不治,不可刑也。上陈之教,而先服之,则百姓从风矣;邪行不从,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夫一仞之墙,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登游焉,凌迟故也。今其仁义之陵迟久矣,能谓民无踰乎?《诗》曰:‘俾民不迷。’昔之君子道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厉而刑措不用也。故形其仁义,谨其教道,使民目晰焉而见之,使民耳晰焉而闻之,使民心晰焉而知之,则道不迷,而民志不惑矣。《诗》曰:‘示我显德行。’故道义不易,民不由也;礼乐不明,民不见也。《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言其易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言其明也。‘睠言顾之,潸焉出涕。’哀其不闻礼教而就刑诛也。夫散其本教,而施之刑辟,犹决其牢,而发以毒矢也,不亦哀乎!故曰:未可杀也。昔者、先王使民以礼,譬之如御也,刑者,鞭策也,今犹无辔衔而鞭策以御也,欲马之进,则策其后,欲马之退,则策其前,御者以劳,而马亦多伤矣。今犹此也,上忧劳而民多罹刑。《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为上无礼,则不免乎患;为下无礼,则不免乎刑;上下无礼,胡不遄死!”康子避席再拜曰:“仆虽不敏,请承此语矣。”孔子退朝,门人子路难曰:“父子讼、道邪?”孔子曰:“非也。”子路曰:“然则夫子胡为君子而免之也?”孔子曰:“不戒责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诛、贼也。君子为政,避此三者。且《诗》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  
史籍上说,鲁国有一对父子打官司,鲁国的君主康子想杀掉他们。孔子说:“不能杀他们。百姓中父子打官司,这是不道义的事已经很久了,这是上面的人道德败坏,如果上面的人有道德,那么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打官司的人听了孔子的话,就请求不再打官司了。康子说:“我用孝道治理百姓,杀掉一个不义的人,来惩罚不孝的人,不可以吗?”孔子说:“不行。不进行教育就杀他们,这是杀无辜的人;三军打了败仗,不可以杀掉;监狱诉讼不公正,不可以施刑。上面的人陈述了教育的内容,先让百姓信服,那么百姓就会跟着你的风气走;如果邪恶的行为还不改正,然后再用刑罚,那么百姓就知罪了。一仞高的墙,百姓不能越过,但一百仞高的山,小孩子也上去游玩,这是因为山势低缓的缘故。现在仁义之道荒废已久,能说百姓不会越过吗?《诗经》上说,‘使百姓不迷惑。’过去的君子引导百姓不使他们迷惑,因此威势和刑罚都用不上。所以,表现自己的仁义,谨慎地教育百姓,使百姓用眼睛能清楚地看到,用耳朵能清楚地听到,用心能清楚地知道,那么道义就不会迷惑,百姓的思想就不会混乱了。《诗经》上说,‘指教我显著的德行。’如果道义不改变,百姓就不会违背;礼乐制度不明确,百姓就看不见。《诗经》上说,‘周朝的大道如磨刀石,又平又直像箭。’这是说大道很容易实行。‘君子走的路,小人看的方向。’这是说大道很明白。‘回顾过去,伤心流泪。’这是哀伤百姓没有听过礼教就受到刑罚诛杀。如果废弃了礼教,而用刑罚,这就像打开监牢,用毒箭射杀囚犯一样,不是很悲哀吗!所以说,不能杀他们。从前,先王用礼来教育百姓,就好比用马来驾车一样,刑罚,就是马鞭子。现在就好像没有缰绳和嚼口就用马鞭子来驾车一样,想让马前进,就在后面抽它,想让马后退,就在前面抽它,驾车的人很劳累,而马也会受很多伤。现在也是这样,君主很忧虑劳累,而百姓也常受刑罚。《诗经》上说,‘人如果不讲礼,为什么不死掉!’君主不讲礼,就不能避免祸患;百姓不讲礼,就不能避免刑罚;上下都不讲礼,为什么不赶快死掉!”康子离开座位再拜说:“我虽然不聪明,但请让我接受您的这番话。”孔子退朝以后,弟子子路责难道:“父子打官司,合乎道义吗?”孔子说:“不是。”子路说:“那么老师您为什么还作为君子而赦免他们呢?”孔子说:“不先告诫就要求成功,这是有害的;不先申明命令就要求限期完成,这是粗暴的;不进行教育就加以杀戮,这是残害百姓。君子执政,要避开这三种行为。况且《诗经》上说,‘和颜悦色,不是发怒而是教育。’”
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岐山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泽之水,由此险也。以其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诗》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舜之谓也。问曰:“然则禹之德不及舜乎?”曰:“非然也。禹之所以请伐者,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则称君,过则称己,臣下之义也。假使禹为君,舜为臣,亦如此而已矣。夫禹可谓达乎为人臣之大体也。”  
当舜在位的时候,有苗族不服从,那些不服从的苗族,衡山在南方,岐山在北方,左边是洞庭湖的波涛,右边是彭泽的水域,他们凭借着这些险阻而不服从。因为苗族的不服从,禹请求去讨伐他们,但舜不答应,说:“我教化他们的工作还没做到家。”经过长时间的教化,苗族终于请求归顺了。天下的人听说这件事后,都认为禹的行为不义,而称赞舜的品德。《诗经》上说:“面带笑容,不是发怒而是教育。”就是说舜这样的人。有人问道:“那么禹的品德难道赶不上舜吗?”回答说:“不是的。禹之所以请求讨伐苗族,是想使舜的品德更加显赫罢了。所以,事情办得好了就归功于君主,有过错就归咎于自己,这是做臣子的道义。假使禹是君主,舜是臣子,禹也会这样做的。禹可以说是很懂得做臣子的道理了。”
季孙氏之治鲁也,众杀人,而必当其罪;多罚人,而必当其过。子贡曰:“暴哉!治乎!”季孙闻之,曰:“吾杀人,必当其罪;罚人,必当其过。先生以为暴,何也?”子贡曰:“夫奚不若子产之治郑,一年而负罚之过省,二年而刑杀之罪亡,三年而库无拘人。故民归之,如水就下;爱之、如孝子敬父母。子产病,将死,国人皆吁嗟,曰:‘谁可使代子产死者乎?’及其不免死也,士大夫哭之于朝,商贾哭之于市,农夫哭之于野。哭子产者皆如丧父母。今窃闻夫子疾之时,则国人喜,活则国人皆骇。以死相贺,以生相恐,非暴而何哉!赐闻之: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且赐闻:居上位,行此四者而不亡者,未之有也。”于是季孙稽首谢曰:“谨闻命矣。”《诗》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
季孙氏治理鲁国的时候,杀人很多,但一定都是罪有应得;处罚人也很多,但一定都是过失所在。子贡说:“太残酷了!这就是治理国家吗?”季孙氏听到了,就说:“我杀人,一定都是罪有应得;处罚人,一定都是过失所在。先生却认为太残酷,为什么呢?”子贡说:“为什么不采用子产治理郑国的方法呢?子产治理郑国一年,受罚的人就减少了;两年,受刑杀处罚的罪犯就没有了;三年,监狱里就没有关押的人了。因此,百姓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百姓爱戴他,就像孝子孝敬父母一样。子产病重,快要死了,国人都齐声叹息说:‘谁可以代替子产去死呢?’等到子产真的死了,士大夫们在朝廷上为他痛哭,商人们在市场上为他痛哭,农民们在田野上为他痛哭。为子产痛哭的人,都像死了父母一样。现在我听说,您生病的时候,国人都很高兴;您要活下来了,国人都感到惊恐。用您的死来互相庆贺,用您的活来互相惊恐,这不是残酷又是什么呢?我听说:依靠法律来治理国家,叫做残酷;不事先告诫就限期完成,叫做暴虐;不进行教育就加以杀戮,叫做残害;用自身去压服别人,叫做霸道。霸道就会丧失自身的德行,残害就会失去百姓的拥戴,暴虐就会失去政令的威严,残酷就会失去百姓的民心。况且我听说:身居高位的人,有这四种行为而国家不灭亡的,从来没有过。”于是季孙氏向子贡叩头谢罪说:“我恭敬地接受了您的指教。”《诗经》上说:“面带笑容,不是发怒而是教育。”
问者曰:“夫智者何以乐于水也?”曰:“夫水者,缘理而行,不遗小间,似有智者;动而下之,似有礼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历险致远,卒成不毁,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事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诗》曰:“思乐泮水,薄采其茆。鲁侯戾止,在泮饮酒。”乐水之谓也。
提问的人说:“有智慧的人为什么喜欢水呢?”回答说:“水这种物质,根据地势的高低而流动,不遗漏任何细微的地方,就像有智慧的人;水向下流动,就像有礼貌的人;水流入深潭而不疑惧,就像勇敢的人;水受到阻碍而仍然保持清澈,就像有智慧能洞察命运的人;水经历险阻而能到达远方,最终完成使命而不被损坏,就像有道德的人。水使天地得以形成,万物得以生长,国家得以安宁,万事得以平和,万物得以端正。这就是有智慧的人喜欢水的原因。”《诗经》上说:“我喜欢泮水,在那里采摘茆草。鲁侯来到,在泮水边饮酒。”这就是喜欢水的意思。
问者曰:“夫仁者何以乐于山也?”曰:“夫山者、万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四方益取与焉,出云道风,嵷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于山也。”《诗》曰:“太山岩岩,鲁邦所瞻。”乐山之谓也。
提问的人说:“有仁德的人为什么喜欢山呢?”回答说:“山,是万民所仰望的。山上生长着草木,万物都在山上生长,飞鸟在山上聚集,走兽在山上休息,四方的人们都从这里得到利益,它产生云气,吹出大风,高耸在天地之间。天地依靠它而得以形成,国家依靠它而得以安宁。这就是有仁德的人喜欢山的原因。”《诗经》上说:“泰山高耸入云,鲁国人都敬仰它。”这就是喜欢山的意思。
传曰:晋文公尝出亡,反国,三行赏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谓咎犯曰:“吾从而亡,十有一年,颜色黯黑,手足胼胝。今反国,三行赏,而我不与焉,君其忘我乎?其有大过乎?子试为我言之。”咎犯言之。文公曰:“噫!我岂忘是子哉!高明至贤,志行全成,湛我以道,说我以仁,变化我行,昭明我,使我为成人者,吾以为上赏。恭我以礼,防我以义,藩援我,使我不为非者,吾以为次。勇猛强武,气势自御,难在前则处在,难在后则处后,免我危难之中,吾以为次。然劳苦之士次之。《诗》曰:‘率履不越,遂视既发。’今不内自讼过,不悦百姓,将何锡之哉!”
史书上记载:晋文公曾经流亡国外,返回国家后,三次行赏而没有赏到陶叔狐。陶叔狐对咎犯说:“我跟随国君流亡,十一年,面容憔悴,手脚磨出了老茧。现在返回国家,三次行赏都没有我,国君是忘了我吗?还是我有大过错?你试着替我向国君说说吧。”咎犯替陶叔狐说了。晋文公说:“唉!我怎么会忘记他呢!像陶叔狐那样高明贤良,志向行为都很完美,用道来启迪我,用仁来教诲我,改变我的行为,使我光明磊落,使我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我认为他是第一等的。用礼来恭顺我,用义来约束我,辅助我,使我不做错事,我认为他是第二等的。勇猛强武,气势足以自卫,困难在前就站在前面,困难在后就站在后面,使我避免危难,我认为他是第三等的。至于那些劳苦的人,是第四等的。《诗经》上说:‘踩着脚印走,就不会越出规矩,仔细观察脚印,然后再出发。’现在陶叔狐不内省自己的过错,又不使百姓高兴,我将用什么赏赐他呢?”
夫诈人者曰:“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异道。”而众人皆愚而无知、陋而无度者也,于其所见,犹可欺也,况乎千岁之后乎!彼诈人者、门庭之间犹挟欺,而况乎千岁之上乎!然则圣人何以不可欺也?曰:圣人以己度人者也。以心度心,以情度情,以类度类,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性缘理而不迷也。夫五帝之前无传人,非无贤人,久故也;五帝之中无传政,非无善改,久故也;虞夏有传政,不如殷周之察也,非无善政,久故也。夫传者久则愈略,近则愈详,略则举大,详则举细。故愚者闻其大不知其细,闻其细不知其大,是以久而差。三王五帝,政之至也。《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言古今一也。
那些欺骗人的人说:“古今人情不同,用来治理乱世的方法也不一样。”可是众人都愚昧无知,见识短浅,对于眼前的事物尚且可以欺骗他们,更何况是千百年以后的事呢!那些欺骗人的人,连门庭之间还互相欺骗,更何况千百年以前的事呢!那么,圣人为什么就不能欺骗呢?我说:圣人是以自己来衡量别人的。用自己的心来衡量别人的心,用自己的感情来衡量别人的感情,用同类事物来衡量同类事物,古今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如果类属相同,道理就不会违背,即使时间久远,道理也相同,所以圣人根据事物的道理去认识事物就不会迷惑。五帝以前没有流传下来的事迹,不是没有贤人,是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五帝之中没有流传下来的政事,不是没有善于改正的,也是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虞、夏有流传下来的政事,但不如殷、周详明,不是没有好的政事,也是时间久远的缘故。流传下来的事迹时间久远就愈加简略,离现在近就愈加详尽,简略就举出大事,详尽就举出小事。所以愚蠢的人听到大事就不知道小事,听到小事就不知道大事,因此时间一久就产生谬误。三王五帝是政治最清明的。《诗经》上说:“上帝的意旨不可违背,直到成汤时都是如此。”这是说古今的道理是一样的。
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然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孔子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诗》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
舜出生在诸冯,后来迁居到负夏,死在鸣条,是东夷地区的人。周文王出生在岐周的毕地,死在毕地的郢,是西夷地区的人。两地相距一千多里,两人相距一千多年,然而他们都能在中国实现自己的志愿,就像符节相吻合一样。孔子说:“古代的圣人和后来的圣人,他们的道理是一致的。”《诗经》上说:“上帝的命令不违背,一直传到商汤都保持一致。”
孔子观于周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也?”对曰:“此盖为宥座之器。”孔子曰:“闻宥座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持满之道,抑而损之。”子路曰:“损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宽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广大者,守之以俭;禄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众兵强者,守之以畏;聪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闻强记者,守之以浅。夫是之谓抑而损之。”《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孔子到周庙去参观,看到有一个欹器。孔子问守庙的人说:“这是什么东西呢?”守庙的人回答说:“这是放在座位右边,用来警戒自己,使自己言行端正的器物。”孔子说:“我听说这种器物,空着的时候会倾斜,灌上水一半时会端正,灌满水就会翻倒。”守庙人回答说:“是的。”孔子让子路取水来试,果然水满就翻倒,空了就倾斜,灌到一半时就端正。孔子感慨地说:“唉,哪里会有灌满了而不翻倒的呢!”子路问:“请问有保持满而不倒的办法吗?”孔子说:“聪明有圣知的人用持满的方法来保持自己不满的境地;力量足够强大的人要用满足容忍的方法来保持自己不强盛。”子路问:“怎样保持满足容忍呢?”孔子回答说:“德行宽裕的人,用谦恭来保持它;土地广大的,用节俭来保持它;禄位尊盛的,用谦卑来保持它;人众兵强的,用畏惧来保持它;聪明睿智的,用愚笨来保持它;博闻强记的,用浅陋来保持它。这就是所说的用满足容忍来保持自己不满的方法呀。”《诗经》上说:“商汤降生不迟缓,圣明又恭敬,他美好的名声日日更新。”
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贽而师者十人,所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教士千人,宫朝者万人。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夫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以衣成则必缺衽,宫成则必缺隅,屋成则必加拙,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诫之哉!其无以鲁国骄士也。”传曰:子路盛服以见孔子。孔子曰:“由、疏疏者何也?昔者、江于汶,其始出也,不足以滥觞;及其至乎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风,不可渡也,非其众川之多欤!今汝衣服其盛,颜色充满,天下有谁加汝哉!”子路趋出,改服而入,盖揖如也。孔子曰:“由志之,吾语女;夫慎于言者不哗,慎于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长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为能之,不能为不能,行之要也。言要则知,行要则仁,既知且仁,又何加哉!”《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周公旦登上王位,摄政七年,身穿粗布衣前来进见的人,他一定先会见,向他求教的要有十人,所结交的普通朋友有十二人,从穷乡僻壤来的有四十九人,向他陈述善道的上百人,受他教育的有上千人,在朝廷上服务的官员有上万人。成王把鲁地封给周公的儿子伯禽,周公告诫儿子说:“去了以后,你不要因为受封于鲁国就怠慢人才。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又身兼辅佐皇上的重任,我在天下的地位也不算轻的了。可是,我还常常洗一次头要三次握起头发,吃一顿饭三次吐出正在咀嚼的食物,起来接待贤士,生怕漏掉了人才。我听说,品行高尚仍常怀恭敬之心的人,必享荣耀;封地辽阔,物产丰富,但能保持勤俭的人,他的生活必定安定;官职位高禄厚,但能保持谦卑有礼的人,他的地位必定尊贵;人口众多、军队强大,但能常怀敬畏之心的人,必能取胜;聪明睿智而能自认为愚笨的人,必是明哲之人;博闻强记而能自觉到自己浅陋的人,必是智慧之人。这六点都是谦虚谨慎的美德。即使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也是因为遵循这些品德;不谦虚谨慎从而失去天下,进而导致自己身亡的,桀、纣就是这样的人。能不谨慎吗?所以《易经》上说:‘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国家,近足以守其身,谦之谓也。’‘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因此,衣服制成后会减去多余的布幅,宫室建成后要减去四角以呈缺形,房屋盖成后要增加一些不周全的地方,这些都是表明没有十全十美的东西,这是天道。所以《易经》上说:‘谦卦,亨通,君子有终,吉。’《诗经》上说:‘成汤降生不迟缓,聪明恭敬美名传。’你要以鲁国国君的身份,谦虚谨慎地对待人才啊!”传说,子路身穿华贵的服饰去见孔子,孔子说:“仲由,你为何这么奢侈华丽呢?从前,江水从岷山流出,当它刚开始流出时,连浮起酒杯的力量都没有;等到它流到长江口,不乘大船,不避开大风,就不能渡过,这不是因为它汇集了众多江河的缘故吗?现在你衣服华丽,满脸骄色,天下还有谁能超过你呢?”子路惭愧地退出,换了衣服再进来,显得恭恭敬敬的样子。孔子说:“仲由,你要记住,我告诉你,说话谨慎的人不会口若悬河,做事谨慎的人不会自夸其能。有了一点成绩就骄傲自满的人,是没有什么前途的。所以,君子知道自己懂的就是懂,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这是说话的要领;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不做,这是做事的要领。说话要领掌握了就是明智,做事要领掌握了就是仁德。既明智又仁德,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诗经》上说:“成汤降生不迟缓,聪明恭敬美名传。”
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惟其当之为贵。夫负石而赴河,行之难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山渊平,天地比,齐秦袭,入乎耳,出乎口,钩有须,卵有毛,此说之难持者也,而邓㭊惠施能之,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盗跖吟口,名声若日月,与舜禹俱传而不息,君子不贵者,非礼义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贵苟难,说不贵苟察,名不贵苟传,维其当之为贵。《诗》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
君子的行为不以刻意追求困难为可贵,言论不以故意显示明察为可贵,名声不以轻易获得为可贵,只有合乎礼义的事才值得去做。《尚书》上说:“担负石头投进大河,这是难以做到的行为,但申徒狄能这样做,君子并不认为可贵,因为这不合于礼义。又说,“山和水一般平,天和地一样高,齐国和秦国土地相连,从耳朵里进去,从嘴巴里出来,钩子有环,鸡蛋有毛”,这些说法都是难以成立的,但邓析、惠施能说出这样的话,君子并不认为可贵,因为这也不合于礼义。盗跖的话流传人口,名声像日月一样,和舜、禹一同流传而不停止,但君子并不认为可贵,因为这同样不合于礼义。所以,君子的行为不以刻意追求困难为可贵,言论不以故意显示明察为可贵,名声不以轻易获得为可贵,只有合乎礼义的事才值得去做。《诗经》上说:“不争强,不贪求,不刚猛,不柔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伯夷叔齐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与乡人居,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故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则不然,不羞污君,不辞小官;进不隐贤,必由其道;阨穷而不悯,遗佚而不怨;与乡人居,愉愉然不去也,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彼安能浼我哉!故闻柳下惠之风,鄙夫宽,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鲁,迟迟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国之道也。伯夷、圣人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人之和者也,孔子、圣人之中者也。《诗》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中庸和通之谓也。
伯夷、叔齐两人,眼睛不看邪恶的颜色,耳朵不听邪恶的声音;不合于礼义的君主不事奉,不合于礼义的百姓不使唤;暴政所施行的地方,暴民所居住的地方,不愿在那里居住;要和乡下人相处,就好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坐在泥土炭灰里一样。所以,听到伯夷叔齐风操的人,贪婪的人变得廉洁,懦弱的人能立有志向。至于柳下惠,却与此不同。他不认为侍奉坏君主是耻辱,也不因官小而推辞。做官时不隐藏自己的贤能,但一定按自己的原则行事;处境穷困而不忧愁,被遗弃也不怨恨;和乡下人相处,总是高高兴兴,不愿离开。即使有人赤身裸体站在他身旁,他也丝毫不会感到厌恶。所以,听到柳下惠风操的人,心胸狭隘的人也会变得宽容,刻薄的人也会变得厚道。孔子离开鲁国时,走得非常缓慢。应该离开就离开,应该停留就停留,这就是离开祖国应有的态度。伯夷,是圣人中最清高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中最随和的人;孔子,则是圣人中最适中的人。《诗经》上说:“不争强,不贪求,不刚猛,不柔弱。”这就是中庸之道,能通达人情世故。
王者之等赋正事,田野什一,关市讥而不征,山林泽梁,以时入而不禁。相地而正壤,理道而致贡。万物群来,无有流滞,以相通移。近者不隐其能,远者不疾其劳。虽幽间僻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夫是之谓王者之等赋正事。《诗》曰:“敷政优优,百禄是遒。”
君王对赋税的等级和征收要正当合理,农田赋税征收十分之一,关卡和集市只稽查而不征税,山林水泽,按时节收入资源而不封禁。根据土地的肥瘠来制定赋税,修筑道路来使各地的特产贡献到朝廷。各种物资,四面八方都能运来,没有滞留的,以便利地互相流通转运。近处的人不隐藏自己的才能,远处的人也不埋怨劳苦。即使是地处偏远、土地贫瘠的国家,也没有不前来朝贡并感到安乐满足的。这就叫做君王对赋税的等级和征收正当合理。《诗经》上说:“施政宽和,百福都聚。”
孙卿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之前。王曰:“敢问兵之要?”临武君曰:“夫兵之要,上得天时,下得地利,后之发,先之至,此兵之要也。”孙卿曰:“不然。夫兵之要,在附亲士民而已。六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远;弓矢不调,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亲附,汤武不能以战胜。由此观之,要在于附亲士民而已矣。”临武君曰:“不然。夫兵之用,变故也,其所贵,谋诈也,善用之者,犹脱兔莫知其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由此观之,岂待亲士民而后可哉!”孙卿曰:“不然。君之所道者、诸侯之兵、谋臣之事也;臣之所道者、仁人之兵,圣王之事也。彼可诈者,必怠慢者也,君臣上下之际,突然有离德者也。夫以跖而诈桀,犹有工拙焉。以桀诈尧,如以指挠沸,以卵投石,抱羽毛而赴烈火,入则燋也,夫何可诈也!且夫暴国将孰与至哉?彼其与至者,必欺其民,民之亲我也,芬若椒兰,欢如父子,彼顾其上,如憯毒蜂虿之人,虽桀跖岂肯为其所至恶,贼其所至爱哉!是犹使人之子孙,自贼其父母也,彼则先觉其失,何可诈哉!且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居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锐居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圆居则若丘山之不可移也,方居则若盘石之不可拔也,触之,摧角折节而退尔,夫何可诈也。《诗》曰:‘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此谓汤武之兵也。”孝成王避席仰首曰:“寡人虽不敏,请依先生之兵也。”
孙卿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用兵作战之事。赵孝成王说:“请问用兵作战最重要的方略是什么?”临武君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后于敌人出兵,却比敌人先到达所要争夺的地方,这就是用兵作战最重要的方略。”孙卿说:“不对。用兵作战最重要的方略,在于使上下一心,士兵亲附民众。如果六匹马不和睦相处,即使造父这样高明的驾车人也无法使它日行千里;弓与箭不协调,即使后羿这样擅长射箭的人也无法射中微小的目标;士兵民众不亲附君王,即使商汤、周武王这样英明的君主也不能取得胜利。由此看来,用兵作战最重要的方略在于使上下一心,士兵亲附民众。”临武君说:“不对。用兵作战的效用,在于随机应变,所看重的,在于运用谋略。善于用兵作战的人,行动迅速得就像脱逃的兔子一样,使人无法知道它从哪里出现。孙武、吴起用兵作战,天下无敌。由此看来,哪里一定要等到士兵亲附民众后才能作战呢?”孙卿说:“不是这样。您所说的是诸侯之间的用兵之道,是那些只懂得权谋的臣子的用兵之道;我所说的是仁人君主的用兵之道,是圣明君主的用兵之道。那些可以用欺诈手段对付的,一定是那些疏于戒备、内部离心离德的君主。用夏桀去欺骗商汤,还可以用欺诈与否来区别他们的高下;如果用商汤去欺骗唐尧,那就好比用手指去搅动开水,用鸡蛋去撞击石头,抱着羽毛去跳进烈火,进去就烧焦了,哪里还可以用什么欺诈手段呢!再说,残暴的国家将同谁一起去达到至高的境界呢?那些要同暴君一起去达到至高境界的,一定是欺骗他的民众。民众亲附我,就像香气浓烈的椒兰,又像感情融洽的父子,他们看待自己的国君,却像对待剧毒的蜂虿一样,即使是夏桀、盗跖,又怎么肯为暴君所极端厌恶的人,去残害自己所极端亲爱的人呢?这就好比是叫人的子孙去残害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们事先就会明白这是错误的,哪里还可能用什么欺诈手段呢!再说,仁人的军队,集结起来就是一支部队,分散开来就像列队一样整齐有序;前进时就像莫邪宝剑的长刃一样无坚不摧,敌人碰上它就会被斩断;精锐的士卒就像莫邪宝剑的锋利剑尖一样,敌人碰上它就会崩溃;驻扎下来就像山丘一样不可动摇,列成方阵就像磐石一样坚不可摧,敌人碰上它,就会摧折棱角、折损节骨而后退,哪里还可能用什么欺诈手段呢?《诗经》上说:‘武王出征,举着大旗,有威严的将领手持大斧;像烈火一样猛烈,谁也不敢阻挡。’这就是说的商汤、周武王的军队。”赵孝成王离开座位,抬起头说:“我虽不聪明,还是请允许我按照您的用兵方略去做。”
受命之士,正衣冠而立,俨然,人望而信之;其次、闻其言而信之;其次、见其行而信之;既见其行,而众皆不信,斯下矣。《诗》曰:“慎与言矣,谓尔不信。”
那些接受天命、担当重任的人,他们会端正自己的衣帽,站在那里,态度庄重严肃,别人看到他们就会信任他。其次,是听了他的言论后,人们会信任他。再次,是看到他的行为后,人们会信任他。然而,如果即使看到了他的行为,但众人都还是不信任他,那么这个人就算不得什么了。《诗经》上说:“你说话要谨慎,否则别人就会不信任你。”
昔者、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见天道,非目能视乎千里之前,非耳能闻乎千里之外,以己之情量之也。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恶衰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圣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夫处饥渴,苦血气,困寒暑,动肌肤,此四者,民之大害也,害不除,未可教御也。四体不掩,则鲜仁人;五藏空虚,则无立士。故先王之法,天子亲耕,后妃亲蚕,先天下忧衣与食也。《诗》曰:“父母何尝?心之忧矣,之子无裳。”
过去的人,足不出户就能了解天下大事,不向窗外看就能洞察自然规律,这并不是说他们的眼睛能看到千里之外,也不是说他们的耳朵能听到千里之外的声音,而是他们能够用自己的内心去推断。自己厌恶饥饿寒冷,就知道天下的人都想要有衣服穿、有食物吃;自己厌恶劳累辛苦,就知道天下的人都想要安逸的生活;自己厌恶衰败贫乏,就知道天下的人都想要富裕的生活。懂得了这三点,就是圣明的君王之所以不必亲自到各地巡视就能治理好天下的原因。所以,君子的做人原则,就是忠诚与宽厚。处于饥饿口渴的境地,遭受劳苦血气的困扰,困于寒冷暑热的煎熬,使肌肤受苦受累,这四种都是百姓的大害,这些大害不消除,就不能教育百姓、驾驭百姓。如果百姓连四肢都遮不住,那么仁爱之人就很少了;如果五脏都空虚,那么能够自立的士人就没有了。所以,先王的法度规定,天子亲自耕种,皇后亲自养蚕,这都是为了天下百姓忧虑衣食的问题。《诗经》上说:“父母是多么辛劳啊,心里忧愁,担心孩子没有衣裳穿。”

诗外传卷四

纣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见过即谏,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谏,三日不去朝,纣囚杀之。《诗》曰:“昊天大怃,予慎无辜!”
商纣王制作了炮烙这种残酷的刑罚。王子比干说:“君主残暴而不去劝谏,这不是忠诚;怕死而不去说话,这不是勇敢。看到错误就去劝谏,如果君主不采纳就为此而死,这是忠诚到了极点。”于是比干去劝谏,连续三天不去朝见纣王,纣王因此将他囚禁并杀害。《诗经》上说:“老天如此广大,我却谨慎地承受着无辜的罪名!”
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关龙逢进谏曰:“古之人君,身行礼义,爱民节财,故国安而身寿。今君用财若无穷,杀人若恐弗胜,君若弗革,天殃必降,而诛必至矣。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而杀之。君子闻之曰:“天之命矣!”《诗》曰:“昊天太怃,予慎无辜!”
夏桀修建了一个酒池,大到可以行船;又堆积了酒糟为山,站在上面可以眺望十里;而且让三千人像牛一样在池边饮酒。关龙逢向夏桀进谏说:“古代的人君,自身实行礼义,爱护百姓,节约资财,所以国家安定而自身长寿。如今您使用财物像没有穷尽一样,杀人唯恐杀不完,您如果不改变这种做法,上天降下的灾祸一定会到来,而诛罚也一定会降临。您还是改变一下吧!”关龙逢说完,站在那里不肯离去。夏桀于是就把他囚禁起来并杀掉了。君子听到这件事后说:“这是天意啊!”《诗经》上说:“老天如此广大,我却谨慎地承受着无辜的罪名!”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国贼者。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谓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是谓次忠也;以谏非君而怨之,是谓下忠也;不恤乎公道之达义,偷合苟同,以持禄养者,是谓国贼也。若周公之于成王,可谓大忠也;管仲之于桓公,可谓次忠也;子胥之于夫差,可谓下忠也;曹触龙之于纣,可谓国贼也。皆人臣之所为也,吉凶贤不肖之效也。《诗》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
有大忠的人,有次忠的人,有下忠的人,有国贼。以大道来庇护君主并教化他,这是大忠;用德义来调和君主并辅助他,这是次忠;用直言来规谏君主的错误并怨恨他,这是下忠;不顾及公道正义的通达,苟且迎合君主,以求保持禄位和供养,这就是国贼。像周公对成王那样,可以说是大忠了;管仲对桓公那样,可以说是次忠了;伍子胥对夫差那样,可以说是下忠了;曹触龙对纣王那样,可以说是国贼了。这些都是做臣子的行为,也是吉、凶、贤、不肖的必然结果。《诗经》上说:“不是他不尽职,而是君王有过错。”
哀公问取人。孔子曰:“无取健,无取佞,无取口谗。健、骄也,佞、谄也,谗、诞也。故弓调然后求劲焉,马服然后求良焉,士信悫然后求知焉,士不信焉,又多知,譬之豺狼,其难以身近也。周书曰:‘为虎傅翼也。’不亦殆乎!”《诗》曰:‘匪其止共,惟王之邛。’言其不恭其职事,而病其主也。
鲁哀公问孔子如何选取人才。孔子回答说:“不要选那些好勇的人,不要选那些巧言谄媚的人,不要选那些喜欢说别人坏话的人。好勇的人骄横,巧言谄媚的人虚伪,喜欢说别人坏话的人,好讲假话。所以弓要先调好然后才能求其强劲,马要先驯服然后才能求其优良,士人要先诚信忠厚然后才能求其聪明智慧。一个人如果不诚实忠厚而又有许多知识才能,那就好比豺狼一样,是很难接近他的。《周书》上说:‘给老虎添上翅膀。’这不是很危险的吗?”《诗经》上说:“不是他不尽职,而是君王有过错。”这是说臣子不尽职守,反而使君主受害。
齐桓公独以管仲谋伐莒,而国人知之。桓公谓管仲曰:“寡人独为仲父言,而国人知之,何也?”管仲曰:“意若国中有圣人乎!今东郭牙安在?”桓公顾曰:“在此。”管仲曰:“子有言乎?”东郭牙曰:“然。”管仲曰:“子何以知之?”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是以知之。”管仲曰:“何谓三色?”曰:“欢忻爱说,钟鼓之色也;愁悴哀忧,衰绖之色也;猛厉充实,兵革之色也。是以知之。”管仲曰:“何以知其莒也?”对曰:“君东南面而指,口张而不掩,舌举而不下,是以知其莒也。”桓公曰:“善。《诗》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东郭先生曰:“目者、心之符也,言者、行之指也。夫知者之于人也,未尝求知而后能知也,观容貌,察气志,定取舍,而人情毕矣。”《诗》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
齐桓公独自与管仲谋划攻打莒国,而国内的人们都知道了。桓公对管仲说:“我独自跟仲父商量攻打莒国的事,而国内的人们都知道了,是什么缘故?”管仲说:“我想国内一定有圣人吧!现在东郭牙在哪里?”桓公说:“在这里。”管仲说:“您问过他吗?”东郭牙说:“问过了。”管仲说:“您是怎么知道的?”回答说:“我听说君子有三种脸色,所以知道。”管仲说:“什么叫三种脸色?”回答说:“欢喜快乐,是钟鼓的脸色;忧愁悲哀,是丧服的脸色;气势汹汹,是兵器铠甲的脸色。我就是根据脸色知道的。”管仲说:“您怎么知道攻打的是莒国呢?”回答说:“国君指着东南方,口张着合不拢,舌头翘着放不平,所以知道是莒国。”桓公说:“好!《诗经》上说,‘别人有心事,我能揣度它。’”东郭先生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言语是行动的指南。对于人,智者不必等对方开口说话才能了解他,察看他的容貌,观察他的气色,就能确定他的取舍,这样人的内心世界就暴露无遗了。”《诗经》上说:“别人有心事,我能揣度它。”
今有坚甲利兵,不足以施敌破虏;弓良矢调,不足射远中微,与无兵等尔。有民不足强用严敌,与无民等尔。故盘石千里,不为有地;愚民百万,不为有民。《诗》曰:“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
现在,即使有坚固的铠甲和锋利的兵器,也不能用来制服敌人、打败敌虏;有精良的弓和调配好的箭,却不能射得远且射中细微的目标,这与没有兵器是一样的。有民众却不能用来强大力量以对付强敌,这与没有民众是一样的。所以,即使有千里大的磐石般的土地,也不能算作真正拥有了土地;有百万愚蠢的百姓,也不能算作真正拥有了百姓。《诗经》上说:“南方有箕星,不能用它簸扬;北方有斗星,不能用它斟酒浆。”
传曰:舜弹五弦之琴,以歌南风,而天下治。周平公酒不离于前,钟石不解于悬,而宇内亦治。匹夫百亩一室,不遑启处,无所移之也。夫以一人而兼听天下,其日有余而下治,是使人为之也。夫擅使人之权,而不能制众于下,则在位者,非其人也。《诗》曰:“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言有位无其事也。
古书上说:“舜弹五弦琴,唱着《南风》之歌,天下就得到了治理。周平公饮酒不断,钟磬之声不绝于耳,天下也得到了治理。”普通百姓每家有百亩土地和一间房子,他们终年辛勤劳作,无暇休息,也没有力量改变这种状况。君主一个人要管理天下事务,如果每天还绰绰有余,并且国家得到了治理,这是靠别人替他做的。如果君主掌握了役使别人的权力,却不能治理下面的百姓,那么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就不该是他。《诗经》上说:“南方有箕星,不能用来簸米扬糠;北方有斗星,不能用来舀取酒浆。”这是说有的人有官位却不做实事。
齐桓公伐山戎,其道过燕,燕君送之出境。桓公问管仲曰:“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礼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礼。”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与之。诸侯闻之,皆朝于齐。《诗》曰:“静恭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
齐桓公出兵讨伐山戎,经过燕国,燕君送他出境。桓公问管仲说:“诸侯相送,应该出境吗?”管仲说:“不是天子,不能出境相送。”桓公说:“燕君是敬畏我而失掉了应有的礼节。我不能让燕君失礼。”于是就把燕君所到的地方割给了燕国。诸侯听说这件事后,都纷纷到齐国朝拜。《诗经》上说:“安守你的职位,喜爱正直的人。神灵会听到这一切,赐给你盛大的幸福。”
韶用干戚,非至乐也;舜兼二女,非达礼也;封黄帝之子十九人,非法义也;往田号泣,未尽命也。以人观之则是也,以法量之则未也。礼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诗》曰:“静恭尔位,正直是与,神之听之,式谷以女。”
舜用干戚这种舞具演奏《韶》乐,这不是最完美的音乐;舜同时娶尧的两个女儿为妻,这不是最通达的礼仪;舜封黄帝的后代十九人为诸侯,这不是最恰当的法度;舜到田里去时号啕大哭,这是没有尽到孝道的表现。从人情世故来看,舜的这些做法是对的,但用礼法来衡量,则是不对的。《礼记》上说:“礼仪有三百条,威仪有三千条。”《诗经》上说:“安守你的职位,喜爱正直的人,神灵会听到这一切,赐给你盛大的幸福。”
礼者、治辩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统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陨社稷也。是故坚甲利兵,不足以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为固;严令繁刑,不足以为威;由其道则行,不由其道则废。昔楚人蛟革犀兕以为甲,坚如金石,宛如钜蛇,惨若蜂虿,轻利刚疾,卒如飘风,然兵殆于垂沙,唐子死,庄蹻走,楚分为三四者,此岂无坚甲利兵也哉!所以统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为险,江汉以为池,缘之以方城,限之以邓林,然秦师至于鄢郢举,若振槁然,是岂无固塞限险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纣杀比干,而囚箕子,为炮烙之刑,杀戮无时,群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师至,令不行乎左右,而岂其无严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统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诚爱而时使之,则下之应上,如影响矣;有不由命,然后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罚竞消,而威行如流者、无他,由是道故也。《诗》曰:“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如是则近者歌讴之,远者赴趋之,幽闲僻陋之国,莫不趋使而安乐之,若赤子之归慈母者、何也?仁刑义立,教诚爱深,礼乐交通故也。《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
礼,是治理、分辨是非的最高准则,是使国家强大的根本,是建立威势的途径,是取得功名的基础。王公贵族们遵循礼制,就能统一天下;不遵循礼制,就会社稷灭亡。因此,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强大;高大的城墙、深深的护城河,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坚固;严酷的政令、繁重的刑罚,不能算作是真正的威势。遵循礼制,就会兴旺发达;不遵循礼制,就会走向衰败。从前,楚国人用蛟革犀兕的皮革制作铠甲,坚固得像金石一样,柔软得像巨蛇一样,锋利得像蜂虿一样,轻便锋利、刚劲快捷,士卒行动起来如同飘风一般。然而,楚国军队在垂沙之战中却几乎全军覆没,唐子战死,庄蹻逃跑,楚国被分割成三四块,这难道是因为楚国没有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礼制来统领军队。汝水、淮水作为险阻,长江、汉水作为护城河,周围环绕着方城山,北面有邓林作为屏障。然而,秦国的军队一到,鄢郢两地就被攻占了,就像振动枯枝一样容易。这难道是因为楚国没有坚固的城防和险阻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他们没有按照礼制来统领国家。纣王杀害了比干,囚禁了箕子,设置了炮烙的酷刑,杀戮毫无节制,群臣都忧愁怨恨,没有谁不害怕丢掉性命。然而,周国的军队一到,纣王的命令在左右都得不到执行。这难道是因为纣王没有严酷的政令和繁重的刑罚吗?当然不是,是因为他没有按照礼制来统领国家。如果能够按照礼制来明确道义、平均分配,真心实意地爱护百姓,适时地使用民力,那么,下面的百姓响应上面的君主,就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样。如果有人不遵守命令,然后再用刑罚来制裁他。这样,惩罚一个人,天下人都会信服,下面的百姓不会怨恨君主,只会认为罪过在自己。《尚书》上说:“刑罚公正无私,百姓就自然畏服。”因此,刑罚自然消除,而威势流行如同流水一样,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遵循了礼制。《诗经》上说:“无论东方西方,南方北方,没有谁不服从。”如果能做到这样,近处的百姓就会歌颂君主,远处的百姓就会前来投奔,即使是那些偏僻幽暗的国家,也无不归顺驱使,安居乐业,就像孩子归依慈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君主仁爱、刑罚公正、树立了道义,教育诚实而爱心深厚,礼和乐能够相互贯通。《诗经》上说:“礼仪完全合乎法度,谈笑都能得到好处。”
君人者、以礼分施,均遍而不偏,臣以礼事君,忠顺而不解,父宽惠而有礼,子敬爱而致恭,兄慈爱而见友,弟敬诎而不慢,夫照临而有别,妻柔顺而听从,若夫行之而不中道,即恐惧而自竦。此全道也,偏立则乱,具立则治。请问兼能之奈何?曰审礼。昔者、先王审礼以惠天下,故德及天地。动无不当。夫君子恭而不难,敬而不巩,贫穷而不约,富贵而不骄,应变而不穷,审之礼也。故君子于礼也,敬而安之;其于事也,经而不失;其于人也,宽裕寡怨而弗阿;其于仪也,修饰而不危;其应变也,齐给便捷而不累;其于百官伎艺之人也,不与争能而致用其功;其于天地万物也,不拂其所而谨裁其盛;其待上也,忠顺而不解;其使下也,均遍而不偏;其于交游也,缘类而有义;其于乡曲也,容而不乱。是故穷则有名,通则有功,仁义兼覆天下而不穷,明通天地、理万变而不疑,血气平和,志意广大,行义塞天地,仁知之极也,夫是谓先王审之礼也。若是、则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如赤子之归慈母也。曰:仁刑义立,教诚爱深,礼乐交通故也。《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
做国君的,要按礼的规定给人以施赠,普遍而公正无私;做臣子的,要按礼的规定侍奉国君,忠诚顺从而不懈怠;做父亲的,要宽厚慈惠而有礼;做儿子的,要敬爱父亲而极其恭顺;做兄长的,要慈爱弟弟而友爱;做弟弟的,要恭敬兄长而不轻慢;做丈夫的,要照顾妻子而有区别;做妻子的,要柔顺而听从丈夫。如果行为不符合礼的规定,就会内心恐惧而自我戒慎。这就是全面的礼,某一方面做得不周全就会发生祸乱,全面做好了就会太平。请问要兼备这种全面的礼怎么办呢?那就是要审查礼的各种规定。从前,先王详细审察礼的规定来使天下人得到好处,所以恩德遍及天地,行动没有不恰当的。君子恭敬而不难为人臣,尊敬而不傲慢,贫穷而不局促,富贵而不骄横,适应变化而不困窘,就是因为他们详细审察了礼的规定。所以君子对于礼,是恭敬而心安理得的;他对于事情,是合乎法度而不差误的;他对于人,是宽宏大量而少怨恨而又不阿谀奉承的;他对于仪容,是修饰而不危险的;他对于适应变化,是敏捷迅速而不拖累的;他对于百官和各种有技艺的人,是不与他们争能而发挥他们的功用;他对于天地万物,是不违背它们的生长规律而谨慎地裁制它们的繁茂;他对于君主,是忠诚顺从而不懈怠的;他役使下民,是普遍而公正无私的;他对于交游,是依其同类而有道义的;他对于乡里,是宽容而不胡作非为的。因此,他穷困时也有好的名声,显达时也能建立功业,仁义兼及天下而不困窘,明智通达天地、理知万物变化而不疑惑,气血平和,意志广大,行为合于正义而充满天地之间,这就是仁与智的极致了。这就是所说的先王详细审察礼的各种规定。像这样,那么老人就得到安乐,年轻人就得到关怀,朋友就信任他,好像孩子归依慈母一样。这是因为仁爱的刑罚和道义树立了,教诲诚实而爱心深厚,礼和乐能够相互贯通。《诗经》上说:“礼仪完全合乎法度,谈笑都能得到好处。”
晏子聘鲁,上堂则趋,授玉则跪。子贡怪之,问孔子曰:“晏子知礼乎?今者晏子来聘鲁,上堂则趋,授玉则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见我,我将问焉。”俄而晏子至,孔子问之。晏子对曰:“夫上堂之礼,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趋乎!今君之授币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礼中又有礼。赐、寡使也,何足以识礼也!”《诗》曰:“礼仪卒度,笑语卒获。”晏子之谓也。
晏子到鲁国访问,走上朝堂时小步快走,献上玉圭时跪拜。子贡觉得奇怪,就问孔子:“晏子懂礼吗?晏子到鲁国来访问,走上朝堂时小步快走,献上玉圭时跪拜,为什么呢?”孔子说:“他自有他的道理。等他来见我,我要问问他。”不一会儿,晏子到了,孔子就问他。晏子回答说:“走上朝堂的礼节,国君走一步,臣子走两步。现在国君走得太快了,我敢不走得更快些吗?现在国君授玉圭时动作很谦卑,我敢不跪拜吗?”孔子说:“好!礼中还有礼。赐啊,你年轻,怎么懂得礼呢!”《诗经》上说:“礼仪完全符合法度,谈笑自然能得到好处。”这说的正是晏子。
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广三百步,长三百步,为一里,其田九百亩。广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广百步,长百步,为百亩。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召,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场有瓜。”今或不然,令民相伍,有罪相伺,有刑相举,使构造怨仇,而民相残,伤和睦之心,贼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败者多,于仁道泯焉。《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古代,八家共为一井,各家共同耕种一块公田。每方里为一井,宽三百步,长三百步,是一里,其土地为九百亩。宽一步、长百步,为一亩;宽百步,长百步,为一百亩。八家为邻,每家分得一百亩,壮年男子除耕种公田外,每家各得二十五亩,每家为公田耕种十亩,剩下的二十亩,共同作为房屋地基,每家分得二亩半。八家互相保证,出入时轮流守望,疾病时互相照顾,患难时互相救助,有无互相借贷,吃饭互相邀请,嫁娶时互相帮忙,渔猎所得平均分配,仁义恩爱施行其间,因此民众团结亲睦而相互友好。《诗经》上说:“田中有房屋,田界有瓜菜。”现在却不是这样,命令百姓五人编成一伍,有罪就互相监视,有刑就互相检举揭发,致使百姓之间结下怨仇,而百姓之间互相残害,损伤了和睦之心,损害了仁义恩爱,妨害了士人的道德教化,相互团结的人少,想互相倾轧的人多,仁爱之道几乎要泯灭了。《诗经》上说:“他们又怎能相处好,一起被淹死罢了。”
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言通财货,不贾于道。故驷马之家,不持鸡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图牛马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货财,冢卿不修币施,大夫不为场圃,委积之臣,不贪市井之利。是以贫穷有所欢,而孤寡有所措手足也。《诗》曰:“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
天子不谈财物多少,诸侯不谈利害,大夫不谈得失,士人不谈互通财货,不在路上做买卖。所以,有驷马驾车的大夫之家,不靠养鸡养猪营利;夏天能凿冰藏起来的卿大夫之家,不靠饲养牛马赚钱;有千辆兵车的国君,不从事货物买卖;掌管祭祀的卿大夫,不靠施赠财物来笼络人心;大夫不从事田圃耕作;负责储备粮食的官员,不贪图市场上的赢利。因此,贫穷的人能欢乐,而孤寡的人能生活。《诗经》上说:“那边有遗落的稻束,这边有丢下的稻穗,这些是寡妇的收获。”
人主欲得善射及远中微,则悬贵爵重赏以招致之,内不阿子弟,外不隐远人,能中是者取之,是岂不谓之大道也哉!虽圣人弗能易也。今欲治国驭民,调一上下,将内以固城,外以拒难,治则制人,人弗能制,乱则危削灭亡可立待也。然而求卿相辅佐,独不如是之公,惟便僻比己之是用,岂不谓过乎!故有社稷,莫不欲安,俄则危矣,莫不欲存,俄则亡矣。古之国千余,今无数十,其故何也?莫不失于是也。故明主有私人以百金名珠玉,而无私以官职事业者,何也?曰:本不利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是闇主也;臣不能而为之,是诈臣也。主闇于上,臣诈于下,灭亡无日矣,俱害之道也。故惟明主能爱其所爱,闇主则必危其所爱。夫文王非无便辟亲己者,超然乃举太公于舟人而用之,岂私之哉!以为亲邪?则异族之人也;以为故耶?则未尝相识也;以为姣好耶?则太公年七十二,齳然而齿堕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贵道,欲白贵名,兼制天下,以惠中国,而不可以独,故举是人而用之,贵道果立,贵名果白,兼制天下,立国七十一,姬姓独居五十二,周之子孙苟不狂惑,莫不为天下显诸侯,夫是之谓能爱其所爱矣。故惟明主能爱其所爱,闇主必危其所爱,此之谓也。大雅曰:“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小雅》曰:“死丧无日,无几相见。”危其所爱之谓也。
君主想要得到善于射箭的人,能射得远而射中微细目标的人,那么他就该悬挂起高贵的爵位、重重的赏赐来招纳他们,在内不袒护自己的子弟,在外不埋没疏远的人才,能够射中目标的就录用他。这难道不是大道吗?就是圣人也不能改变这个原则。现在要治理国家,驾驭百姓,协调君臣上下的关系,对内要巩固城池,对外要抵御敌人。治理得好,就能控制别人,别人不能控制自己;治理得不好,就会危险、削弱、灭亡,而且很快就会到来。但是求取卿相辅佐却不如射箭那样公正无私,只任用那些对自己阿谀奉承、亲近自己的人,这岂不是错误的吗?所以有国家的君主,没有不想使国家安定的,但不久就危险了;没有不想使国家存在的,但不久就灭亡了。古代的国家上千个,现在却没有几十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都是因为没有实行上述原则的缘故。所以英明的君主能用百金、贵重的珠宝玉器来偏爱自己所宠爱的人,却不能用官职和事业来偏爱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样做对国家不利。那个人没有才能而君主偏要用他,这是昏庸的君主;臣子没有才能而君主偏要任用他,这是欺骗君主的臣子。君主在上面昏庸,臣子在下面欺骗,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没有几天了,这是君臣都受害的办法啊。所以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爱护他所宠爱的人,昏庸的君主必然会危害他所宠爱的人。周文王不是没有亲近自己的人,但他能超然地选拔太公这样的贤人,并起用他,哪里会是为了偏爱他才起用他的呢?如果说是为了关系亲密吧,太公却是异族的人;如果说是为了有老交情吧,他们却从未相识;如果说是为了长得漂亮吧,太公已经七十二岁了,牙齿都脱落了!但是文王却任用他,是因为文王想要使道义尊贵,想要使名声显耀,想要兼并天下,使中原得到好处,而这些都不是靠一个人所能办到的,所以选拔了这个人并起用他。结果使道义尊贵、名声显耀,兼并了天下,建立了七十一个国家,其中姬姓的就占了五十二个。周文王的子孙,只要不狂妄昏惑,没有不成为天下显贵的诸侯的。这就是所说的能爱护自己所宠爱的人啊。所以只有英明的君主才能爱护他所宠爱的人,昏庸的君主必然会危害他所宠爱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大雅》上说:“传给子孙好计策,安定他们像燕翼护子。”《小雅》上说:“死丧没有定日,我们还能相见几回。”这就是危害自己所宠爱的人的说法啊。
问者不告,告者勿问,有诤气者勿与论。必由其道至然后接之,非其道则避之。故礼恭然后可与言道之方,辞顺然后可与言道之理,色从然后可与言道之极。故未可与言而言,谓之瞽,可与言而不与言,谓之隐,君子不瞽,言谨其序。《诗》曰:“彼交匪纾,天子所予。”言必交吾志然后予。
向人请教,对方不告诉,那就不要强求人家回答;人家主动告诉你,就不要再追问下去。对方有抵触情绪,就不要和他辩论。一定要等对方情绪平和了,才和他接触;对方情绪不平和,就避开他。所以,一定要做到礼貌恭敬,然后才和他谈论道的宗旨;言辞和顺,然后才和他谈论道的内容;表情谦虚,然后才和他谈论道的深奥精微之处。所以,对方不想和你谈,你却硬和他谈,这叫瞎子;对方想和你谈,你却不谈,这叫隐瞒。君子不做瞎子,也不隐瞒,但说话要谨慎,注意顺序。《诗经》上说:“双方交往不疏远,这是天子所赞许。”这就是说一定要双方的意愿相投合,然后才给予帮助。
子为亲隐,义不得正;君诛不义,仁不得受。虽违仁害义,法在其中矣。《诗》曰:“优哉游哉!亦是戾矣。”
儿子为父亲隐瞒罪恶,就不能匡正父亲的错误;君主诛杀不义之人,就不能接受不义的臣子。虽然这样做有违于仁爱、伤害了道义,但法律却规定要这样做。《诗经》上说:“悠闲自在啊!这也是罪过。”
齐桓公问于管仲曰:“王者何贵?”曰:“贵天。”桓公仰而视天。管仲曰:“所谓天,非苍莽之天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倍之则亡。《诗》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民皆居一方而怨其上,不亡者、未之有也。”
齐桓公问管仲:“做帝王的应当把什么当作最宝贵的?”管仲回答说:“应当把天当作最宝贵的。”桓公仰起头望着天。管仲说:“我所说的‘天’,不是指苍苍莽莽的天空。做帝王的把百姓当作天,百姓亲附他国家就安宁,百姓辅助他国家就强盛,百姓反对他国家就危险,百姓背弃他国家就要灭亡。《诗经》上说:‘百姓如果不好,相互怨恨在一方。’百姓都聚在一个地方怨恨他们的君主,这样的国家不灭亡是从来没有的。”
善御者不忘其马,善射者不忘其弓,善为上者不忘其下。诚爱而利之,四海之内,阖若一家;不爱而利,子或杀父,而况天下乎!《诗》曰:“民之无良,相怨一方。”
善于驾车的人不忘记他的马,善于射箭的人不忘记他的弓,善于做君主的人不忘记他的百姓。真正爱护百姓并给他们带来好处,那么四海之内就会亲如一家;如果不爱护百姓而只想利用他们,那么父子之间也会互相残杀,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诗经》上说:“百姓如果不好,相互怨恨在一方。”
出则为宗族患,入则为乡里忧。《诗》曰:“如蛮如髦,我是用忧。”小人之行也。
在外成为宗族的祸害,在家成为乡里的灾难。《诗经》上说:“像蛮族一样粗野,像茅草一样杂乱,我是因此忧愁。”这是形容小人的所作所为。
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从令。《诗》曰:“受爵不让,至于己斯亡。”言能知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有君主而不能侍奉,有臣子却要求他忠诚;有父亲而不能侍奉,有儿子却要求他孝顺;有兄长而不能尊敬,有弟弟却要求他顺从命令。《诗经》上说:“接受爵位不谦让,轮到自己便忘光。”这是说能了解别人,却不能了解自己。
夫当世之愚,饰邪说,文奸言,以乱天下,欺惑众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则是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钘、邓析、惠施之徒也。此十子者、皆顺非而泽,闻见杂博,然而不师上古,不法先王,按往旧造说,务自为工,道无所遇,而人相从,故曰:十子者之工说,说皆不足合大道,美风俗,治纲纪,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足以欺惑众愚,交乱朴鄙,则是十子之罪也。若夫总方略,一统类,齐言行,群天下之英杰,告之以大道,教之以至顺,隩要之间,衽席之上,简然圣王之文具,沛然平世之俗趋,工说者不能入也,十子者不能亲也,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争名,则是圣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一天下,财万物,长养人民,兼利天下,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工说者立息,十子者迁化,则圣人之得埶者,〕舜禹是也。仁人将何务哉?上法舜禹之制,下则仲尼之义,以务息十子之说,如是者、仁人之事毕矣,天下之害除矣,圣人之迹着矣。《诗》曰:“雨雪瀌瀌,见晛曰消。”
当今世上的愚蠢之人,粉饰邪恶学说,巧饰奸诈之辞,用以扰乱天下,欺骗迷惑广大愚昧的民众,使他们糊里糊涂地不知是非、治乱究竟何在,这些就是范睢、魏牟、田文、庄周、慎到、田骈、墨翟、宋钘、邓析、惠施等人。这十个人,都顺从谬误而又加以润饰,见闻广博驳杂,然而他们不效法古代,不遵循先王之道,而是依据过去的旧闻来创立学说,致力于自成一家之言,他们主张的道术在现实中行不通,然而人们却竞相跟从他们,所以说:这十个人的学说都很工巧,然而他们的学说都不足以符合大道,不能美化风俗,不能整治纲纪。然而他们各自坚持自己的学说却都有理由,他们说的话也都有条理,足可以欺骗迷惑广大愚昧的民众,使那些淳朴的民众变得浇薄浮薄,这就是这十个人的罪过了。至于能够综合各种方略,统一各种学说,统一人们的言行,会聚天下的英杰之士,向他们传授大道,用至高的道理来教化他们,在隐微深奥的哲理和明白易懂的道理之间,在坐卧起居的日常生活之中,使他们都能理解圣王的政治主张,并且使天下风俗都能平正,那些巧言工辩的人就无从插嘴了,这十个人也就无法亲近圣人了,他们连立足之地都没有,王公大人们也不能和他们争名了,这就是圣人没有得志的情况,孔子就是这样的人。〔统一天下,掌管万物,养育人民,使天下都获得利益,凡是通达此理的人,没有不服从的。巧言工辩的人就会销声匿迹,这十个人也会转变自己的主张,这就是圣人得志的情况,〕舜、禹就是这样的人。仁人将致力于什么呢?向上效法舜、禹的制度,向下学习孔子的道义,以致力于消除这十个人的学说,如能这样,仁人的事业就算完成了,天下的祸害也就消除了,圣人的业绩也就彰明了。《诗经》上说:“大雪纷纷满天飘,太阳一出便融消。”
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知则明达而类,愚则端悫而法;喜则和而治,忧则静而违;达则宁而容,穷则纳而详。小人大心则慢而暴,小心则淫而倾;知则攫盗而徼,愚则毒贼而乱;喜则轻易而快,忧则挫而慑;达则骄而偏,穷则弃而累;其肢体之序,与禽兽同节,言语之暴,与蛮夷不殊,出则为宗族患,入则为乡里忧。《诗》曰:“如蛮如髦。我则用忧。”
君子心怀宽广,就会敬畏天命,依道而行;心思缜密,就会敬畏礼义,行为有节制。智慧的人能明辨是非,通达事理,能触类旁通;愚笨的人则端直诚信,能遵守礼法。君子高兴的时候,能平和地治理政事;忧愁的时候,能安静地处事而不违背礼义。显达时则安宁宽容,穷困时则能收敛自己的言行而详审。小人若心怀宽广,就会傲慢而凶暴;心思缜密,就会邪恶而倾轧他人。有智慧的小人则奸诈而贪婪,愚蠢的小人则狠毒而胡作非为。高兴时轻率放肆,忘乎所以;忧愁时则沮丧恐惧。显达时则骄傲自大,固执己见;穷困时则自暴自弃,累及他人。他们的行为举止,与禽兽一样,没有秩序;言语粗暴,与蛮夷无异。外出会给宗族带来灾祸,在家则给乡里带来忧患。《诗经》上说:“好像野蛮人那样愚昧无知,好像长毛人那样不讲礼义,我因此忧伤。”
传曰:爱由情出,谓之仁,节爱理宜,谓之义,致爱恭谨,谓之礼,文礼谓之容,礼容之美,自足以为治。故其言可以为民道,民从是言也;行可以为民法,民从是行也;书之于策,传之于志,万世子子孙孙道而不舍。由之则治,失之则乱,由之则生,失之则死。今夫肢体之序,与禽兽同节,言语之暴,与蛮夷不殊,混然无道,此明王圣主之所罪。《诗》曰:“如蛮如髦,我是用忧。”
经典上说:“爱从感情中产生,这就叫做仁;节制感情,使爱合乎道理,这就叫做义;把爱表达得恭敬谨慎,这就叫做礼;用礼来修饰仪容,这就叫做容。礼容的美好,足可以用来治理国家。所以,圣人的话可以作为百姓的准则,百姓就按照这些话去做;圣人的品行可以作为百姓的表率,百姓就按照这种品行去行事。圣人把这些写进史册,流传在史籍上,千秋万代,子子孙孙都遵循它而不舍弃。遵循它就能使国家安定,违背它就会引起祸乱;遵循它就能使国家兴旺,违背它就会引起衰亡。可是现在人们四肢的活动,和禽兽一样没有秩序;说话粗鲁,和蛮夷没有区别,浑浑噩噩,不讲礼义,这正是英明的帝王所要谴责的。《诗经》上说:‘就像野蛮人那样愚昧无知,就像长毛人那样不讲礼义,我因此忧伤。’”
客有说春申君者曰:“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皆兼天下,一海内。今夫孙子者,天下之贤人也,君借之百里之势,臣窃以为不便于君。若何?”春申君曰:“善。”于是使人谢孙子,去而之赵,赵以为上卿。客又说春申君曰:“昔伊尹去夏之殷,殷王而夏亡;管仲去鲁而入齐,鲁弱而齐强。由是观之,夫贤者之所在,其君未尝不善,其国未尝不安也。今孙子、天下之贤人,何谓辞而去?”春申君又云:“善。”于是使请孙子。孙子因伪喜谢之:“鄙语曰:‘疠怜王。’此不恭之语也,虽不可不审也,非比为劫杀死亡之主者也,夫人主年少而放,无术法以知奸,即大臣以专断图私,以禁诛于己也,故舍贤长而立幼弱,废正直而用不善。故春秋之志曰:楚王之子围聘于郑,未出境,闻王疾,返问疾,遂以冠缨绞王而杀之,因自立。齐崔杼之妻美,庄公通之,〔崔杼帅其党而攻庄公,庄公请与分国,〕崔杼不许,欲自刃于庙,〔崔杼又不许,〕庄公走出,踰于外墙,射中其股,遂杀而立其弟景公。近世所见,李兑用赵,饿主父于沙丘,百日而杀之。淖齿用齐,擢闵王之筋,而悬之于庙,宿昔而杀之。夫疠虽?肿痂疵,上比远世,未至绞颈射股也,下比近世,未至擢筋饿死也。夫劫杀死亡之主,心之忧劳,形之苦痛,必甚于疠矣。由此观之,疠虽怜王,可也。”因为赋曰:“旋玉瑶珠不知佩,杂布与锦不知异,闾娵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为明,以聋为聪,以是为非,以吉为凶。呜呼!上天!曷维其同!”《诗》曰:“上帝甚蹈,无自瘵焉。”
有游说春申君的宾客说:“商汤凭借七十里的土地,周文王凭借百里的土地,都兼并了天下,统一了四海。现在孙子是天下闻名的贤人,您却借给他百里的土地,我私下认为这对您很不利。怎么办才好呢?”春申君说:“好。”于是派人向孙子道歉,并把他送到赵国,赵国任命他为上卿。又有宾客游说春申君说:“从前伊尹离开夏而投奔殷,殷王得到了天下而夏灭亡了;管仲离开鲁国而到齐国,鲁国衰弱而齐国强盛了。由此看来,贤人所在的地方,君主就没有不贤明的,国家就没有不安定的。现在孙子是天下闻名的贤人,您为什么让他离开呢?”春申君又说:“好。”于是派人去请孙子。孙子于是假装高兴地向春申君道歉说:“俗话说:‘癞疮喜欢君王。’这虽然是不恭敬的话,但是不可不慎重地考虑。这并不是比挟持君主进行杀害和夺取政权的人更坏,那些君主年纪小而且放纵,没有办法识别奸臣,结果大臣们就专权图谋私利,甚至禁止和诛杀那些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所以,他们舍弃贤能的长者而立年幼无知的人,废弃正直的人而任用奸邪的人。因此,《春秋》上说:楚王的儿子围到郑国聘问,还没有出境,就听说楚王生病,便返回楚国探问病情,于是用帽缨勒死了楚王,并杀了他,自立为君。齐国的崔杼的妻子长得很美,齐庄公和她私通,崔杼率领他的党羽攻打庄公,庄公请求与崔杼平分齐国,崔杼不答应,庄公又请求自杀于太庙,崔杼又不答应,庄公逃跑,翻墙时,被射中大腿,于是被杀,立了他的弟弟景公为国君。近代所看到的,李兑在赵国掌权,把赵武灵王饿死在沙丘,过了百天才把他杀死。淖齿在齐国掌权,抽掉了齐闵王的筋,并把他挂在庙堂上,过了一夜才把他杀死。癞疮虽然溃烂流脓,但是,上比远古,还没有达到勒死君主射中大腿的地步;下比近代,还没有达到抽筋饿死君主的地步。那些挟持君主进行杀害和夺取政权的人,心里的忧愁劳苦,形体上的痛苦,一定比癞疮还要厉害。由此看来,癞疮虽然喜欢君王,也是可以理解的。”于是又作赋说:“旋转玉瑶珠而不知道佩戴,杂乱的布匹与锦缎也不知道区别,闾娵、子都那样美貌却没有人替他们做媒,而嫫母、力父那样丑陋的人却令人喜欢。把瞎子当做明眼人,把聋子当做耳聪的人,把错误的当做正确的,把吉利的当做凶恶的。唉!上天啊!为什么都一样呢?”《诗经》上说:“上帝行为很恶劣,不要让他自找祸患。”
南苗异兽之鞟,犹犬羊也,与之于人,犹死之药也,安旧侈质,习贯易性而然也。夫狂者自龁,忘其非刍豢也,饭土,忘其非粱饭也,然则楚之狂者楚言,齐之狂者齐言,习使然也。夫习之于人,微而着,深而固,是畅于筋骨,贞于胶漆,是以君子务为学也。《诗》曰:“既见君子,德音孔胶。”
南方苗疆异兽的皮,就像狗、羊的皮一样,对于人来说,就像可以致命的毒药一样,这是由于人们安于旧习,追求奢侈,习惯于某种事物而改变本性所造成的。那些狂人自己咬自己的手臂,却忘记了这不是喂牲口的草料;他们吃泥土,却忘记了这不是精米细粮。然而,楚国的狂人就说楚语,齐国的狂人就说齐语,这是由于习惯而造成的。习惯对于人来说,从细微处形成,最终明显起来;从深处开始,最终牢固难移。习惯是畅行于人的筋骨之间,比胶和漆还要坚固,所以君子致力于学习。《诗经》上说:“见到君子,美好的德行就牢牢地铭刻在心。”
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于心为不若鸡犬哉!不知类之甚矣,悲矣!终亦必亡而已矣。故学问之道无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孟子说:“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放弃了那条路不走,放纵了那颗心不去寻求。人如果丢失了鸡犬,尚且知道去找;丢失了善心,却不知道去寻找,难道对于自己的心还不如鸡犬吗?这是太不懂道理了,真是可悲啊!最终必然会导致灭亡的。所以,求学问的道理没有别的,就是找回那丧失的善心罢了。”《诗经》上说:“藏在心里,哪一天会忘记它呢?”
道虽近,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每自多者,出人不远矣。夫巧弓在此手也,传角被筋,胶漆之和,即可以为万乘之宝也。及其彼手,而贾不数铢。人同材钧,而贵贱相万者、尽心致志也。《诗》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道虽然离得很近,但不去实行就不能到达;事情虽然很小,但不去做就不能成功;常常自我夸耀的人,离成功就不远了。一张精巧的弓在这个工匠的手里,选用好的牛角,安装上弓弦,用胶和漆调和,就可以成为诸侯王所用的宝物。然而到了另一个工匠的手里,却连几铢都卖不掉。人们的天资和才能都是相同的,但贵贱相差万倍,这是由于用心专一与否的缘故。《诗经》上说:“藏在心里,哪一天会忘记它呢?”
传曰:诚恶恶,知刑之本,诚善善,知敬之本。惟诚感神,达乎民心,知刑敬之本,则不怒而威,不言而信,诚、德之主也。《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
经典上说:“真正厌恶邪恶,就懂得了刑法的根本;真正爱好善良,就懂得了恭敬的根本。只有真心诚意,才能感动神灵,沟通民心。懂得了刑法和恭敬的根本,就能不用发怒而使人畏惧,不用说话而使人信服。真诚,是道德的主要内容。”《诗经》上说:“宫室里奏起钟鼓,声音传到外面。”
孔子见客,客去。颜渊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颡兮其口,仁则吾不知也,言之所聚也。”颜渊蹴然变色。曰:“良玉度尺,虽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虽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莹。夫形、体也,色、心也,闵闵乎其薄也。苟有温良在中,则眉睫着之矣;疵瑕在中,则眉睫不能匿之。《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
孔子接见客人,客人走后,颜渊说:“客人是仁人。”孔子说:“我心里对这位客人有些憎恶,从他说话的语气上也可以觉察出来,说他仁,我可不知道,他不过是能说会道罢了。”颜渊听了,很不安,变了脸色。孔子又说:“美玉长一尺,即使埋在十仞深的土里,人们也能见到它的光;明珠只有一寸见方,即使投入百仞深的水里,人们也能见到它的晶莹。人的形体,好比美玉明珠;人的神色,好比美玉明珠的光辉;人的神色常常显得浅薄。如果内心有温良,那神色一定会在眉宇之间显露出来;如果内心有毛病,那神色也一定会在眉宇之间掩饰不住。《诗经》上说,‘宫室里奏起钟鼓,声音传到外面’,就是这个道理。”
伪诈不可长,空虚不可守,朽木不可雕,情亡不可久。《诗》曰:“钟鼓于宫,声闻于外。”言有中者必能见外也。
虚伪欺诈不能长久,空虚无物不能守护,腐朽的木头不能雕刻,失去真情不能长久。《诗经》上说:“宫室里奏起钟鼓,声音传到外面。”这就是说,内心有真实情感的人,他的言行也必然能够表现于外。
所谓庸人者,口不能道乎善言,心不能知先王之法,动作而不知所务,止立而不知所定,日选于物,而不知所贵,不知选贤人善士而托其身焉,从物而流,不知所归,五藏无政,心从而坏遂不反,是以动而形危,静则名辱。《诗》曰:“之子无良,二三其德。”
所谓平庸的人,就是嘴里说不出好话,心里不明白先王的法度,行动起来不知道追求什么,停下来也不知道要确定什么,每天挑选事物,却不知道什么最可贵,不知道选择贤能善良的人寄托自己的身家性命,只是一味随波逐流,不知道何处才是自己的归宿。他们的五脏六腑里没有正常的条理,心里失去了主张,最终弄得败坏不可收拾,这样的人行动时往往处于危险境地,静止时则名誉扫地。《诗经》上说:“这个人不善良,三心二意。”
客有见周公者,应之于门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内即言内,入乎?将毋?”周公曰:“请入。”客曰:“立即言义,坐即言仁,坐乎?将毋?”周公曰:“请坐。”客曰:“疾言则翕翕,徐言则不闻,言乎?将毋?”周公唯唯,旦也踰。明日兴师而诛管蔡。故客善以不言之说,周公善听不言之说,若周公可谓能听微言矣。故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急也婉。《诗》曰:“岂敢惮行?畏不能趋。”
有一个客人去见周公,周公在门口迎接他,客人说:“您怎么知道天快亮了呢?”客人说:“在外面就说外面的事,在里面就说里面的事,是进去呢?还是不进去呢?”周公说:“请进来吧。”客人又说:“站着就说义,坐着就说仁,是坐呢?还是站着呢?”周公说:“请坐吧。”客人又说:“快言快语就会絮絮叨叨,慢言慢语就听不见,是说呢?还是不说呢?”周公唯唯答应,天大亮了。第二天周公就起兵讨伐管叔和蔡叔。所以客人善于用不说话的方式来进谏,周公善于听取不说话的进谏,像周公这样,可以说是善于听取微妙之言了。所以君子在告诫别人时,言辞很微妙,在解救别人的危难时,态度很委婉。《诗经》上说:“哪里敢怕步行呢?只是怕跟不上您那快速的步伐。”

诗外传卷五

子夏问曰:“关睢何以为国风始也?”孔子曰:“关睢至矣乎!夫关睢之人,仰则天,俯则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纷纷沸沸,道之所行,如神龙变化,斐斐文章。大哉!关睢之道也,万物之所系,群生之所悬命也,河洛出图书,麟凤翔乎郊,不由关睢之道,则关睢之事将奚由至矣哉!夫六经之策,皆归论汲汲,盖取之乎关睢,关睢之事大矣哉!冯冯翊翊,自东自西,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子其勉强之,思服之,天地之间,生民之属,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叹曰:“大哉!关睢乃天地之基也。”《诗》曰:“钟鼓乐之。”
子夏问道:“为什么《关雎》是《国风》的开篇呢?”孔子回答说:“《关雎》的意义深远啊!《关雎》这首诗所描述的人,抬头望向天空,低头俯瞰大地,深深沉思,那是德的所在;纷繁复杂中,那是道的运行,如同神龙般变化无穷,文采斐然。多么伟大啊!《关雎》所表达的道理,是万物的根源,是众生的命运所系。黄河、洛水出现图书,麒麟、凤凰在郊外飞翔,如果不是遵循《关雎》的道理,那么《关雎》所描述的美好景象又怎么可能出现呢!六经的策划,都归结于急切地追求这一道理,它都源于《关雎》。《关雎》所描述的事物,真是太重要了!它遍布四方,从东到西,从南到北,没有不心悦诚服的。你要努力追求,用心体会它。天地之间,所有生灵,王道的根源,都不过如此。”子夏感慨地叹道:“《关雎》真是天地之基啊!”《诗经》上说:“用钟鼓奏乐来取悦她。”
孔子抱圣人之心,彷徨乎道德之城,逍遥乎无形之乡。倚天理,观人情,明终始,知得失,故兴仁义,厌势利,以持养之。于是周室微,王道绝,诸侯力政,强劫弱,众暴寡,百姓靡安,莫之纪纲,礼仪废坏,人伦不理,于是孔子自东自西,自南自北,匍匐救之。
孔子怀着一颗圣人的心,在道德的领域内徘徊,在无形的世界里逍遥自在。他依据天理,观察人情世故,明白事物的始终,知晓得失的缘由,所以他倡导仁义,厌弃势利,用以保持和修养自己的品德。当时周王室衰微,王道断绝,诸侯们各自为政,以强凌弱,以众欺寡,百姓无法安定,没有纲纪来管理他们,礼仪制度被破坏,人伦关系也混乱了。于是孔子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竭尽全力去挽救这个乱世。
王者之政,贤能不待次而举,不肖不待须臾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中庸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则有昭穆。虽公卿大夫之子孙也,行绝礼仪,则归之庶人。遂倾覆之民,牧而试之。虽庶民之子孙也,积学而正身,行能礼仪,则归之士大夫。敬而待之,安则蓄,不安则弃。反侧之民,上收而事之,官而衣食之,王覆无遗,材行反时者,死之无赦,谓之天诛。是王者之政也。《诗》曰:“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理想的君王之政,是选拔贤能的人不等待其资历就举荐他们,对不肖之徒则不待须臾就废黜他们;对于首恶之人不待教化就诛杀他们,而中庸之人不待施政就自然教化。在名分未定之时,则有昭穆的等级制度。即使是公卿大夫的子孙,如果行为完全违背了礼仪制度,就将其降为庶人。对于已经沦落的百姓,则以牧养的方式去教育他们,试验他们的表现。即使是庶人的子孙,如果努力学习并且端正自己的品行,行为符合礼仪制度,就将其提升为士大夫。对他们要敬重并耐心等待,如果他们能安定就留下他们,不能安定就放弃他们。对于那些反复无常的百姓,君王要收拢他们并役使他们,给予他们官职和衣食,使君王的恩泽遍及天下而不遗漏。对于行为不合时宜的人,要毫不留情地诛杀他们,这叫做天的诛罚。这就是理想的君王之政。《诗经》上说:“做人不讲礼仪,不死还等什么!”
君者,民之源也,源清则流清,源浊则流浊。故有社稷者、不能爱其民,而求民亲己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为己用,为己死,不可得也。民弗为用,弗为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欲不危削灭亡,不可得也。夫危削灭亡之情,皆积于此,而求安乐是闻,不亦难乎!是枉生者也。悲夫!枉生者不待时而灭亡矣。故人主欲强固安乐,莫若反己;欲附下一民,则莫若及之政;欲修政美俗,则莫若求其人。彼其人者,生今之世,而志乎古之世,以天下之王公莫之好也,而是子独好之;以民莫之为也,而是子独为之也。抑为之者穷,而是子犹为之,而无是须臾怠焉差焉。独明夫先王所以遇之者,所以失之者,知国之安危臧否,若别白黑,则是其人也。人主欲强固安乐,则莫若与其人为之,巨用之,则天下为一,诸侯为臣;小用之,则威行邻国,莫之能御。若殷之用伊尹,周之遇太公,可谓巨用之矣;齐之用管仲,楚之用孙叔敖,可为小用之矣。巨用之者如彼,小用之者如此也。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而亡。”《诗》曰:“四国无政,不用其良。”不用其良臣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君主是民众的本源,本源清澈则水流清澈,本源浑浊则水流浑浊。所以,治理国家的君主,如果不能够爱护自己的民众,而希望民众亲近自己、爱戴自己,是不可能的。民众不亲近、不爱戴君主,而要求他们为君主所用,为君主献身,也是不可能的。民众不能为君主所用,不能为君主献身,而要求军队的战斗力强,城池的防御坚固,同样是不可能的。军队不强,城池不坚固,却想国家不出现危险、削弱以至灭亡,也是不可能的。国家出现危险、削弱以至灭亡的种种情况,都是由于这些原因不断积累所造成的,而君主却想求得国家的安定快乐,不是太难了吗?这是违背情理的生活方式。可悲啊!违背情理的人不等时间流逝就会自取灭亡。所以,君主想国家强盛、巩固、安定、快乐,没有比从自身做起的更好的办法了;想使臣下和民众归附自己,没有比施行好的政治更好的方法了;想整治政治、移风易俗,没有比求得贤能的人更重要的了。那种贤能的人,生活在当今之世,却志在古时的王道,以天下众多的君主都不喜欢王道为耻,而你却唯独喜好它;以民众都不实行王道为耻,而你却唯独实行它。即使实行王道的人困厄,而你却仍然坚持实行,没有片刻的懈怠和差错。独自明白古代圣王得到贤才的道理和失去贤才的原因,了解国家的安危、治乱,就像分辨黑白一样清楚,这样的人就是贤能的人。君主想国家强盛、巩固、安定、快乐,就要和这种人一起治理国家;重用这种人,就能统一天下,使诸侯称臣;小用这种人,就能在邻国之间发号施令,没有人能够抵御。像殷汤重用伊尹,周文王任用太公望,可说是重用了;齐桓公任用管仲,楚庄王任用孙叔敖,可说是小用了。重用的效果是那样,小用的效果是这样。所以说:“纯粹用王道统一天下,用霸道统一天下的就称王,王道、霸道兼用而国家分裂的就称霸,一样都不用的就会灭亡。”《诗经》上说:“四方诸侯国政令不行,是因为他们不肯任用贤良的人。”不任用贤良的人而国家不灭亡的,还从来没有过。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无车马,则无所见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矣,无弓矢,则无所见其巧。彼大儒者、调一天下者也,无百里之地,则无所见其功。夫车固马选,而不能致千里者、则非造父也。弓调矢直,而不能射远中微,则非羿也。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调一天下,制四夷者,则非大儒也。彼大儒者、虽隐居穷巷陋室,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争名矣;用百里之地,则千里国不与之争胜矣;棰笞暴国,一齐天下,莫之能倾,是大儒之勋。其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检应变曲当,与时迁徙,与世偃仰,千举万变,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闻学,行无正义,迷迷然以富利为隆,是俗人也。逢衣博带,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谬学杂,其衣冠言行,为已同于世俗,而不知其恶也,言谈议说,已无异于老墨,而不知分,是俗儒者也。法先王,一制度,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济法教之所不及、闻见之所未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内不自诬,外不诬人,以是尊贤敬法,而不敢怠傲焉,是雅儒者也。法先王,依礼义,以浅持博,以一行万;苟有仁义之类,虽鸟兽若别黑白;奇物变怪,所未尝闻见,卒然起一方,则举统类以应之,无所疑;援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符节,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里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定于一朝之间。《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亦可谓大儒已矣。
造父是天下最善于驾车的人,但没有车马,就无法显示他的驾车本领。后羿是天下最善于射箭的人,但没有弓箭,就无法显示他的射箭技巧。那些大儒,是善于治理天下的人,没有百里见方的土地,就无法显示他们的功绩。如果车马坚固优良,但却不能到达千里之外,那就不是造父的驾车技术了。如果弓箭调好,靶心瞄准,但却不能射得远又射得准,那就不是后羿的射箭技术了。如果有百里见方的土地,却不能治理好天下、制服四方蛮夷,那就不是大儒了。那些大儒,即使隐居在偏僻的陋巷里,连插根锥子的地方都没有,但王公贵族们也不能和他争名;如果用百里见方的土地让他治理,那么千里见方的国家就不能和他争胜了;他能够惩治暴虐的国家,统一天下,无人能够动摇他,这就是大儒的功绩。他说话有根据,行为有礼仪,做事不后悔,他坚持原则而又能灵活应变,适应时代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调整自己的策略,尽管千变万化,但他的道理始终如一,这就是大儒的规范。因此,有俗人、有俗儒、有雅儒、有大儒。耳朵不去听学问,行为不讲正义,糊里糊涂地只以追求财富利益为重要,这是俗人。穿着宽大的衣服,束着博大的带子,表面上模仿先王的做法,而实际上足以扰乱社会,他们的技艺谬误,学问杂乱,他们的衣冠言行和普通人没有区别,却不知道自己的邪恶;他们的言谈议论和老聃、墨翟没有什么不同,却不知道加以区别,这是俗儒。他们效法先王,统一制度,言行都有大法可依,但他们的明智却不足以补救法制的不足、见闻的未及,知道的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内心不欺骗自己,外表不欺骗别人,以此尊敬贤人、敬畏法制,而不敢懈怠傲慢,这是雅儒。效法先王,依据礼义,用浅近的道理去把握广博的知识,用一条原则去处理万种事情;如果有类似仁义的事情,即使是鸟兽也能区别黑白;对奇异的事物和变化,即使从未听说过,突然发生在一方,也能用系统的方法去应对它,毫无疑惑;援引法制去衡量它,完全合乎法制的要求,这就是大儒。所以,君主如果任用俗人,那么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也会灭亡;如果任用俗儒,那么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就能保存;如果任用雅儒,那么千里见方的国家就能安定;如果任用大儒,那么百里见方的土地就能长治久安,三年之后,天下的诸侯都会来归顺;如果用大儒治理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那么一切举措都可在早晨决定而晚上实行。《诗经》上说:“周朝虽然是旧的国家,但它的使命在于革新。”周文王也可以称为大儒了。
楚成王读书于殿上,而伦扁在下,作而问曰:“不审主君所读何书也?”成王曰:“先圣之书。”伦扁曰:“此真先圣王之糟粕耳!非美者也。”成王曰:“子何以言之?”伦扁曰:“以臣轮言之。夫以规为圆,矩为方,此其可付乎子孙者也。若夫合三木而为一,应乎心,动乎体,其不可得而传者也。则凡所传,真糟粕耳。故唐虞之法,可得而考也,其喻人心,不可及矣。”《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孰能及之!
楚成王在殿堂上读书,伦扁在下面做车轮,他站起身问道:“请问大王读的是什么书?”成王说:“是先圣的书。”伦扁说:“这不过是先圣的糟粕罢了,不是最好的东西。”成王说:“你怎么能这样说呢?”伦扁说:“我根据自己做车轮的事来说明。用圆规来画圆,用曲尺来画方,这是可以传授给子孙的。至于把三块木头凑在一起,做出车轮来,那必须用心思考,用体力去操作,这是不能传授给别人的。所以,从古代圣王那里传下来的,只是他们糟粕的东西罢了。因此,唐尧、虞舜的法制,是可以考察的,但他们那种善于体会人心的高超境界,是不能企及的。”《诗经》上说:“上天行事,没有声音,没有气味。”这种境界,又有谁能达到呢!
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子而不进。师襄子曰:“夫子可以进矣!”孔子曰:“丘已得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天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数矣,未得其意也。”有间,复曰:“夫子可以进矣!”曰:“丘已得其人矣,未得其类也。”有间,曰:“邈然远望,洋洋乎!翼翼乎!必作此乐也,默然思,戚然而怅,以王天下,以朝诸侯者,其惟文王乎?”师襄子避席再拜曰:“善!师以为文王之操也。”孔子持文王之声,知文王之为人。师襄子曰:“敢问何以知其文王之操也?”孔子曰:“然。夫仁者好伟,和者好粉,智者好弹,有殷懃之意者好丽。丘是以知文王之操也。”
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学了十天仍没有进步。师襄子说:“你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孔子说:“我已经熟悉了乐曲的形式,但还没有掌握演奏的技巧。”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说:“你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孔子说:“我已经掌握了演奏的技巧,但还没有领会乐曲的意趣。”又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又说:“你可以增加学习的内容了。”孔子说:“我已经领会了乐曲的意趣,但还没有掌握乐曲的作者。”又过了一段时间,孔子凝望着远方,说:“他巍然高大,目光深远,志向宏大,除了周文王,还有谁能创作这样的乐曲呢?”师襄子离开座位,拜了两拜说:“好!老师认为这就是文王的乐曲。”孔子通过弹奏文王创作的乐曲,了解了文王的为人。师襄子说:“请问你是怎么知道这是文王的乐曲的?”孔子说:“是这样的。品德高尚的人喜欢庄重严肃的音乐,性格温和的人喜欢和谐的音乐,聪明的人喜欢机智的音乐,感情丰富的人喜欢详尽的音乐。我是根据这些方面,知道文王创作乐曲的。”
传曰:闻其末而达其本者、圣也。纣之为主,劳民力,冤酷之令加于百姓,憯凄之恶施于大臣,群下不信,百姓疾怨,故天下叛,而愿为文王臣,纣自取之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及周师至,而令不行乎左右,悲夫!当是之时,索为匹夫,不可得也。《诗》曰:“天位殷适,使不侠四方。”
史书上记载说:听到事情的结果就能推知事情本原的,是圣人。纣王作为君主,使民众劳苦,在百姓身上施加残酷暴虐的政令,对大臣施加令人痛苦不堪的刑罚,群臣不信任他,百姓怨恨他,所以天下人都背叛他,而愿意做文王的臣民,这是纣王自己造成的恶果。他身为尊贵的天子,拥有天下,可是等到周军一到,他连命令身边人的权力都没有了,真是可悲啊!在那个时候,他想做一个普通百姓,也是办不到的。《诗经》上说:“天命殷王,让四方百姓都不拥护他。”
夫五色虽明,有时而渝;丰交之木,有时而落;物有成衰,不得自若。故三王之道,周而复始,穷则反本,非务变而已,将以止恶扶微,绌缪沦非,调和阴阳,顺万物之宜也。《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
尽管五色非常鲜明,但到一定时候也会褪色;枝叶茂盛的树木,到一定时候也会落叶;万物有盛有衰,不可能永远保持原样。所以夏、商、周三代的治国之道,周而复始地循环,行不通时就要回到根本,并不是追求变革,而是用它来遏制恶行,扶持衰微,去掉谬误,纠正错误,调和阴阳,顺应万物发展的需要。《诗经》上说:“勤勉的君王,维护四方的纲纪。”
礼者、则天地之体,因人情而为之节文者也。无礼,何以正身?无师、安知礼之是也。礼然而然,是情安于礼也;师云而云,是知若师也。情安礼,知若师,则是君子之道。言中伦,行中理,天下顺矣。《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
礼就是模仿天地的形体,根据人情世故而制定的一种规范制度。没有礼,怎么能端正自身呢?没有老师,怎么能知道礼是否正确呢?礼就是应该这样的,这是因为人的感情符合于礼;老师怎么说就怎么说,这是因为理智符合于老师。感情符合于礼,理智符合于老师,这就是君子的正道。说话符合伦理,做事符合道理,天下就顺服了。《诗经》上说:“不知道什么是对,不知道什么是错,只要符合上帝的法则就行了。”
上不知顺孝,则民不知反本。君不知敬长,则民不知贵亲。禘祭不敬,山川失时,则民无畏矣。不教而诛,则民不识劝也。故君子修身及孝,则民不倍矣。敬孝达乎下,则民知慈爱矣。好恶喻乎百姓,则下应其上,如影响矣。是则兼制天下,定海内,臣万姓之要法也,明王圣主之所不能须臾而舍也。《诗》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惟则。”
君主如果不知道顺从上辈、孝敬长辈,那么民众就不知道返回忠孝的本原。君主如果不知道尊敬长辈,那么民众就不知道重视父母。如果祭祀祖宗时态度不恭敬,祭山川时又不按时,那么民众就会无所畏惧。不进行教育就实行惩罚,民众就不知道受劝勉。所以,君子要修养身心,做到孝敬长辈,那么民众就不会背叛君主了。君主把孝敬长辈的道理推行到下级,那么民众就会懂得慈爱了。君主的好恶如果让百姓都明白,那么下级就会应和上级,就像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响应声音一样。这就是统一天下、安定海内、臣服万民的关键方法,也是贤明的君主不能片刻舍弃的。《诗经》上说:“成王有诚信,成为天下的榜样,永远想着孝道,孝道就是法则。”
成王之时,有三苗贯桑而生,同为一秀,大几满车,长几充箱。成王问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几三年,累有越尝氏重九译而至,献白雉于周公:“道路悠远,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达也,故重译而来。”周公曰:“吾何以见赐也?”译曰:“吾受命国之黄发曰:‘久矣!天之不迅风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于兹矣!意者、中国殆有圣人,盍往朝之!’于是来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来。《诗》曰:“于万斯年,不遐有佐”。
周成王时,三苗地方的桑树上生长出了连理枝,几个树头同在一枝上,长出的果实很大,几乎要装满车子,长出的树枝几乎要充满箱子。成王问周公说:“这是什么东西?”周公说:“三苗的桑树长在同一枝上,大概天下将要统一了吧。”过了不到三年,远方有个越尝氏部落,经过多次翻译才来到周朝,向周公献上白雉,说:“道路遥远,山川阻隔,恐怕使者不能到达,所以多次翻译才来到这里。”周公说:“我有什么可以赐给你们的呢?”翻译说:“我们国家的老人说:‘老天很久不下疾风骤雨了,大海也不起波浪了,已经三年了。大概中原地区有圣人出现了吧,何不前去朝拜他!’所以我们来了。”周公就恭敬地询问他们来的原因。《诗经》上说:“周朝国运万年长,四方诸侯来辅佐。”
登高临深,远见之乐,台榭不如丘山所见高也;平原广望,博观之乐,沼池不如川泽所见博也。劳心苦思,从欲极好,靡财伤情,毁名损寿,悲夫伤哉!穷君之反于是道,而愁百姓。《诗》曰:“上帝板板,下民卒瘅。”
登上高台、面临深谷,遥望远方以得到乐趣,那么楼台亭阁就不如高山看得高远;在平原上远望,获得视野开阔的乐趣,那么池塘就不如河流湖泊看得宽广。费尽心思,为所欲为,极力追求享乐,耗尽钱财,伤害身体,败坏名声,减少寿命,真是悲哀啊!使君主陷入这种境地,百姓也深受其苦。《诗经》上说:“上帝反复无常,百姓困苦不堪。”
儒者、儒也,儒之为言无也,不易之术也,千举万变,其道不穷,六经是也。若夫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夫妇之别,朋友之序,此儒者所谨守、日切磋而不舍也。虽居穷巷陋室之下,而内不足以充虚,外不足以盖形,无置锥之地,明察足以持天下,大举在人上,则王公之材也,小用使在位,则社稷之臣也,虽岩居穴处,而王侯不能与争名,何也?仁义之化存尔。如使王者听其言,信其行,则唐虞之法可得而观,颂声可得而听。《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取谋之博也。
儒家学者就是儒雅的人,儒的含义就是柔,“儒”这个字就说明他们具有恒常不变的原则,即使千变万化,他们的原则也不会穷尽,六经就体现了这一点。至于君臣的义理,父子的亲情,夫妇的分别,朋友的顺序,这是儒家学者谨慎遵守、每日钻研而不放弃的。即使他们居住在偏僻简陋的巷子里,家里贫穷得连饭都吃不饱,衣服也穿不暖,连插锥子的地方都没有,但他们有洞察一切的明智,足以治理天下。如果让他们做大事,他们的能力足以做帝王,如果让他们做小事,他们的能力也足以做国家的重臣。即使他们隐居在山洞或地穴里,王侯也不能与他们争名,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仁义之德足以感化人。如果君王能听取儒家学者的言论,相信他们的行为,那么唐尧、虞舜那样的政治就可以实现,颂扬声也可以听到。《诗经》上说:“古代贤人有话讲,向割草打柴人请教。”这就是指要广泛听取意见。
传曰:天子居广厦之下,帷帐之内,旃茵之上,被?舄,视不出阃,莽然而知天下者,以其贤左右也。故独视不若与众视之明也,独听不若与众听之聪也,独虑不若与众虑之工也。故明主使贤臣辐凑并进,所以通中正而致隐居之士。《诗》曰:“先民有言,询于刍荛。”此之谓也。
史书上说:天子居住在宽敞的大屋之下,帷帐之内,柔软的垫子上,盖着柔软的被子,穿着柔软的鞋子,眼睛不离开门槛,却能清楚地了解天下大事,这是因为他们身边有贤能的辅佐大臣。所以,独自观察不如大家观察看得清楚,独自听闻不如大家听闻听得真切,独自思考不如大家思考想得周密。因此,明智的君主让贤能的大臣像车轮的辐条一样聚集在自己身边,共同为国家出力,这样就能通达正确的治国之道,并吸引隐居的贤士来为国家效力。《诗经》上说:“古代贤人有话讲,向割草打柴人请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天设其高,而日月成明;地设其厚,而山陵成名;上设其道,而百事得序。自周衰坏以来,王道废而不起,礼义绝而不继。秦之时,非礼义,弃诗书,略古昔,大灭圣道,专为苟妄,以贪利为俗,以较猎为化,而天下大乱,于是兵作而火起,暴露居外,而民以侵渔遏夺相攘为服习,离圣王光烈之日久远,未尝见仁义之道,被礼义之风,是以嚚顽无礼,而肃敬日益凌迟,以威武相摄,妄为佞人,不避祸患,此其所以难治也。人有六情:目欲视好色,耳欲听宫商,鼻欲嗅芬香,口欲嗜甘旨,其身体四肢欲安而不作,衣欲被文绣而轻暖,此六者、民之六情也,失之则乱,从之则穆。故圣王之教其民也,必因其情,而节之以礼,必从其欲,而制之以义,义简而备,礼易而法,去情不远,故民之从命也速。孔子知道之易行,曰:“《诗》云:‘牖民孔易。’非虚辞也。”
天设置了它的高远,日月因此得以明亮;地设置了它的深厚,山陵因此得以成名;君主设置了他的道,百事因此得以有序。自从周朝衰败以来,王道荒废不再兴起,礼义断绝不再继续。秦朝之时,不讲礼义,抛弃诗书,忽略古代传统,彻底毁坏圣道,只追求苟且狂妄,以贪图利益为风俗,以打猎为教化,于是天下大乱,因此战争爆发而烽火四起,百姓流离失所,生活在野外,百姓之间以侵夺掠夺相互争夺为习俗,离圣王光辉的时代已很久远,不曾见过仁义之道,不曾感受过礼义之风,因此百姓愚昧顽固不讲礼义,而严肃恭敬日益衰败,以威武来相互威慑,任意妄为地做奸佞之人,不避祸患,这就是他们难以治理的原因。人有六种情感:眼睛想要看美好的颜色,耳朵想要听宫商之音,鼻子想要嗅芬芳之气,口想要吃甘甜的食物,身体四肢想要安逸而不劳作,衣服想要穿绣有花纹的且轻便暖和的,这六种是百姓的六种情感,失去了它们就会混乱,顺着它们就会和谐。所以圣王教化百姓,必定根据他们的情感,用礼来节制他们,必定顺从他们的欲望,用义来制约他们,义简约而完备,礼简易而合法,离百姓的情感不远,所以百姓服从命令就迅速。孔子知道这个道理容易实行,说:“《诗经》上说:‘开导百姓很容易。’这不是空话。”
茧之性为丝,弗得女工燔以沸汤,抽其统理,不成为丝。卵之性为雏,不得良鸡覆伏孚育,积日累久,则不成为雏。夫人性善,非得明王圣主扶携,内之以道,则不成为君子。《诗》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言惟明王圣主然后使之然也。
蚕茧的本性是能抽出丝来,但如果不让女工用沸水煮它,抽出它的丝缕,就不能成为丝。鸡蛋的本性是能孵出小鸡来,但如果没有好的母鸡来孵化它,日子久了,也不能成为小鸡。人的本性是善良的,但如果没有贤明的君主扶持引导,用道德来熏陶他,就不能成为君子。《诗经》上说:“上天生育了众民,他们的命运不是可以预先确定的。开始时没有一个不是好的,但很少能有好结果的。”这就是说只有贤明的君主才能使他们成为君子。
智如泉源,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智可以砥,行可以为辅弼者、人友也。据法守职,而不敢为非者、人吏也。当前决意,一呼再喏者、人隶也。故上主以师为佐,中主以友为佐,下主以吏为佐,危亡之主以隶为佐。语曰:“渊广者、其鱼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观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见,同音相闻,同志相从,非贤者莫能用贤。故辅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机,得失之要也,可无慎乎!《诗》曰:“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智慧如泉源般涌流不断,行为可以作为表率的人,可以称为老师。智慧可以砥砺他人,行为可以作为辅助的人,可以称为朋友。能够依据法律、恪守职责,而不敢做违法乱纪的事的人,可以称为官吏。只能奉命行事,随声附和的人,可以称为仆役。因此,英明的君主以老师为辅佐,中等的君主以朋友为辅佐,下等的君主以官吏为辅佐,面临危亡的君主则以仆役为辅佐。俗话说:“渊深水广的地方鱼也大,君主英明,他的臣子就智慧。”彼此观察而志趣相投,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所以,同样明智的人才能互相了解,同样的声音才能互相听到,志趣相同的人才能互相跟从,不是贤明的人就不能任用贤人。因此,君主左右辅佐和任用的人,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得失的关键,能不慎重吗!《诗经》上说:“不发扬你的美德,就无人与你相背相侧;你的美德不发扬,就无人与你相陪相辅。”
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汤以殷王,纣以殷亡。故无常安之国,宜治之民,得贤则昌,不肖则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镜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夫知恶往古之所以危亡,而不袭蹈其所以安存者、则无以异乎却行而求逮于前人。鄙语曰:“不知为吏,视已成事。”或曰:“前车覆,后车不诫,是以后车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为之。故殷可以鉴于夏,而周可以鉴于殷。《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
过去,禹使夏兴盛,桀使夏灭亡;汤使殷兴盛,纣使殷灭亡。因此,没有永远安定的国家,也没有永远易于治理的百姓。得到贤人国家就昌盛,得到不肖之徒国家就灭亡,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明镜是用来照人的形体的,古代的事情是用来了解今天的。知道厌恶古代之所以危亡的原因,而不重蹈覆辙,去行古代之所以安存的政策,那就同倒退着走而想追上前面的人一样。俗话说:“不懂怎样当官的人,看看过去的事情就知道了。”有人说:“前面的车子翻了,后面的车子不引以为戒,所以后面的车子也翻了。”所以,夏灭亡的原因而殷去做了,殷灭亡的原因而周又去做了。因此,殷可以借鉴夏的教训,周可以借鉴殷的教训。《诗经》上说:“殷朝的借鉴并不远,就在夏朝的后代身上。”
传曰:骄溢之君寡忠,口惠之人鲜信。故盈把之木无合拱之枝,荣泽之水无吞舟之鱼,根浅则枝叶短,本绝则枝叶枯。《诗》曰:“枝叶未有害,本实先拨。”祸福自己出也。
史书上说:骄横自满的君主很少有忠诚的臣子,只说不做的人很少有信用。所以一把粗的树木没有两臂合抱的树枝,水浅的地方没有能吞舟的大鱼,树根不牢固枝叶就短小,根本断绝枝叶就枯萎。《诗经》上说:“枝叶本身没有害处,是树根先被拔掉了。”祸福都是自己招致的。
水渊深广,则龙鱼生之;山林茂盛,则禽兽归之;礼义修明,则君子怀之。故礼及身而行修,礼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扶身,则贵名自扬,天下顺焉,令行禁止,而王者之事毕矣。《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夫此之谓也。
水渊深广,龙鱼就会生长;山林茂盛,禽兽就会归附;礼义修明,君子就会怀念。所以礼义影响到自身,行为就会美好;礼义影响到国家,政治就会清明。能用礼义来规范自身,好的名声就会自然传扬,天下人就会归顺,政令一出就通行无阻,君王的职事就完成了。《诗经》上说:“君主有了美好的德行,四方国家都会归顺。”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孔子曰:“夫谈说之术:齐庄以立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待之,辟称以喻之,分以明之,欢忻芬芳以送之,宝之珍之,贵之神之,如是、则说恒无不行矣,夫是之谓能贵其所贵。若夫无类之说,不形之行,不赞之辞,君子慎之。”《诗》曰:“无易由言,无曰苟矣。”
孔子说:“游说的技巧是:以严肃庄重的态度来建立威信,以端正真诚的态度来待人处事,以坚定顽强的态度来等待时机,用巧妙的譬喻来阐明事理,用条分缕析的方法来明确是非,以令人喜悦的言辞来进献意见,把它看得如同珍宝,把它尊为神圣,这样做,游说就能常常成功,这就叫做能看重自己应该看重的东西。至于那些不伦不类的言论,暧昧不明的行为,不加称颂的言辞,君子是应当谨慎的。”《诗经》上说:“不要轻率地说话,不要说‘差不多’就行。”
夫百姓内不乏食,外不患寒,则可教御以礼义矣。《诗》曰:“蒸畀祖妣,以洽百礼。”百礼洽则百意逐,百意逐则阴阳调,阴阳调则寒暑均,寒暑均则三光清,三光清则风雨时,风雨时则群生宁,如是、则天道得矣。是以不出户而知天下,不窥牖而知天道。《诗》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于铄王师,遵养时晦。”言相养之至于晦也。
百姓在内不缺乏食物,在外不忧虑寒冷,就可以教他们学习礼义了。《诗经》上说:“进献丰盛的食物给祖先,以完满地完成各种礼节。”各种礼节都完善,各种意愿都能得到满足,各种意愿都得到满足,阴阳就会调和,阴阳调和,寒暑就会均衡,寒暑均衡,日、月、星三光就会清明,三光清明,风雨就会适时,风雨适时,万物生灵就会安宁。这样,就掌握了自然规律。因此,不走出家门就能了解天下,不望窗外就能知道自然规律。《诗经》上说:“只有这位圣人,他的声誉能传遍百里。强大的王师,能随时休整力量,以待时机。”说的是圣人能相互培养力量,以待时机。
天有四时:春夏秋冬,风雨霜露,无非教也。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曰:“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维申及甫,维周之翰。四国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名。《诗》曰:“明明天子,令闻不己。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此大王之德也。
天有四季:春、夏、秋、冬,风雨霜露,都是用来教育人的。自身清正明察,意志如神,各种欲望要到来时,都有征兆可察。天适时降雨,山川就会出云。《诗经》上说:“高高的嵩山,山峰直插云天。高山降下神灵,生了甫侯和申伯。申伯和甫侯,是周王朝的重臣。他们作为四方诸侯的屏障,宣扬周王朝的恩德。”这是文王、武王的德行。夏、商、周三代的君王,必定先树立美好的名声。《诗经》上说:“圣明的天子,美名传四方。发扬他的文治,使四方国家和谐。”这是大王的德行。
蓝有青,而丝假之,青于蓝;地有黄,而丝假之,黄于地。蓝青地黄,犹可假也,仁义之事,不可假乎哉!东海之鱼,名曰鲽,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达。北方有兽,名曰娄,更食而更视,不相得,不能饱。南方有鸟,名曰鹣,比翼而飞,不相得,不能举。西方有兽,名曰蟨,前足鼠,后足兔,得甘草,必衔以遗蛩蛩距虚,其性非能蛩蛩距虚,将为假之故也。夫鸟兽鱼犹相假,而况万乘之主而独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与之为伍,则岂不病哉!故曰:以明扶明,则升于天;以明扶闇,则归其人;两瞽相扶,不伤墙木,不陷井阱,则其幸也。《诗》曰:“惟彼不顺,征以中垢。”闇行也。
蓝草有青色,而丝从蓝草中提取颜色,丝的颜色比蓝草更青;大地有黄色,而丝从大地中提取颜色,丝的颜色比大地更黄。蓝草的青色、大地的黄色,尚且可以假借来取得,仁义之事,难道不可以假借来做吗?东海中有一种鱼,名叫鲽,它们要并排着游才能行走,如果双方不配合,就不能到达目的地。北方有一种野兽,名叫娄,它们要轮换着吃东西和看东西,如果双方不配合,就不能吃饱。南方有一种鸟,名叫鹣,它们要并排着翅膀才能飞翔,如果双方不配合,就不能飞起来。西方有一种野兽,名叫蟨,它的前脚像老鼠的脚,后脚像兔子的脚,找到甘草,必定用嘴衔着送给蛩蛩和距虚吃,它的本性并不是为了蛩蛩和距虚,而是因为它们要互相帮助的缘故。鸟兽鱼尚且要互相帮助,何况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君,竟然不知道重用天下的英雄豪杰,与他们同甘共苦,那岂不悲哀吗!所以说,用明智帮助明智,那么就可以飞升到天上;用明智帮助愚昧,那么就可以使愚昧的人归附;两个瞎子互相帮助,只要不碰伤墙壁树木,不陷入陷阱,那就是万幸了。《诗经》上说:“由于那个君王不贤明,我用中正的道理去征伐他。”这就是说要去帮助那些不贤明的君王啊!
福生于无为,而患生于多欲。知足、然后富从之,德宜君人,然后贵从之。故贵爵而贱德者,虽为天子,不尊矣;贪物而不知止者,虽有天下,不富矣。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泽之出有尽,怀不富之心,而求不益之物;挟百倍之欲,而求有尽之财,是桀纣所以失其位也。《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
福分产生于无所作为,而祸患产生于多欲。知足,然后财富就会随之而来;德行适宜于统治人民,然后尊贵就会随之而来。所以,只看重爵位而轻视德行的人,即使做了天子,也不会得到尊敬;贪图财物而不知停止的人,即使拥有天下,也不会富足。土地所生产的东西不会增加,山林水泽所出产的东西是有限的,怀着不满足之心,去追求不会增加的东西;带着百倍的贪欲,去追求有限的财物,这就是夏桀、商纣丧失王位的原因。《诗经》上说:“大风刮得很猛烈,贪婪的人最终要败坏同类。”
哀公问于子夏曰:“必学然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则五帝有师乎?”子夏曰:“臣闻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乎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武王学乎太公,周公学乎虢叔,仲尼学乎老聃。此十一圣人,未遭此师,则功业不能着乎天下,名号不能传乎后世者也。”《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
鲁哀公问子夏说:“一定要学习然后才能安定国家、保护百姓吗?”子夏说:“不学习而能安定国家、保护百姓的人,从来没有过。”哀公说:“那么五帝也有老师吗?”子夏说:“我听说黄帝向大坟学习,颛顼向禄图学习,帝喾向赤松子学习,尧向务成子附学习,舜向尹寿学习,禹向西王国学习,汤向贷乎相学习,文王向锡畴子斯学习,武王向太公学习,周公向虢叔学习,仲尼向老聃学习。这十一位圣人,如果没有遇到这些老师,他们的功业就不能在天下显赫,他们的名号就不能流传到后世。”《诗经》上说:“不犯错误,也不忘却,一切遵循旧有的规章。”
德也者、包天地之大,配日月之明,立乎四时之周,临乎阴阳之交。寒暑不能动也,四时不能化也,歛乎太阴而不湿,散乎太阳而不枯。鲜洁清明而备,严威毅疾而神,至精而妙乎天地之间者、德也,微圣人,其孰能与于此矣。《诗》曰:“德輶如毛,民鲜克举之。”
所谓“德”,它包容着天地的广大,具有日月的光辉,它确立在四时循环的周期之中,降临在阴阳二气交合的地方。寒暑不能使它动摇,四时不能使它变化,它收敛在太阴而不潮湿,它散布在太阳而不干枯。它纯洁、鲜明、清明而完备,它庄重、威严、刚强、迅速而神奇。它是天地间最精微、最神妙的东西,这就是“德”。除了圣人,谁还能具有这种“德”呢?《诗经》上说:“德轻如鸿毛,百姓却很少能举起来。”
如岁之旱,草不溃茂,然天勃然兴云,沛然下雨,则万物无不兴起之者。民非无仁义根于心者也,王政怵迫,而不得见,忧郁而不得出。圣王在,彼躧舄,视不出合,而天下随,倡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应哉!《诗》曰:“如彼岁旱,草不溃茂。” 
如果遇上干旱的年头,草木不会茂盛,但是天忽然涌起乌云,下起大雨,那么万物没有不因此而生长起来的。百姓并非没有仁义之心,而是由于君王的政令急促,使他们无法显现,他们内心忧郁而无法表达出来。圣明的君王在位,他悠闲自得,面容和悦,不用出门,天下人都会归附他;他倡导,天下人就会响应,为什么在这里,君王却得不到响应呢!《诗经》上说:“就像那干旱的年头,草木不会茂盛。”
“道者,何也?”曰:“君之所道也。”“君者,何也?”曰:“群也。为天下万物而除其害者、谓之君。”“王者何也?”曰:“往也。天下往之,谓之王。”曰:“善养生者、故人尊之;善辩治人者,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故人亲之;善粉饰人者、故人乐之。四统者具,天下往之,四统无一,而天下去之,往之谓之王,去之谓之亡,故曰: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夫省工商,众农人,谨盗贼,除奸邪,是所以生养之也。天子三公,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职,莫不治理,是所以辩治之也。决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贤以为三公,贤以为诸侯,次则为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修冠弁衣裳,黼黻文章,琱琢刻镂,皆有等差,是所以粉饰之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称其能,得其意,安乐其事,是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累味而备珍,则圣人所以分贤愚,明贵贱。故道得则泽流群生,而福归王公,泽流群生,则下安而和,福归王公,则上尊而荣,百姓皆怀安和之心,而乐戴其上,夫是之谓下治而上通,下治而上通,颂声之所以兴也。”《诗》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
“道是什么呢?”孟子回答说:“是君王所应遵循的道路。”“君王是什么呢?”回答说:“君王,就是人群的意思。为天下万民兴利除害的人,就叫做君王。”“王是什么呢?”回答说:“王就是归往的意思。天下万民都归往他,就叫做王。”又说:“善于养生的人,人们就会尊敬他;善于治理百姓的人,人们就会拥护他;善于任用贤人的人,人们就会亲近他;善于修饰仪容的人,人们就会喜欢他。这四种美德都具备了,天下万民就会归附他;这四种美德一样也没有,天下万民就会背弃他。天下万民归附他就叫做王,背弃他就叫做亡。所以说:‘道义存在,那么国家就存在;道义不存在,那么国家就灭亡。’因此,减少工商业,增加农业人口,谨慎地防范盗贼,消除奸邪之人,这是用来生养百姓的。天子有三公,诸侯有一个国相,大夫独掌官职,士人坚守职位,没有不治理得好的,这是用来治理百姓的。根据德行来确定名分,衡量才能来授予官职,贤能的人就让他做三公,贤能的人就让他做诸侯,次一等的人就让他做大夫,这是用来任用贤人的。修饰冠冕衣裳,使上面的花纹色彩鲜艳,雕刻刻镂,都各有等级差别,这是用来修饰仪容的。所以从天子到平民百姓,没有不衡量自己的才能来尽自己的职责,满足自己的心愿,乐于做自己的工作的,这是大家的共同之处。至于使颜色重重叠叠而形成美丽的花纹,积累各种味道而具备各种珍美的食品,那是圣人用来区分贤人和愚人的,用来表明尊贵和卑贱的。所以,道义得到实行,恩泽就会遍及百姓,福禄就会归于君王;恩泽遍及百姓,那么百姓就会安定和睦;福禄归于君王,那么君王就会尊贵荣耀。百姓都怀着安定和睦的心,乐于拥戴他们的君王,这就叫做下面治理得好而上面政令畅通。下面治理得好而上面政令畅通,歌颂的声音就会兴起。《诗经》上说:‘天降福禄多又繁,仪表威严好又端。已经吃饱又喝足,福禄源源来不断。’”
圣人养一性而御夫气,持一命而节滋味,奄治天下,不遗其小,存其精神,以补其中,谓之士。《诗》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言得中也。
圣人修养一种本性而驾驭各种情绪,保持一种天命而调节饮食的滋味,治理天下,连最细小的事物也不遗漏,保存他的精神,用它来充实内心,这样的人叫做士。《诗经》上说:“不急躁也不慢吞吞,不刚强也不柔弱。”说的是能够保持中庸之道。
朝廷之士为禄,故人而不出,山林之士为名,故往而不返。入而亦能出,往而亦能返,通移有常,圣也。《诗》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言得中也。
朝廷中的士人是为了俸禄,所以虽然身处朝廷却不愿出来;山林中的隐士是为了名声,所以虽然隐居山林却不愿返回朝廷。能够入朝做官也能退出,能够隐居山林也能复出,进退自如,始终如一,这就是圣人。《诗经》上说:“不急躁也不慢吞吞,不刚强也不柔弱。”说的是能够保持中庸之道。
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君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孔子曰正假马之言,而君臣之义定矣。《论语》曰:“必也正名乎!”《诗》曰:“君子无易由言。”
孔子陪坐在季孙氏身旁。季孙氏的家臣通说:“国君派人向您借马,您借给他吗?”孔子说:“我听说,国君向臣子索取东西,称为‘取’,而不称为‘借’。”季孙氏醒悟过来,告诉家臣通说:“今后国君有索取,就称为‘取’,不要再说‘借’。”孔子纠正了借马的措辞,君臣之间的名分就确定了。《论语》上说:“一定要纠正名分称谓啊!”《诗经》上说:“君子不要轻率地讲话。”

诗外传卷六

比干谏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为之,不祥莫大焉。”遂解发佯狂而去。君子闻之,曰:“劳矣!箕子!尽其精神,竭其忠爱,见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诗》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比干多次劝谏纣王而被杀。箕子说:“知道不被任用却仍然进谏,这是愚蠢;杀身来显示君主的丑恶,这是不忠;既不能进谏又要不被杀身,这是不可能的。可是比干却这样做了,这是最不幸的了。”于是箕子便剪发装疯,被囚禁起来而设法逃走。君子听说后说:“真辛苦啊!箕子!他竭尽了他的智慧,竭尽了他的忠诚,看到了比干的遭遇,而能保全自己的性命,这是仁义的最高境界了。”《诗经》上说:“人们也有这样的话,没有哪个哲人不显得愚蠢。”
齐桓公见小臣,三往不得见。左右曰:“夫小臣、国之贱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见,其可已矣!”桓公曰:“恶!是何言也!吾闻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贵,不轻身于万乘之君;万乘之君不好仁义,不轻身于布衣之士。纵夫子不欲富贵,可也,吾不好仁义、不可也。”五往而得见也。天下诸侯闻之,谓桓公犹下布衣之士,而况国君乎!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诗》曰:“有觉德行,四国顺之。”
齐桓公召见一个叫稷的小臣,去了三次也没有见到。左右的人说:“稷,是国家的贱臣,您去了三次都没有见到他,算了吧!”桓公说:“不对。我听说,平民百姓不愿接受富贵,就不会轻视国君;国君不重视仁义,就不会轻视平民百姓。即使稷先生不愿接受富贵,还可以;如果是我没有仁义之心,那就不可以了。”桓公去了五次才见到稷。天下的诸侯听说这件事后,就说:“桓公对平民百姓尚且能屈驾前往拜访,何况对诸侯国呢?”于是纷纷前来朝见,没有不来的。桓公之所以能九次会合诸侯,匡正整个天下的原因,就是这个。《诗经》上说:“君主有美好的德行,四方诸侯都会归顺他。”
赏勉罚偷,则民不怠;兼听齐明,则天下归之。然后明其分职,考其事业,较其官能,莫不理法,则公道达而私门塞,公义立而私事息。如是、则持厚者进,而佞谄者止,贪戾者退,而廉洁者起。周制曰:“先时者、死无赦;不及时者、死无赦。”人习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错也。故曰:职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乱,兼听齐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则群下百吏莫不修己然后敢安仕,成能然后敢受职,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属,莫不反悫,夫是之谓政教之极,则不可加矣。《诗》曰:“吁谟定命,远犹辰告。敬慎威仪,惟民之则。”
奖赏勉励勤勉的人,惩罚偷懒的人,百姓就不会懈怠;听取各方面意见,明察是非真伪,天下人就会归顺。然后明确各自的职责,考核他们的工作成绩,衡量他们的才能,使他们都遵循礼法,那么公正的道理就能畅行无阻,而私门之请就会被堵塞;公正的道理树立了,而徇私的事情就会消失。像这样,那么忠厚老实的人就会得到进用,而奸佞谄媚的人就会停止活动,贪婪暴戾的人就会退却,而廉洁奉公的人就会兴起。周朝的制度规定:“早于规定期限的人,死罪不赦;晚于规定期限的人,死罪不赦。”人们熟悉各种事务的情况,而按规定的期限办理事务,就如同耳、目、鼻、口一样,不能错乱。所以说,职责分明,百姓就不会懈怠;班次确定,次序就不会混乱;听取各方面意见,明察是非真伪,各种事情就不会积压。像这样,那么下属百官就没有谁敢不修养自己的品德而后才敢安心地做官,有了成绩而后才敢接受官职;小人会改变旧习,百姓会改变旧俗,奸邪的人也会变得忠厚老实,这就叫做政治教化的最高境界,达到了这种境界,就不能再超过它了。《诗经》上说:“文王考虑国家大事,制定出法令制度,反复斟酌,及时颁布。”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宽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断矣。”子贡执辔而问曰:“夫子未见由,而三称善,可得闻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畴草莱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尽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树木甚茂,此忠信以宽,其民不偷。其庭甚闲,此明察以断,故民不扰也。”《诗》曰:“夙兴夜寐,洒扫庭内。”
子路治理蒲邑三年,孔子经过那里。进入蒲邑的境界,孔子就称赞说:“仲由恭敬而有诚信了。”进入蒲邑的城邑,孔子又说:“仲由为政忠诚而有信用,宽厚待民了。”进入子路的公堂,孔子又说:“仲由明察是非而又能果断地处理政事。”子贡驾着车问孔子说:“老师您没有见到仲由,却三次称赞他,这其中的道理能给我们讲讲吗?”孔子说:“进入蒲邑的境地,看到田地草野都开辟出来了,这就是他恭敬而讲信用的表现,所以民众都尽力耕作。进入蒲邑的城邑,看到城墙房屋都很坚固美观,树木长得很茂盛,这是他忠诚而有信用,宽厚待民的表现,所以民众都不苟且偷生。进入他的公堂,看到办事的人很清闲,这是他明察是非而又能果断地处理政事,所以民众都不受惊扰。《诗经》上说,‘天不亮就起来,天黑了就休息,打扫庭院内外。’”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长怜孤、取舍好让、居事力者、命于其君,然后命得乘饰车骈马,未得命者、不得乘饰车骈马,皆有罚。故民虽有余财侈物,而无礼义功德,则无所用。故皆兴仁义而贱财利,贱财利则不争,不争则强不陵弱,众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乱斯止矣。《诗》曰:“质尔人民,谨尔侯度,用戒不虞。”
古代有规定:民众中那些能尊敬长辈、怜爱孤儿、有取有舍、乐于谦让、做事努力的人,被推荐给君主,得到君主的认可后,他们才可以乘坐装饰华丽的车子,并有马匹成队地跟随。没有得到君主认可的人,不能乘坐装饰华丽的车子,也不能有马匹成队地跟随,否则就要受到惩罚。所以,民众即使有多余的财富和奢侈的物品,但没有礼义功德,这些东西也就没有用处。因此,人们都崇尚仁义而轻视财物,轻视财物就不会争夺,不争夺就会使强者不欺凌弱者,人多的一方不欺压人少的一方,这就是君主能够效法古代制度而民众不犯法的原因。民众不犯法,那么混乱就会停止。《诗经》上说:“要教育好你的人民,谨慎地遵守你的法度,用来防止意外的祸患。”
天下之辩,有三至五胜,而辞置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悖;输公通意,扬其所谓,使人预知焉,不务相迷也。是以辩者不失所守,不胜者得其所求,故辩可观也。夫繁文以相假,饰辞以相悖,数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则论便然后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谓之隐;外意外身,谓之讳;几廉倚跌,谓之移;指缘谬辞,谓之苟;四者所不为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隐讳移苟,争言竞为而后息,不能无害其为君子也,故君子不为也。《论语》曰:“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诗》曰:“无易由言,无曰苟矣。”
天下的辩论,有三种情况能导致五方面的胜利,但言辞却处于次要地位。所谓辩论,就是辨别不同的类别,使它们不相妨害;排列不同的主张,使它们不相违背;陈述公正的道理,沟通双方的意见,发扬对方正确的观点,使对方预先明白,而不是使对方迷惑。所以辩论时,持论的一方不失掉自己的立场,不胜利的一方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样的辩论就可以使人观看了。如果故意用繁文缛节来互相欺骗,用华丽的辞藻来互相攻讦,用众多的比喻来转移话题,用诡辩之术来使人迷惑,使人不能表达出自己的意图,那么这种辩论方便了以后,祸害也就产生了。如果不说明白自己的意图而使人不知道,这叫做隐晦;用与本意无关的话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这叫做隐讳;用似是而非的言辞来混淆视听,这叫做转移话题;用似是而非的言辞来苟且应付,这叫做苟且。辩论时这四种方法都是不用的,所以道理才可以使人共同看到。隐晦、隐讳、转移话题、苟且,这些做法都是力争使自己取胜而对方失败才罢休,这不能不损害君子的形象,所以君子不采用这些方法。《论语》上说:“君子对于自己的言论,只求不随便罢了。”《诗经》上说:“不要轻率地说话,不要苟且地应答。”
吾语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贵,不以骄人;聪明圣知,不以幽人;勇猛强武不以侵人;齐给便捷,不以欺诬人。不能则学,不知则问,虽知必让,然后为知。遇君则修臣下之义,出乡则修长幼之义,遇长老则修弟子之义,遇等夷则修朋友之义,遇少而贱者则修告道宽裕之义。故无不爱也,无不敬也,无与人争也,旷然而天地苞万物也。如是、则老者安之,少者怀之、朋友信之。”《诗》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孙绳绳,万民靡不承。”
我告诉你:使人心服,居高位而尊贵的人,不以骄傲待人;聪明睿智的人,不以深奥难解来炫耀;勇猛强悍的人,不以侵犯他人来逞强;机警敏捷的人,不以欺骗作弄他人来显示自己。如果做不到,就向别人学习,不懂就问,即使懂了也要表现出谦虚的样子,这才是真正的聪明。遇到君王就尽臣子的义务,出门在外就遵守长幼的礼节,遇到长辈就尽弟子的礼节,遇到地位相同的人就尽朋友的礼节,遇到年幼和地位低的人就尽忠厚宽厚的礼节。所以,要无所不爱,无所不敬,不与人争斗,心胸宽广如同天地包容万物一样。如果能这样,那么老人就会安逸,年轻人就会得到关怀,朋友就会信任你。《诗经》上说:“对朋友友好,对平民百姓也照顾周到。子孙后代繁衍不绝,万民都受到恩泽。”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贤者则爱亲而敬之,遇不肖者则畏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悫而不害伤,则无接而不然,是仁之质也。仁以为质,义以为理,开口无不可以为人法式者。《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
仁爱的人必定尊敬别人。尊敬别人有一定的方法,遇到贤能的人就喜爱并尊敬他,遇到不贤的人就敬畏而疏远他,但尊敬的心是一样的,而内心的情感却有两种。至于那些忠诚老实、端庄谨慎而不伤害别人的人,无论接触谁都不会改变这种态度,这是仁的本质。以仁作为本质,以义作为行为准则,一言一行都可以成为别人的榜样。《诗经》上说:“不傲慢不贪残,很少有人不把他作为榜样。”
子曰:“不学而好思,虽知不广矣;学而慢其身,虽学不尊矣。不以诚立,虽立不久矣;诚未着而好言,虽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闻君子之道,隐小物以害大物者,灾必及身矣。”《诗》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
孔子说:“不学习而喜欢胡思乱想,即使有所知识也不会广博;学习了但骄傲自大,即使有所成就也不会有尊严。不以诚心待人,即使立身处世也不会长久;诚心还没有显露却喜欢夸夸其谈,即使说了也不会有人相信。有好的资质,却不懂得君子的道德,因小事而损害大事的人,灾祸必定会降临到他身上。”《诗经》上说:“他们又怎能有好结果,只会一同遭殃。”
民劳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国乱思天。《诗》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苍。”
人民劳苦就会想到安逸,政治暴虐就会想到仁爱,刑罚严酷就会想到安宁,国家混乱就会想到天命。《诗经》上说:“我们已没有什么力气,只有思念那高远的苍天。”
问者曰:“古之谓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犹言先醒也。不闻道术之人,则冥于得失,不知乱之所由,眊眊乎其犹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后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庄王谋事而居有忧色。申公巫臣问曰:‘王何为有忧也?’庄王曰:‘吾闻诸侯之德,能自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与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诸大夫之论,莫有及于寡人,是以忧也。’庄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诸侯,日犹恐惧,思索贤佐。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谓其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立,侍御者数十人,无不曰:吾君、丽者也。吾发言动事,朝臣数百人,无不曰:吾君、圣者也。吾外内不见吾过失,是以亡也。’于是改操易行,安义行道,不出二年,而美闻于宋,宋人迎而复之,谥为昭。此其后生者也。昔郭君出郭,谓其御者曰:‘吾渴,欲饮。’御者进清酒。曰:‘吾饥,欲食。’御者进干脯梁糗。曰:‘何备也!’御者曰:‘臣储之。’曰:‘奚储之?’御者曰:‘为君之出亡,而道饥渴也。’曰:‘子知吾且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谏也?’御者曰:‘君喜道谀,而恶至言。臣欲进谏,恐先郭亡,是以不谏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诚何哉?’御转其辞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贤。’曰:‘夫贤者所以不为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无贤而独贤,是以亡也。’伏轼而叹曰:‘嗟乎!失贤人者如此乎?’于是身倦力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备,疏行而去。身死中野,为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也。故先生者、当年霸,楚庄王是也。后生者、三年而复,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为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有后生者、有不生者。”《诗》曰:“听言则对,诵言如醉。”
问的人说:“古人称懂得道的人为‘先生’,这是为什么呢?”回答说:“‘先生’的意思就是先觉醒的人。那些不懂得道的人,对得失就会糊涂,不知道祸乱产生的原因,他们迷迷糊糊的样子就像喝醉了酒一样。所以,世上的君主有属于‘先生’一类的,有属于‘后生’一类的,还有‘不生’一类的。从前,楚庄王考虑事情而面带忧虑的神色。申公巫臣问他说:‘大王为什么面带忧色呢?’楚庄王说:‘我听说诸侯的德行,能自己找到老师的人可以称王,能自己找到朋友的人可以称霸,而和不如自己的人相处就会灭亡。凭我这样的不贤,各位大夫的议论,没有人赶得上我,因此我忧虑。’楚庄王的德行适宜做君主,威望足以使诸侯服从,每天仍然有所恐惧,考虑寻求贤能的辅佐。这就是属于‘先生’一类的君主。从前,宋昭公逃亡国外时,对他的车夫说:‘我知道我逃亡在外的原因。’车夫说:‘是什么原因呢?’宋昭公说:‘我穿着华美的衣服站立在那里,侍候我的有几十个人,他们没有不说我漂亮的;我发布命令或处理政事,朝廷的官员有几百人,他们没有不说我圣明的。我内朝外廷都听不到我的过失,这就是我逃亡在外的原因。’于是宋昭公就改变了操行,按仁义来行事,不到两年,好的名声就在宋国传开了,宋国人迎接他回国复位,死后给他谥号为昭。这就是属于‘后生’一类的君主。从前,郭君出城,对他的车夫说:‘我口渴了,想喝水。’车夫就献上清酒。他又说:‘我饿了,想吃东西。’车夫又献上干肉干粮。郭君说:‘你怎么会准备这些东西呢?’车夫说:‘我事先储备的。’郭君说:‘你为什么要事先储备这些东西呢?’车夫说:‘为您出逃在外时路上饥渴时用的。’郭君说:‘你知道我将要逃亡吗?’车夫说:‘是的。’郭君说:‘那你为什么不劝谏我呢?’车夫说:‘您喜欢听奉承的话,而厌恶听逆耳之言。我想进谏,又恐怕在您出逃之前,郭国就已经灭亡了,所以就没有进谏。’郭君变了脸色,愤怒地说:‘我逃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车夫婉转地回答说:‘您逃亡的原因,是太贤明了。’郭君说:‘贤明的人却落得不能保存国家而逃亡,这是为什么呢?’车夫说:‘天下的人都不贤明,只有您贤明,所以您要逃亡。’郭君伏在车前的横木上叹息说:‘唉!失去贤人竟到了这种地步吗?’于是他感到身体疲倦,四肢无力,头枕着车夫的膝盖睡着了,车夫乘机调换了位置,把车赶到偏僻的小路上去了。后来,郭君死在荒野里,被虎狼吃掉了。这就是属于‘不生’一类的君主。所以说,属于‘先生’一类的君主,当年就能称霸,楚庄王就是这样的人;属于‘后生’一类的君主,经过三年而复位,宋昭公就是这样的人;属于‘不生’一类的君主,死在荒野里,被虎狼吃掉,郭君就是这样的人。这就是有的君主能成为‘先生’,有的君主能成为‘后生’,有的君主属于‘不生’一类的原因。《诗经》上说:‘听到善言就回答,听到诵经就像醉酒。’”
田常弒简公,乃盟于国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亲,非忠也;舍亲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则不能。然不盟,是杀吾亲也,从人而盟,是背吾君也。呜呼!生乱世,不得正行;劫乎暴人,不得全义,悲夫!”乃进盟,以免父母;退伏剑,以死其君。闻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诗》曰:“人亦有言;进退维谷。”石先生之谓也。
田常杀了齐简公,于是在国内与国人结盟,说:“不参加盟誓的,处死并株连全家。”石他说:“古代侍奉国君的人,为君主的事情而死。舍弃君主来保全父母,不是忠;舍弃父母来为君主的事情而死,不是孝;除此之外,我就没有其他办法了。然而不参加盟誓,是杀害我的父母;参加盟誓,是背叛我的君主。唉!生活在乱世,不能按照正常方式行事;受到残暴者的胁迫,又不能保全大义,可悲啊!”于是他就去参加盟誓,以使父母免受株连;回来以后,又拔剑自刎,为君主而死。听到这件事的人说:“真是个君子啊!他能安于命运!”《诗经》上说:“人们也有这样的话,进退都处在困境之中。”说的正是石他这样的人。
易曰:“困于石,据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见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见据贤人者也。昔者、秦缪公困于殽,疾据五羖大夫、蹇叔、公孙友而小霸。晋文困于骊氏,疾据咎犯、赵衰、介子推而遂为君。越王勾践困于会稽,疾据范蠡、大夫种、而霸南国。齐桓公困于长勺,疾据管仲、宁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据贤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据贤人,而不亡者、未尝有之也。《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
《周易》上说:“困于石丛之中,又坐在蒺藜之上,回到家中,却看不见自己的妻子,这是凶兆。”这是说处在困境之中而得不到贤人的帮助。从前,秦穆公在肴山吃了败仗,危急中得到了百里傒、蹇叔、公孙友的帮助,才称霸于西戎。晋文公在骊氏被围困,危急中得到了咎犯、赵衰、介子推的帮助,才终于做了国君。越王勾践被困在会稽山上,危急中得到了范蠡、文种等人的帮助,才称霸于南方。齐桓公在长勺之战中被困,危急中得到了管仲、宁戚、隰朋的帮助,才使天下得到匡正。这些都是处在困境中而知道急于得到贤人帮助的例子。处在困境中而不知道急于得到贤人帮助,却又不灭亡的,是从来没有过的。《诗经》上说:“贤人都死了,国家就危亡了。”说的就是没有贤人的意思。
孟子说齐宣王而不说。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说公之君,公之君不说,意者、其未知善之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诚无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潜鱼出听;伯牙鼓琴,而六马仰秣;鱼马犹知善之为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雷电之起也,破竹折木,震惊天下,而不能使聋者卒有闻;日月之明,遍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见。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齐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称咏。夫声无细而不闻,行无隐而不形。夫子苟贤,居鲁而鲁国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贤,削何有也!吞舟之鱼不居潜泽,度量之士不居污世。夫蓻、冬至必雕,吾亦时矣。”《诗》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后。”非遭雕世者欤!
孟子对齐宣王游说,但齐宣王不高兴。淳于髡在旁边侍候,孟子说:“今天我向君王游说,君王不高兴,大概是他还不懂得善就是善吧?”淳于髡说:“您也未免太自以为是了。从前瓠巴弹瑟,水里的鱼都游出来听;伯牙弹琴,拉车的马都仰起头来听。鱼和马尚且知道什么是善,何况君王呢?”孟子说:“打雷闪电,可以摧毁竹木,震惊天下,却不能使聋子听见声音;太阳月亮的光辉,普照天下,却不能使瞎子看见东西。如今君王就如同这种人。”淳于髡说:“不是这样的。从前,子贡、高商同游于齐国,齐国人就跟着唱他们的歌;杞梁的妻子悲伤地哭泣,人们也为此伤心地唱她的歌。声音没有小到听不到的,行为没有隐密得不显现的。如果您真的贤能,在鲁国却使鲁国国土被削减,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不重用贤人,国土被削减也是正常的!能吞舟的大鱼不会住在小水塘里,度量大的士人不会住在污浊的社会里。草木到了冬天必然凋零,我也是赶上时候了。”《诗经》上说:“不前不后,正遇此时。”不就是说正赶上不好的世道吗?
孔子曰:“可与言终日而不倦者、其惟学乎!其身体不足观也,勇力不足惮也,族姓不足称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闻于四方,而昭于诸侯者、其惟学乎!”《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夫学之谓也。
孔子说:“能够整天同他谈话而不感到厌倦的,大概只有学习吧!他的身体不值得一看,勇力不值得一怕,他的家族姓氏不值得一称道,他的祖宗也不值得一说;可是,他的名声却能够传遍四方,光照诸侯,大概只有学习吧!”《诗经》上说:“不犯错误不遗忘,遵循旧有的规章。”这就是说的学习呀。
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义礼智顺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则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无仁义礼智顺善之心,谓之小人。故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尔,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义礼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则天也。不知所以则天,又焉得为君子乎!
孔子回答说:“不了解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不了解礼,就不能立足于社会;不知道言语表达的界限,就不能真正与人交流。”他进一步解释说:“天赋予每个人生命,同时也赋予他们仁义礼智等顺善的本性。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天为何赋予他这样的生命,那他就不会拥有这些顺善的本性。没有这些顺善的本性,他只能被称为小人。因此,我说‘不了解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他又引用《诗经·小雅》中的话说:“上天保佑你,多么稳固。”这是说上天以仁义礼智等品质来坚固地保佑人们。接着,他又引用《诗经·大雅》中的话说:“上天生育了众多的民众,世间万物都有其运行的原则。人们持有常规的道德,喜爱这些美好的德行。”这是说人们秉持着道德原则来效法天。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如何效法天,那他怎么能成为君子呢!
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窥远牧众也。远方之民有饥寒而不得衣食、有狱讼而不平其冤,失贤而不举者、入告乎天子,天子于其君之朝也,揖而进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尔者邪?何如乃有饥寒而不得衣食,有狱讼而不平其冤、失贤而不举。”然后其君退,而与其卿大夫谋之。远方之民闻之,皆曰:“诚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见我之近也;我居之幽,见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开四目、通四聪也。《诗》曰:“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谓也。
君主统治天下,必定要设置牧伯这样的官职,每州两人,让他们来考察远方、管理民众。远方的民众如果有饥寒而得不到衣食、有诉讼而得不到公正、有贤能的人而得不到举荐的,就让他们入朝报告给天子。天子在会见他们的国君时,先作揖请他们上前来,说:“唉!我的政教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吗?为什么竟会有饥寒而得不到衣食、有诉讼而得不到公正、有贤能的人而得不到举荐的事?”于是国君退下,同他的卿大夫商量解决的办法。远方的民众听到这些情况后,都会说:“这真是天子啊!我居住得那样偏远,天子却看得这样近;我居住得那样隐蔽,天子却看得这样明。还能欺骗他吗?”设置牧伯这样的官职,就是为了帮助天子开阔视听。《诗经》上说:“国家的政事是好是坏,仲山甫都了解得很清楚。”就是说的这个道理。
楚庄王伐郑,郑伯肉袒,左把茅旌,右执鸾刀以进,言于庄王曰:“寡人无良边陲之臣,以干大褐,使大国之君沛焉,远辱至此。”庄王曰:“君子不令臣交易为言,是以使寡人得见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庄王受节,左右麾楚军,退舍七里。将军子重进谏曰:“夫南郢之与郑,相去数千里,大夫死者数人,厮役者数百人,今克而弗有,无乃失民臣之力乎!”庄王曰:“吾闻:古者杅不穿,皮不蠹,不出于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礼而贱财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从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于天下,灾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晋之救郑者至,曰:“请战。”庄王许之。将军子重进谏曰:“晋、强国也,道近兵锐,楚师奄罢,君其勿许。”庄王曰:“不可。强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无以立乎天下也。”乃遂还师,以逆晋寇。庄王援桴而鼓之,晋师大败,士卒奔者争舟,而指可掬也。庄王曰:“噫!吾两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师,以佚晋寇。《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
楚庄王讨伐郑国,郑伯光着上身,左手拿着茅旌,右手拿着鸾刀,前来迎接楚庄王,对楚庄王说:“我这个没有才能的边远小国的君主,冒犯了您这样的大国君主,使您劳师动众,还远道来到这里。”楚庄王说:“君子不让臣下互相转告恶言,因此使我能亲眼看到您的尊容,而微服到了这里。”楚庄王接受了郑伯的献礼,命令左右挥军退兵七里。将军子重进谏说:“我们南方的郢都与郑国相距数千里,死了好几个大夫,士卒也死了几百人,现在战胜了郑国却不要土地,岂不是白白地消耗了臣民的兵力吗?”楚庄王说:“我听说,古代的杅如果还没有破损,皮衣如果还没有被虫蛀坏,就不要把它拿到四方去贩卖,因此君子把礼义看得很重而把财物看得很轻。我们要求的是人心而不是土地,别人已经服从我们了,却还不放过他,是不吉利的。我把不吉利的事加到自己的身上,灾祸就会降临到我身上,还要土地干什么呢?”不久,晋国派来救援郑国的军队到了,说:“请和楚国交战。”楚庄王答应了。将军子重又进谏说:“晋国是个强国,道路又近,军队又锐利,楚军已很疲惫,君王还是不要答应交战吧。”楚庄王说:“不行。强大的敌人我就避开他,弱小的敌人我就威服他,那我就无法在天下立足了。”于是楚庄王就率军迎击晋军。楚庄王亲自拿起鼓槌击鼓助战,晋军大败,士卒争着渡河逃跑,船少人多,落水淹死的士卒,用手指头就可以数得过来。楚庄王说:“唉!我们两个国君之间关系不好,百姓有什么罪呢?”于是下令楚军退兵,以便使晋军得以生还。《诗经》上说:“软的也不吃,硬的也不吐。”楚庄王正是这样做的。
君子崇人之德,扬人之美,非道谀也;正言直行,指人之过,非毁疵也;诎柔顺从,刚强猛毅,与物周流,道德不外。《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
君子尊崇他人的德行,赞扬他人的优点,这并非是为了阿谀奉承;他们直言不讳,行为正直,指出他人的过错,这并非是为了诋毁或挑剔。他们既能柔顺顺从,又能刚强坚毅,与人和善相处,其道德行为无处不在。《诗经》上说:“柔软的东西不轻易吞食,坚硬的东西也不轻易吐出;不欺侮孤苦无依的人,也不畏惧强暴者。”
卫灵公昼寝而起,志气益衰,使人驰召勇士公孙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驱之疾也?”对曰:“公昼寝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孙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载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载与来。”君曰:“诺。延先生上,趣召公孙悁。”至,入门杖剑疾呼曰:“商下,我存若头。”子夏顾咄之,曰:“咄!内剑,吾将与若言勇。”于是、君令内剑而上。子夏曰:“来、吾尝与子从君而西,见赵简子,简子披发杖矛而见我君,我从十三行之后,趋而进曰:‘诸侯相见,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将以颈血溅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见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与子从君而东至阿,遭齐君重鞇而坐,吾君单鞇而坐,我从十三行之后,趋而进曰:‘礼、诸侯相见,不宜相临。’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与子从君于囿中,于是两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还。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贵为士者、上摄万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节矜,而敌不侵扰;内禁残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长,君子之所致贵也。若夫以长掩短,以众暴寡,凌轹无罪之民,而成威于闾巷之间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恶也,众之所诛锄也。《诗》曰:‘人而无仪,不死何为。’夫何以论勇于人主之前哉!”于是灵公避席抑手曰:“寡人虽不敏,请从先生之勇。”《诗》曰:“不侮矜寡,不畏强御。”卜先生也。
卫灵公白天睡觉醒来,觉得精神更加不振,便派人骑马去召勇士公孙悁。路上遇到行人卜商(子夏),卜商问:“为什么跑得这么急?”使者回答说:“国君白天睡觉醒来,让我召勇士公孙悁。”子夏说:“没有公孙悁而只有像公孙悁一样勇武的人,可以吗?”使者说:“可以。”子夏说:“那就载我回去吧。”到了宫中,卫灵公问:“让你召勇士,为什么召来儒生?”使者说:“路上遇到行人卜商,他问我:‘没有公孙悁而只有像公孙悁一样勇武的人,可以吗?’我说:‘可以。’他就让我载他回来了。”卫灵公说:“好吧。请先生上堂,赶快去召公孙悁。”公孙悁来到,一进门就拿着剑大声喊叫:“卜商下来,我要杀了你!”子夏叱责他说:“呸!把剑收起来,我要和你谈谈勇敢。”于是,卫灵公命令公孙悁收起剑来上堂。子夏说:“来,我曾经和你跟从国君到西边去,见到赵简子,简子披头散发、手执长矛来接见我们国君。我走在第十三行之后,快步上前说:‘诸侯相见,不应该不穿朝服。不穿朝服,行人卜商将要用颈血溅在大王的衣服上!’简子便回去换了朝服再来见我们国君,这件事是你做的,还是我做的?”公孙悁说:“是你做的。”子夏说:“你的勇敢就不如我了。我又曾经和你跟从国君到东边去,在阿地遇到齐君,齐君的坐垫有两重,我们国君的坐垫只有一重。我走在第十三行之后,快步上前说:‘按照礼节,诸侯相见,不应该使对方相形见绌。’我就用胳膊抬去齐君的一重坐垫而离开,这件事是你做的,还是我做的?”公孙悁说:“是你做的。”子夏说:“你的勇敢又不如我第二个了。我又曾经和你跟从国君在园子里,那时两个强盗并肩追逐国君,我拔起长矛上前抵挡,使他们退回去,这件事是你做的,还是我做的?”公孙悁说:“是你做的。”子夏说:“你的勇敢又不如我第三个了。作为武士所看重的,对上能威慑大国之君,对下不敢欺侮平民百姓;对外能树立名节,使人不敢侵犯;对内能防止残害,使国君不遭危难。这才是武士的长处,君子所认为最可贵的。至于凭恃自己身强力大,欺侮弱者,凌辱无罪之人,在里巷之间逞威风,这是武士中最坏的,君子所认为最可恶的,也是众人所要诛杀的。《诗经》上说:‘人如果没有做人的道理,不死还等什么?’你怎么能在国君面前谈论勇敢呢!”于是卫灵公离开座位,按着扶手说:“我虽然不聪明,愿意向先生学习这种勇敢。”《诗经》上说:“不欺侮孤寡的人,不惧怕强暴的人。”说的正是卜先生这样的人啊。
孔子行,简子将杀阳虎,孔子似之,带甲以围孔子舍,子路愠怒,奋戟将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义之寡裕也!夫诗书之不习,礼乐之不讲,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阳虎,而以我为阳虎,则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终而围罢。《诗》曰:“来游来歌。”以陈盛德之和而无为也。
孔子出行时,赵简子准备杀阳虎,孔子和阳虎相貌相似,赵简子就派兵穿上铠甲包围了孔子的住地。子路大怒,举戟就要冲下去,孔子制止了他,说:“仲由,你何必这么缺乏仁义之心呢!不学习《诗》《书》,不研究礼乐,这是我的过错。但如果我不是阳虎,而赵简子却认为我是阳虎而要杀我,那就不是我的过错了,而是命运的安排!我唱歌,你和着。”于是孔子唱歌,子路和之,一连唱了三遍,赵简子便撤围而去。《诗经》上说:“来游玩,来唱歌。”孔子正是以显示自己道德的高尚来避免祸患的。
《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为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俭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尽于己,而区略于人,故可尽身而事也。笃爱而不夺,厚施而不伐;见人有善,欣然乐之;见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过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为;是以中立而为人父母也。筑城而居之,别田而养之,立学以教之,使人知亲尊,亲尊故为父服斩缞三年,为君亦服斩缞三年,为民父母之谓也。”
《诗经》上说:“平易近人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君子作为百姓的父母应该怎么做呢?回答说:“君子,容貌庄重而行为正直,自身节俭而施舍广博,所以,那些品行不好的人是赶不上他的。君子总是把自身修养放在首位,而处处宽恕别人,所以百姓可以竭尽心力来侍奉他。君子对百姓的深情厚爱从不剥夺,施舍丰厚却从不夸耀;看到别人有善行就高兴,看到别人有不善就忧虑;有了过错就加以包容;赠人衣服只求够穿,赠人食物只求够吃;制定的法度简易可行,处理的事务简单易办;因此他能够中立无偏而成为百姓的父母。为百姓筑城让他们居住,分出田地让他们耕种,设立学校来教育他们,使他们懂得尊敬父母和国君。尊敬父母,所以为父亲服丧要穿斩衰三年;尊敬国君,所以为国君服丧也要穿斩衰三年。这就是所说的“为民父母”。”
事强暴之国难,使强暴之国事我易。事之以货宝,则货单而交不结;约契盟誓,则约定而反无日;割国之强乘以赂之,则割定而欲无厌。事之弥顺,其侵之愈甚,必致宝单国举而后已,虽左尧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故非有圣人之道,持以巧敏拜请畏事之,则不足以持国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礼以齐朝,正法以齐官,平政以齐下,然后礼义节奏齐乎朝,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平乎下。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不为也。故近者竞亲,而远者愿至,上下一心,三军同力;名声足以熏炙之,威强足以一齐之,则拱揖指麾,而强暴之国莫不趋使,如赤子归慈母者、何也?仁形义立,教诚爱深故。《诗》曰:“王猷允塞,徐方既来。”
侍奉强暴的国家是困难的,让强暴的国家侍奉自己是容易的。用财物珍宝去侍奉它,那么财物用尽而外交关系却不能建立;订立盟约,那么盟约虽然定了而强暴国家背约的日子却没有期限;割让强大的国家的一部分土地去贿赂它,那么土地虽然割定了而它的欲望却不能满足。侍奉它越恭顺,它侵犯得越厉害,一定要等到财物用尽、国家全部被灭亡才肯罢休。即使是左右有尧舜那样的贤人,也不能用这样的办法免除祸患。所以没有圣人的道理,而只靠机巧敏捷去讨好、侍奉它,那就不足以保持国家安定自身安全了,所以明智的君主是不采取这种办法的。一定要用礼来整顿朝廷,用法来整顿百官,用政来整顿百姓,然后礼义节奏在朝廷上统一,法令制度在百官中公正,忠诚信义仁爱公平在百姓中实行。做一件不义的事,杀一个无罪的人,而得到天下,也是不去做的。所以近处的人争着亲近,远处的人愿意归附,上下一心,全军同力;名声足以使人感奋,威望和力量足以统一人们的思想,那么,拱手而治,指挥如意,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奔走效力的,好像孩子归附慈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仁爱之心已经表现出来了,正义之道已经树立了,教化真诚而仁爱深厚。《诗经》上说:“王政之行,无所不至,徐国已经归附。”
勇士一呼,三军皆避,士之诚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寝石以为伏虎,弯弓而射之,没金饮羽,下视,知其为石,石为之开,而况人乎!夫倡而不和,动而不偾,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来宾者、诚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诗》曰:“王猷允塞,徐方既来。”
勇士一声怒喝,三军将士都吓得退避,这是将士的真诚啊。从前,楚国的熊渠子夜里行走,把躺在地上的石头当作伏虎,拉弓射它,箭头射进石头里,连箭尾的羽毛都射进去了。低头一看,知道是石头,石头因此开裂,何况是对付人呢!唱而无人应和,动手而无人跟随,这是因为心中没有诚意啊。不下席就能安定天下,这是从自身做起的。孔子说:“如果本身行为正当,不发命令事也行得通;如果本身行为不正当,即使三令五申,人们也不会听从。”古代帝王之所以拱手而治,天下都来归附,是因为真诚到极点了,神色也表现在外边。《诗经》上说:“王政之行,无所不至,徐国已经归附。”
昔者、赵简子薨而未葬,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次之,围未匝,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击金而退之。军吏谏曰:“君诛中牟之罪,而城自坏者、是天助之也,君曷为而退之?”襄子曰:“吾闻之于叔向曰:‘君子不乘人于利,不厄人于险。’使其城,然后攻之。”中牟闻其义而请降。曰:“善哉!襄子之谓也。《诗》曰:‘王猷允塞,徐方既来。’”
从前,赵简子死了,还没有下葬,中牟背叛了赵氏。下葬五天后,赵襄子率兵出征,驻扎在城外,还没有把中牟包围起来,城墙就自行倒塌了十丈多。赵襄子下令鸣金收兵,不再进攻。军吏们进谏说:“君王您诛讨中牟的罪行,而城墙自行倒塌,这是天意要帮助君王您啊,您为什么要退兵呢?”赵襄子说:“我听说过叔向对我说过:‘君子不趁别人危难时去占他的便宜,不逼迫别人于险境。’让他们自己把城墙修好,然后再攻打它。”中牟人听到赵襄子的仁义后,请求归降。人们说:“赵襄子说得好啊!《诗经》上说:‘王政之行,无所不至,徐国已经归附。’”
威有三术: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审察也。何谓道德之威?曰:“礼乐则修,分义则明;举措则时,爱利则刑;如是、则百姓贵之如帝王,亲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赏不用而民劝,罚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谓暴察之威?曰:“礼乐则不修,分义则不明,举措则不时,爱利则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诛不服也繁审,其刑罚而信,其诛杀猛而必,闇如雷击之,如墙压之;百姓劫则致畏,怠则傲上,执拘则聚,远闻则散,非劫之以刑势,振之以诛杀,则无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谓狂妄之威?曰:“无爱人之心,无利人之事,而日为乱人之道,百姓讙哗,则从而放执于刑灼;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为之不时,年谷以之不升;百姓上困于暴乱之患,而下穷衣食之用,愁哀而无所告诉,比周愤溃以离上,倾覆灭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众强,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灭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远矣,故不可不审察也。”《诗》曰:“昊天疾威,天笃降丧,瘨我饥馑,民卒流亡。”
威严有三种方式:有道德的威严,有暴虐严察的威严,有狂妄自大的威严。这三种威严不可以不仔细审察。什么叫道德的威严?回答说:“礼乐制度得到修治,名分道义得到明确;行动符合时宜,爱护百姓并公正施刑;像这样,百姓就会像尊重帝王一样尊重他,像对待父母一样亲近他,像畏惧神明一样畏惧他;所以不用奖赏,百姓也能受到勉励,不用惩罚,威严也能得到推行,这就是道德的威严。”什么叫暴虐严察的威严?回答说:“礼乐制度不得到修治,名分道义不明确,行动不合时宜,爱护百姓而不公正施刑,然而他禁止百姓做坏事却十分严酷,诛杀不服从命令的人却频繁而又审慎,他刑罚严厉而信守诺言,诛杀凶暴的人既凶猛而又坚决,像雷霆一样打击他们,像墙壁一样压迫他们;百姓在威势胁迫下就会畏惧他,一旦懈怠就会傲慢地冒犯上级,如果被拘捕就会聚集起来反抗,如果知道远方有人来援助就会四散逃跑,不用刑罚和威势去胁迫他们,不用诛杀去恐吓他们,就不能保有他的百姓,这就是暴虐严察的威严。”什么叫狂妄自大的威严?回答说:“没有爱护百姓的心,没有利于百姓的善举,却天天做危害百姓的事,百姓喧哗吵闹,就随意逮捕他们,用严刑峻法惩处他们;违背人心,违背天理;因此造成水旱灾害不按季节而来,谷物歉收;百姓上受暴乱之患的困扰,下受衣食无着的穷困,忧愁悲苦却无处诉说,聚集起来愤然溃散而背离君主,国家顷刻之间就会灭亡,这就是狂妄自大的威严。道德的威严能使国家强盛,暴虐严察的威严能使国家危急衰弱,狂妄自大的威严能使国家灭亡。所以,威严的名称虽然相同,但吉凶的后果却相去甚远,因此不可以不仔细审察。《诗经》上说:“上天盛怒,降下大祸,使我饥馑,百姓流亡。”
晋平公游于河而乐,曰:“安得贤士,与之乐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对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于江海,玉出于昆山,无足而至者,犹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盖主君无好士之意耳,无患乎无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门左千人,门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赋;暮食不足,朝收市赋。吾可谓不好士乎?”盍胥对曰:“夫鸿鹄一举千里,所恃者、六翮尔;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飞不为加高,损一把,飞不为加下。今君之食客,门左门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其中矣,将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诗》曰:“谋夫孔多,是用不集。”
晋平公在黄河上泛舟游玩而觉得快乐,说:“怎样才能得到贤士,与他共享这种快乐呢?”船夫盍胥跪着回答说:“国君您也不喜欢贤士罢了!珍珠产自江海,宝玉产自昆山,没有脚却能够来到国君您这里,是因为国君您喜欢它们。士人有脚却不来,大概是因为国君您没有喜欢贤士的心意吧,所以不必担忧没有贤士啊。”平公说:“我招纳门客,左边门客上千人,右边门客上千人;早饭供应不上,晚上就征收市场赋税;晚饭供应不上,早晨就征收市场赋税。我能说不喜欢贤士吗?”盍胥回答说:“天鹅一举千里,它所依赖的,是翅膀上那几根大羽毛罢了;背上的细毛,腹部的绒毛,增加一把,飞得不会更高,减少一把,飞得不会更低。现在国君您的食客,左边右边各上千人,其中也有天鹅那样的大羽毛了,难道都是背上的细毛,腹部的绒毛吗!”《诗经》上说:“出谋划策的人虽然很多,但意见却不能统一。”

诗外传卷七

齐宣王谓田过曰:“吾闻:儒者亲丧三年。君与父孰重?”过对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为士去亲而事君?”对曰:“非君之土地,无以处吾亲;非君之禄,无以养吾亲;非君之爵,无以尊显吾亲;受之于君,致之于亲,凡事君以为亲也。”宣王悒然,无以应之。《诗》曰:“王事靡盬,不遑将父。”
齐宣王问田过说:“我听说,儒者在父母去世后要守丧三年。君王与父母谁更重要?”田过回答说:“大概不如父母重要。”宣王生气地说:“为什么儒者要离开父母去侍奉君王呢?”田过回答说:“没有君王的土地,就无法安置我的父母;没有君王的俸禄,就无法养活我的父母;没有君王的爵位,就无法使我的父母尊贵显耀;我从君王那里接受了土地、俸禄和爵位,再把它用到父母身上,所以侍奉君王也就是侍奉父母。”宣王听了,闷闷不乐,无言以对。《诗经》上说:“君王的事务无穷无尽,没有空闲去奉养父亲。”
赵王使人于楚,鼓瑟而遣之,曰:“慎无失吾言。”使者受命,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尝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调。”使者曰:“调则可记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湿,弦有缓急,柱有推移,不可记也。”使者曰:“请借此以喻。楚之去赵也,千有余里,亦有吉凶之变,凶则吊之,吉则贺之,犹柱之有推移,不可记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辞。”《诗》曰:“征夫捷捷,每怀靡及。”盖伤自上而御下也。
赵王派使者到楚国去,一面弹琴一面送使者离开,说:“千万不要忘记我的话。”使者接受了命令,伏在地上不起来,说:“大王弹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悲伤。”赵王说:“我弹的是调子。”使者说:“如果是调子就可以记住它的弦柱位置。”赵王说:“不可以。天有干湿,弦有松紧,弦柱有推移,不能记下。”使者说:“请允许我用这个来作比喻。楚国离赵国有一千多里,也有吉凶的变故,凶则去吊唁,吉则去祝贺,就像弦柱有推移一样,无法记下。所以大王您派人出使,一定要谨慎地选择使者,而不要专靠言辞。”《诗经》上说:“出征的人行色匆匆,常常心怀忧虑来不及。”大概是说君上自上而下驾驭臣下造成的伤害吧。
齐有隐士东郭先生、梁石君,当曹相国为齐相也。客谓匮生曰:“夫东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贤也,隐于深山,终不诎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闻先生得谒曹相国,愿先生为之先。臣里母相善,妇见疑盗肉,其姑去之,恨而告于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束蕴请火,去妇之家,曰:‘吾犬争肉相杀,请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妇,还之。故里母非谈说之士,束蕴请火,非还妇之道也。然物有所感,事有可适,何不为之先?”匮生曰:“愚恐不及,然请尽力为东郭先生、梁石君束蕴请火。”于是乃见曹相国,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终身不嫁者,则自为娶,将何娶焉?”相国曰:“吾亦娶其终身不嫁者耳。”匮生曰:“齐有隐士东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贤士也,隐于深山,终不诎身下志以求仕。相国娶妇,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独不取其不仕之臣耶?”于是曹相国因匮生束帛安车迎东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诗》曰:“既见君子,我心则降。”
齐国有隐士东郭先生、梁石君,当曹相国做齐国丞相时。有个门客对匮生说:“那东郭先生、梁石君,是世上的贤人,隐居在深山之中,始终不肯降低身份委屈意志来求取官职。我听说先生您能够拜见曹相国,希望您替我去引见一下。我们乡里有两个关系很好的老太太,其中一个老太太的儿媳被怀疑偷肉,婆婆就把她赶走了,儿媳心怀怨恨,就告诉乡里的老太太,乡里的老太太说:‘你只管放心地走吧,我现在就去让你的婆婆喊你。’于是她立刻捆上乱麻去请求借火,到了被赶走的那个儿媳的家里,说:‘我家里的狗为了一块肉争斗,相互咬死了,我来借火整治它们。’婆婆听了这话,就立即派人去追回被赶走的儿媳,把她接回来了。乡里的老太太不是善于言谈的人,捆上乱麻去借火,也不是找回被赶走儿媳的办法。但是事物有所感动,事情有可借用的地方,您何不为我先引见一下呢?”匮生说:“我恐怕没有能力,但请让我尽力替东郭先生、梁石君捆上乱麻去借火。”于是就去拜见曹相国,说:“我们乡里,有丈夫死了三天就改嫁的,有终身不再嫁的,那么大王您娶妻,将娶什么样的人呢?”曹相国说:“我也娶终身不再嫁的人。”匮生说:“齐国有隐士东郭先生、梁石君,是世上的贤人,隐居在深山之中,始终不肯降低身份委屈意志来求取官职。大王娶妻,想娶终身不再嫁的人,那么任用臣子为什么偏偏不任用那些不愿做官的人呢?”于是曹相国就通过匮生,用贵重的礼物和舒适的车子,去迎接东郭先生、梁石君,并厚待他们。《诗经》上说:“已经见到君子,我的心才安定下来。”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无专制,事无由己,身若不胜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于前,洞洞焉若将失之,可谓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业,履天子之位,听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乱,诛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诸侯,诛赏制断,无所顾问,威动天下,振恐海内,可谓能武矣。成王壮,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请然后行,无伐矜之色,可谓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变者、所以应时也。”《诗》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孔子回答说:“从前,周公侍奉文王,办事从不专断,事无巨细都由文王决定,周公总是谦恭谨慎,诚惶诚恐,好像连自己的身体都不能胜任衣物的重量,说起话来也好像不能出口一样,总是小心翼翼地侍奉在文王身边,时刻留意文王的意旨,就像将要丢失它一样,可以称得上是儿子了。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继承文王、武王的基业,登上天子之位,行使天子的职权,征讨夷狄的叛乱,诛杀管叔、蔡叔的罪行,怀抱成王接受诸侯的朝见,征伐与赏赐都由他一人决定,不必再征求他人的意见,威严震撼天下,四方海内都为之震动,可以称得上是威武了。等到成王长大成人,周公就把政权交还给他,自己北面称臣侍奉成王,一切事情都请示成王后再办理,从无居功自傲的神色,可以称得上是忠臣了。所以,周公同一个人,却能在儿子、威武、忠臣三种身份之间变换,这是因为他能顺应时势的缘故啊。”《诗经》上说:“左面也行,右面也行,君子能够适应各种情况。”
传曰:“鸟之美羽勾啄者、鸟畏之;鱼之侈口垂腴者、鱼畏之;人之利口赡辞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诗》曰:“我友敬矣,谗言其兴。”
《传》上说:“鸟儿身上长有美丽的羽毛和坚硬的嘴喙,其它鸟儿就畏惧它;鱼儿长着宽大的嘴巴和丰满的脊鳍,其它鱼儿就畏惧它;人若口才好,善于辞令,别人就畏惧他。因此,君子要避开三样东西:避开文士的笔端,避开武士的锋端,避开辩士的舌端。”《诗经》上说:“我的朋友很恭敬,谗言才不能兴起。”
孔子困于陈蔡之间,即三经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糁,弟子有饥色,读书习礼乐不休。子路进谏曰:“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贼。今夫子积德累仁,为善久矣,意者、当遣行乎?奚居之隐也?”孔子曰:“由来!汝小人也,未讲于论也。居,吾语汝:子以知者为无罪乎?则王子比干何为刳心而死;子以义者为听乎?则伍子胥何为抉目而悬吴东门;子以廉者为用乎?则伯夷叔齐何为饿于首阳之山;子以忠者为用乎?则鲍叔何为而不用,叶公子高终身不仕,鲍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岂独丘哉!贤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时也,今无有时,贤安所用哉!故虞舜耕于历山之阳,立为天子,其遇尧也;傅说负土而版筑,以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负鼎操俎,调五味,而立为相,其遇汤也;吕望行年五十,卖食棘津,年七十,屠于朝歌,九十乃为天子师,则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缚自槛车,以为仲父,则遇齐桓公也;百里奚自卖五羊之皮,为秦伯牧牛,举为大夫,则遇秦缪公也;虞丘于天下以为令尹,让于孙叔敖,则遇楚庄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后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阖闾,后遇夫差也。夫骥罢盐车,此非无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骥不得伯乐,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无千里之手矣。夫兰茞生于茂林之中,深山之间,人莫见之故不芬;夫学者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志不衰,先知祸福之始,而心无惑焉,故圣人隐居深念,独闻独见。夫舜亦贤圣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尧也,使舜居桀纣之世,能自免于刑戮之中,则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当此之时,岂关龙逢无知,而王子比干不慧哉!此皆不遇时也。故君子务学修身端行而须其时者也,子无惑焉。”《诗》曰:“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
孔子在陈国和蔡国之间受困,在荒郊野外连席子也没有,整整七天没有进食,野菜汤里一粒米也没有,但孔子的弟子们还是有精神读书学习礼乐。子路进谏说:“做善事的人,老天会报以幸福;做坏事的人,老天会报以灾祸。如今老师您积累德行,实行仁政,做善事很久了,想来老天应该让您通行无阻了吧?为什么还会困在这里呢?”孔子说:“仲由啊!你真是个小人啊,你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坐下,我来告诉你:你以为智慧的人就不会有灾难吗?那么王子比干为什么会被挖心而死呢?你以为行义的人就能让人听从吗?那么伍子胥为什么会被挖眼而悬挂在吴国的东门之上呢?你以为廉洁的人就能被任用吗?那么伯夷、叔齐为什么会饿死在首阳山上呢?你以为忠诚的人就能被任用吗?那么鲍叔牙为什么得不到任用,叶公子高终身不仕,鲍焦抱着树木而哭泣,介子推隐居山中而被烧死。所以君子要博学深谋,但得不到机遇的人很多,哪里只是我孔丘呢!贤能与否,在于人的才能;机遇与否,在于天命。现在没有遇到好时机,贤能的人又能有什么用呢!所以虞舜在历山耕田时,被选拔为天子,是因为遇到了尧;傅说背土筑墙时,被选拔为大夫,是因为遇到了武丁;伊尹曾是有莘氏的陪嫁奴隶,背着鼎俎烹调五味,后被选拔为相,是因为遇到了商汤;吕望到了五十岁还在棘津卖饭,到了七十岁还在朝歌宰牛,九十岁才成为天子的老师,是因为遇到了周文王;管仲被捆缚在槛车里,后来却成为齐桓公的仲父,是因为遇到了齐桓公;百里奚把自己以五张羊皮的价格卖掉,替秦穆公养牛,后来成为大夫,是因为遇到了秦穆公;虞丘在楚国做令尹,把令尹的职位让给孙叔敖,是因为遇到了楚庄王;伍子胥前功很多,后来却被杀身亡,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盛衰的道理,而是因为先遇到了吴王阖闾,后遇到了吴王夫差。千里马驾着盐车,不是它没有千里马的资质,而是人们不了解它啊。假如千里马没有遇到伯乐,又怎么能发挥它日行千里的能力呢?即使是善于驾驭的造父,也没有施展他千里驾车技术的机会啊。兰花和芷草生长在茂密的树林里,在深山幽谷中,因为人们看不见它,所以它不芬芳;学习的君子,并不是为了要使自己显达,而是为了在穷困时不失去志向,在忧愁时内心也不感到沮丧,能预先知道祸福的征兆,心里不存疑惑。所以圣人总是隐居起来,深思熟虑,独自领会,独自见解。舜也是贤圣的人,他南面称王治理天下,只是因为遇到了;尧假使舜处在桀、纣的时代,能够使自己避免遭受刑罚杀戮,就是万幸了,哪里还会有帝王的地位呢?桀杀了关龙逢,纣杀了王子比干,在那个时代,难道关龙逢没有智慧,王子比干不贤明吗?这都是因为没有遇到好的时机啊。所以君子要致力于学习,修养自身,端正品行,等待机遇的到来。你还有什么想不通的呢?”《诗经》上说:“鹤在深深的沼泽中鸣叫,声音能传到天上。”
曾子曰:“往而不可还者、亲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养而亲不待也,木欲直而时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存亲也。故吾尝仕齐为吏,禄不过钟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后,吾尝南游于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犹北乡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约其亲者,非孝也。”《诗》曰:“有母之尸雍。”
曾子说:“逝去而不能返回的,是亲人;到来而不能增加的,是年龄。所以,做子女的想要赡养父母而父母已经不在,树木想要长得直而时间却不允许。因此,杀牛到坟上去祭祀,不如在父母在世时用鸡猪来奉养他们。我曾在齐国做官当差吏,俸禄不过钟釜那么多,但我还是非常高兴,并不是因为俸禄多,而是因为我能够奉养父母。父母去世后,我曾在楚国做官,得到了尊贵的官职,厅堂高达九仞,屋檐有三围粗,车辆可以转动上百辆,但我仍然面向北方哭泣,并不是因为官职低贱,而是悲伤父母不能享用了。所以,家境贫寒、父母年老,就不要选择官职而去做官;如果信奉自己的意志,使父母穷困,就不是孝道了。”《诗经》上说:“有母亲在堂,安乐融融。”
赵简子有臣曰周舍,立于门下,三日三夜,简子使问之,曰:“子欲见寡人何事?”周舍对曰:“愿为谔谔之臣,墨笔操牍,从君之过而,日有记也,月有成也,岁有效也。”简子居、则与之居,出、则与之出。居无几何,而周舍死,简子如丧子。后与诸大夫饮于洪波之台,酒酣,简子涕泣,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简子曰:“大夫皆无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众人诺诺,不若一士之谔谔。昔者、商纣默默而亡,武王谔谔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尝闻吾过也,吾亡无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赵简子有个臣子叫周舍,他站在赵简子的宫门外,三天三夜不走。赵简子派人去问他:“你想要见我是什么事?”周舍回答说:“我愿意做一个直言敢谏的臣子,拿着笔和简牍,跟在您的身边,记录您的过失,每天有记录,每月有总结,每年有考核。”赵简子上朝,周舍就侍奉他上朝,赵简子退朝,周舍就侍奉他退朝。没过多久,周舍死了,赵简子就像死了儿子一样悲痛。后来赵简子和大臣们在洪波台饮酒,酒兴正浓时,赵简子却伤心流泪,大臣们都起来告罪说:“我们犯了罪,可是自己还不知道。”赵简子说:“你们都没有罪。以前,我的臣子周舍曾经说:‘一千张羊皮,比不上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许多人唯唯诺诺,比不上一个敢于直言的臣子。过去商纣王沉默不语而亡国,周武王直言敢谏而国家昌盛。’自从周舍死后,我没有听到有人说过我的过失,我离灭亡的日子不远了,这就是我哭泣的原因。”
传曰:齐景公问晏子:“为人何患?”晏子对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谓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窃于外,入托于社,灌之恐坏墙,熏之恐烧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则卖君以要利,入则托君不罪乎乱法,又幷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呜呼!岂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长,然至酒酸而不售,问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者,狗辄迎而啮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万乘之主,用事者迎而啮之,亦国之恶狗也。左右者为社鼠,用事者为恶狗,此国之大患也。”《诗》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传说:齐景公问晏子:“做人最担心的是什么?”晏子回答说:“担心的是社鼠。”景公说:“什么叫社鼠?”晏子说:“社鼠在野外偷窃,进入屋内就依托在社神那里。用灌汤的方法捉它,恐怕会毁坏墙;用烟熏的方法捉它,又恐怕烧掉木头。这就是社鼠的祸患。现在君主的左右近臣,在外面出卖君主以求利益,在君主面前却依托君主的势力而胡作非为,不惩处他们,就又会助长他们的气焰,这就是社鼠的祸患。”景公说:“啊!难道会是这样的吗?”有个卖酒的人,他的酒很好,但酒幌子挂得很高,可是酒都发酸了也卖不出去。他问邻居是什么原因。邻居说:“您的狗太厉害了,有人拿着酒器来买酒,狗就扑上去咬人,这就是酒发酸而卖不出去的原因。”做臣子的想要直言进谏君主,君主身边的人就迎上去咬他,这也是国家的恶狗啊。君主身边的人是社鼠,有权势的人是恶狗,这就是国家的祸患啊。《诗经》上说:“看那中林,乔木和灌木。”这是说朝廷里都是小人。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谓宋君曰:“夫国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乱,在君之行。夫爵禄赏赐举,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君曰:“善。寡人当其美,子受其恶,寡人自知不为诸侯笑矣。”国人知杀戮之刑专在子罕也,大臣亲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专其政。故老子曰:“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诗》曰:“胡为我作,不即我谋。”
从前,司城子罕在宋国做相,他对宋君说:“国家的安危,百姓的治乱,在于君主的行为。封爵、俸禄、赏赐等,是人们所喜欢的,君主您自己决定给予;杀戮、刑罚等,是百姓所厌恶的,请让我来承担。”宋君说:“好。美好的事物我享有,而丑恶的事物你承担,我自然知道不会被诸侯所耻笑了。”国人知道杀戮刑罚的专权在子罕那里,大臣们亲近他,百姓畏惧他。不到一年,子罕就赶走了宋君,而独揽了政权。所以老子说:“鱼不能离开深渊,国家的利器不可以随便向人显示。”《诗经》上说:“为什么不和我商量,就为我做了这些?”
卫懿公之时、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卫,于是懿公欲兴师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贵而有禄位者、鹤也,所爱者、宫人也,亦使鹤与宫人战,余安能战?”遂溃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于荧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于肝,辞毕,呼天而号,哀止,曰:“若臣者、独死可耳。”于是,遂自刳出腹实,内懿公之肝,乃死。桓公闻之,曰:“卫之亡也,以无道,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于是复立卫于楚丘。如弘演、可谓忠士矣,杀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卫之宗庙复立,祭祀不绝,可谓有大功矣。《诗》曰:“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榖,我独不敢休。”
卫懿公的时候,有个臣子叫弘演,他奉命出使外国,还没有回来,狄人就攻打卫国。于是卫懿公想要起兵迎战,他的百姓都说:“君主您所尊贵的,是有禄位的鹤;您所喜爱的,是宫人。那么就派鹤和宫人去作战吧,我们哪里能去打仗呢?”于是军队溃散,百姓都离开了。狄人到来,在荧泽攻击卫懿公,杀死了他,把他的肉都吃光了,唯独留下了肝脏。弘演赶到后,在肝脏面前报告了出使的情况,说完,仰天大哭,悲哀停止后说:“像我这样的人,只有独自死去可以了。”于是,就剖开自己的肚子,取出内脏,放入卫懿公的肝脏,然后死去。齐桓公听到这件事后,说:“卫国灭亡,是因为无道,现在有了这样的臣子,不可以不保存卫国。”于是就在楚丘恢复了卫国。像弘演这样的,可以说是忠臣了,他牺牲自己来保全君主,不只是保全了君主,又使卫国的宗庙重新建立,祭祀没有断绝,可以说是立了大功了。《诗经》上说:“四方诸侯都安逸,唯独我忧愁;百姓没有不快乐的,唯独我不敢休息。”
孙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仆闻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孙叔敖蹴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问何谓三利?何谓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此之谓也。”孙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尧舜其犹病诸!”《诗》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
孙叔敖遇到了狐丘丈人。狐丘丈人说:“我听说,有三种利益,必然有三种祸患,您知道吗?”孙叔敖吃惊地改变脸色说:“我不聪明,哪里能够知道呢?请问什么叫三种利益,什么叫三种祸患?”狐丘丈人说:“爵位高的人,别人妒忌他;官位大的人,君主厌恶他;俸禄多的人,怨恨会集中到他身上,这就是所说的三种利益。”孙叔敖说:“不是这样的。我的爵位越高,我的志向越卑下;我的官位越大,我的心越小;我的俸禄越多,我施舍越广。这样可以免除祸患吗?”狐丘丈人说:“好!你说得很对啊!就是尧舜他们大概也会感到困难吧!”《诗经》上说:“温和恭敬的人,就像站在木头上;小心谨慎的人,就像站在深谷边。”
孔子曰:“明王有三惧:一曰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二曰得志而恐骄,三曰闻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践与吴战,大败之,兼有南夷,当是之时,君南面而立,近臣三,远臣五,令诸大夫曰:‘闻过而不以告我者、为上戮。’此处尊位而恐不闻其过也。昔者、晋文王与楚战,大胜之,烧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忧色,侍者曰:‘君大胜楚,而有忧色,何也?’文公曰:‘吾闻能以战胜安者、惟圣人;若夫诈胜之徒,未尝不危,吾是以忧也。’此得志而恐骄也。昔者、齐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聪,不敢独擅,进之先祖。’此闻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晋文越王勾践观之,三惧者、明君之务也。”《诗》曰:“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临于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孔子回答说:“明智的君主有三种恐惧:一是身处尊贵的地位而害怕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二是得到志向满足后而害怕骄傲;三是听到天下最高的道理而害怕不能实行。从前,越王勾践与吴国打仗,大败吴军,并吞并了南夷,当时,他站在朝堂上,近臣进谏三人,远臣进谏五人,他命令各位大夫说:‘听到我的过失而不向我报告的人,要受上等的刑罚。’这就是身处尊贵的地位而害怕听不到自己过失的例子。从前,晋文公与楚国打仗,大胜楚军,烧了楚国的野草,大火三日不熄,文公回国后却面带忧色。侍者问:‘您大胜了楚国,却面带忧色,为什么呢?’文公说:‘我听说能用战争取得胜利而安定的,只有圣人;至于那些用欺诈取得胜利的人,没有不危险的,我因此感到忧虑。’这就是得到志向满足后而害怕骄傲的例子。从前,齐桓公得到管仲和隰朋,站在朝堂上,桓公说:‘我有了这二位贤士,我的眼睛更明亮了,我的耳朵更灵敏了。但我不敢独自专有他们,我要把他们推荐给祖先。’这就是听到天下最高的道理而害怕不能实行的例子。从齐桓公、晋文公、越王勾践三人来看,这三种恐惧,是明智的君主所必须努力做到的。”《诗经》上说:“温和恭敬的人,好像站在木头上;惴惴不安的人,好像站在深谷边;小心翼翼的人,好像走在薄冰上。”这是说大王在众人之上应有的态度。
楚庄王赐其群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烛灭,有牵王后衣者,后扢冠缨而绝之,言于王曰:“今烛灭,有牵妾衣者,妾扢其缨而绝之,愿趣火视绝缨者。”王曰:“止。”立出令曰:“与寡人饮、不绝缨者,不为乐也。”于是冠缨无完者,不知王后绝冠缨者谁,于是王遂与群臣欢饮乃罢。后吴兴师攻楚,有人常为应行,合战者五,陷阵却敌,遂取大军之首而献之。王怪而问之曰:“寡人未尝有异于子,子何为于寡人厚也。”对曰:“臣先殿上绝缨者也,当时宜以肝胆涂地,负日久矣,未有所效,今幸得用,于臣之义,尚可为王破吴而强楚。”《诗》曰:“有漼者渊,雚苇渒渒。”言大者无不容也。
楚庄王赐给群臣酒喝,喝到日暮时酒兴正浓,旁边的人都醉了,殿堂上的蜡烛也熄灭了,这时有人牵了王后的衣襟,王后便揪断了那人的帽缨,对楚王说:“刚才蜡烛熄灭了,有人牵了我的衣襟,我揪断了他的帽缨,希望赶快点上火来查看帽缨断了的人。”楚王说:“不要这样做。”于是立即传令说:“与我一起喝酒,不断绝帽缨的人,不是真正的快乐。”于是所有的帽缨都断了,楚王不知道王后揪断了谁的帽缨。于是楚王与群臣欢饮后才结束宴会。后来吴国兴兵攻打楚国,有一个臣子常常冲在前面为楚王效力,他五次与敌人交战,都击溃敌军,赶走敌人,最后取得敌军首领的首级献给楚王。楚王奇怪地问:“寡人并没有对你特别优待,你为什么对寡人这样好呢?”他回答说:“我就是先前在殿堂上被王后揪断了帽缨的人,当时应该肝脑涂地来报答您的大恩大德,我负疚的时间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未能效力,今天终于有了机会,为臣的职责,还可以为您打败吴国而使楚国强大。”《诗经》上说:“深广的潭水,芦苇茂密。”这是说胸怀宽广的人没有什么不能容纳的。
传曰:“伯奇孝而弃于亲,隐公慈而杀于弟,叔武贤而杀于兄,比干忠而诛于君。”《诗》曰:“予慎无辜。”
古书上说:“伯奇很孝顺却被父亲抛弃,隐公很慈爱却被弟弟杀害,叔武很贤良却被哥哥杀死,比干很忠诚却被纣王诛杀。”《诗经》上说:“我谨慎行事,却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纣杀比干,箕子被发佯狂;陈灵公杀泄冶,邓元去陈以族从;自此以后,殷幷于周,陈亡于楚,以其杀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邓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邹衍乐毅,是以魏赵兴兵而攻齐,栖于莒。燕之地计众,不与齐均也,然所以信燕至于此者,由得士也。故无常安之国,无宜治之民,得贤者昌,失贤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镜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恶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务袭蹈其所以安存,则未有以异乎却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举微子之后,而封比干之墓。夫圣人之于贤者之后,尚如是厚也,而况当世之存者乎!《诗》曰:“昊天太怃,予慎无辜。”
纣王杀了比干,箕子就披散头发装作发狂;陈灵公杀了泄冶,邓元就离开陈国,带领整个家族跟从泄冶而去。从此以后,殷朝被周朝吞并,陈国被楚国灭亡,就是因为他们杀害了比干和泄冶,而失去了箕子和邓元这样的贤人。燕昭王得到了郭隗、邹衍、乐毅这样的贤人,因此魏、赵两国发兵攻打齐国,齐国国君只好逃到莒城。燕国的土地、人口与齐国相比都不占优势,然而能令齐国如此狼狈的原因,就是因为燕昭王得到了贤才。所以没有永远安定的国家,没有一成不变的百姓,得到贤才的国家就昌盛,失去贤才的国家就灭亡,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明镜是用来照见形体的,历史是用来了解现在的。知道古代之所以危亡的原因而不去重蹈覆辙,知道古代之所以安定的原因而不去效法,那就和倒退着跑却想要追上前面的人一样。姜太公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就推举微子的后代,并且为比干修墓。圣人对于贤人的后代尚且如此厚待,更何况对于当世的贤人呢?《诗经》上说:“老天多么不公,我谨慎行事,却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宋玉因其友见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乃让其友。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齐有狡兔,尽一日走五百里,使之瞻见指注,虽良狗犹不及狡兔之尘,若摄缨而纵绁之,〔则狡兔不能离也。今子之属臣也,摄缨而纵绁与〕瞻见指注与!”《诗》曰:“将安将乐,弃予作遗。”
宋玉通过他的朋友拜见楚襄王,楚襄王对他并没有特殊的优待,宋玉就责怪他的朋友。朋友说:“生姜和桂皮是从地里长出来的,但不是因为土地而辣;女子是通过媒人出嫁的,但不是因为媒人而亲近。你侍奉楚王的时间还不长,怎么能责怪我呢?”宋玉说:“不是这样。从前齐国有一只狡猾的兔子,一天能跑五百里,如果让它看见猎人的手指而奔跑,即使是好狗也追不上狡兔扬起的尘土;如果把兔子的耳朵系上,再放开它,那么狡兔就跑不掉了。现在你就像我的媒人,是系住兔子耳朵的人,是放开兔子的人,还是让兔子看见手指而奔跑的人呢?”《诗经》上说:“你要安心享乐,却把我当作遗弃的东西。”
宋燕相齐,见逐,罢归之舍,召门尉陈饶等二十六人曰:“诸大夫有能与我赴诸侯者乎?”陈饶等皆伏而不对。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难用也。”饶曰:“〔非士大夫易得而难用也,〕君弗能用也,〔君不能用,〕则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己而责诸人也。”宋燕曰:“夫失诸己而责诸人者何?”陈饶曰:“三斗之稷,不足于士,而君雁鹜有余粟,是君之一过也。果园梨栗,后宫妇人以相提掷,士曾不得一尝,是君之二过也。绫纨绮縠,靡丽于堂,从风而弊,士曾不得以为缘,是君之三过也。且夫财者、君之所轻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轻,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犹譬鈆刀畜之,而干将用之,不亦难乎!”宋燕面有惭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过也。”《诗》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浆。”
宋燕在齐国担任宰相,被驱逐后罢官回到家中,召来门尉陈饶等二十六人,对他们说:“各位大夫有能和我一起投奔其他诸侯国的吗?”陈饶等人都伏在地上不回答。宋燕说:“可悲啊!为什么士大夫容易得到却难以使用呢?”陈饶说:“〔不是士大夫容易得到而难以使用,〕是君主不能很好地使用他们。君主不能很好地使用他们,那么他们就会产生不平之心,这是君主自己的过失却去责怪别人。”宋燕说:“把过失归在自己身上却去责怪别人,是什么意思呢?”陈饶说:“三斗粮食,连一个士人都不够吃,而您养的鹅鸭却有吃不完的粮食,这是您的第一个过失。果园里的梨和栗子,后宫的妇女们用来相互投掷玩耍,士人却连尝一个都得不到,这是您的第二个过失。绫罗绸缎,华丽地挂满厅堂,被风吹坏,士人却连做衣边都得不到,这是您的第三个过失。况且钱财是君主所轻视的,死却是士人所看重的。君主不能行施您所轻视的,却想让士人献出他们所看重的,这就像用铅刀储存着,却想用干将宝剑去使用它,不是太困难了吗!”宋燕面带惭愧,徘徊着离开座位说:“这是我的过错啊。”《诗经》上说:“有人献上美酒,有人却拿淡酒应付。”
传曰:善为政者、循情性之宜,顺阴阳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际,如是、则天地奉养,而生物丰美矣。不知为政者、使情厌性,使阴乘阳,使末逆本,使人诡天气,鞠而不信,郁而不宜,如是,则灾害生,怪异起,群生皆伤,而年谷不熟,是以其动伤德,其静无救,故缓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为治。《诗》曰:“废为残贼,莫知其尤。”
传说上说: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能够按照人的自然本性和实际情况去办事,顺应阴阳变化的次序,明白事情的本末道理,符合天与人的相互关系。像这样,那么天地就会养育万物,而生物也就丰富美好了。不懂得治理国家的君主,却使人的性情受到压抑,使阴气压倒了阳气,使次要的东西违背了根本,使人的行动违背了天地的节气,事情办不成,而又使人感到压抑而不舒畅。像这样,那么灾害就会产生,怪异就会发生,万物都受到伤害,年成不好谷物不熟,因此他的行为就会伤害道德,他的静止状态也无法补救。所以,对缓慢的事情他无法处理,对紧急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天天违背事理却想治理好国家。《诗经》上说:“国政败坏,残害百姓,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魏文侯之时,子质仕而获罪焉,去而北游,谓简主曰:“从今已后,吾不复树德于人矣。”简主曰:“何以也?”质曰:“吾所树堂上之士半,吾所树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树边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恶我于君,朝廷之大夫〕恐我以法,边境之人劫我以兵,是以不树德于人也。”简主曰:“噫!子之言过矣。夫春树桃李,夏得阴其下,秋得食其实。春树蒺藜,夏不可采其叶,秋得其刺焉。由此观之,在所树也。今子所树,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择而后种也。”《诗》曰:“无将大车,惟尘冥冥。”
魏文侯时期,子质做了官,但遭到了罪责,于是离开魏国向北游历,他对赵简主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对别人施予恩惠了。”简主问:“为什么呢?”子质说:“我栽培提拔的,在朝堂上的有一半,在朝廷里当大夫的有一半,在边境保卫国家的也有一半。现在朝堂上的那一半在国君面前说我的坏话,朝廷里当大夫的那一半用法律威吓我,边境上的那一半又用武力劫持我,因此我不再对别人施予恩惠了。”简主说:“唉!你的话错了。比如春天种植桃李,夏天就可以在树下乘凉,秋天还可以吃到它的果实。但如果春天种下蒺藜,夏天既不能采它的叶子,到秋天得到的也只是扎人的刺。这样看来,问题不在于是否应该对人施予恩惠,而在于你施予恩惠的对象是不是合适的人。现在你栽培提拔的人,并不是合适的人。所以君子要先选择对象然后再加以栽培。”《诗经》上说:“不要勉强拉车,尘土飞扬会迷住眼睛。”
正直者、顺道而行,顺理而言,公平无私,不为安肆志,不为危激行。昔卫献公出走,反国,及郊,将班邑于从者而后入。太史柳庄曰:“如皆守社稷,则孰负羁絷而从;如皆从,则孰守社稷。君反国而有私,无乃不可乎!”于是不班也。柳庄正矣!昔者、卫大夫史鱼病且死,谓其子曰:“我数言蘧伯玉之贤而不能进,弥子瑕不肖而不能退。为人臣,生不能进贤而退不肖,死不当治丧正堂,殡我于室、足矣。”卫君问其故,子以父言闻,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贵之,而退弥子瑕,从殡于正堂,成礼而后去。生以身谏,死以尸谏,可谓直矣。《诗》曰:“靖共尔位,好是正直。”
正直的人,按照道义来行事,按照道理来说话,公平而无私心,在安定时不放纵自己的私欲,在危难时也不改变自己的品行。从前卫献公逃亡在外,后来回国,走到国都郊外时,准备按功劳大小把土地和城邑分封给随从他的人,然后才进城。太史柳庄说:“如果大家都守卫国家,那么谁还会背井离乡地跟从您逃亡呢?如果大家都跟从您逃亡,那么又有谁来守卫国家呢?国君您刚回到国家就有私心,恐怕不可以这样吧!”于是卫献公就没有分封土地。柳庄真是正直啊!从前,卫国大夫史鱼得了重病快要死了,对他的儿子说:“我多次提到蘧伯玉很贤能,却没能让他做官;弥子瑕不贤能,也没能把他罢免。做臣子的,活着的时候不能举荐贤能的人,辞退不贤能的人,死后就没有资格在正堂里治办丧事,把我放在偏房里治办丧事就足够了。”卫君问他原因,儿子把父亲的话告诉了卫君。卫君立即召见蘧伯玉并使他显贵起来,同时辞退了弥子瑕,并在正堂为史鱼治办丧事,完成礼仪后才离开。史鱼活着的时候用身体进谏,死了以后又用尸体进谏,可以说是正直了。《诗经》上说:“谨慎地处于你的职位上,喜好正直。”
孔子闲居,子贡侍坐,“请问为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哉!尔之问也!为人下,其犹土乎?”子贡未达,孔子曰:“夫土者、掘之得甘泉焉,树之得五谷焉,草木植焉,鸟兽鱼鳖遂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多功不言,赏世不绝,故曰:能为下者、其惟土乎!”子贡曰:“赐虽不敏,请事斯语。”《诗》曰:“式礼莫愆。”
孔子闲居时,子贡在一旁陪坐,问:“请问做别人的部下的道理是怎样的呢?”孔子说:“你问得真好啊!做别人的部下,就像土一样吗?”子贡没有理解老师的意思,孔子便说:“那土啊,挖开它就能得到甘甜的泉水,种植上庄稼就能得到五谷,草木生长在上面,鸟兽鱼鳖在里面繁衍生存;活着的人靠它站立,死了的人则埋入土中。它贡献很多却不自夸其功,它的恩泽惠及后世永无穷尽。所以说,能够做好别人的部下的,大概只有土了吧!”子贡说:“我虽然不聪明,但也愿意按照您的话去做。”《诗经》上说:“遵循礼节,不要出差错。”
传曰:南假子过程本,本为之烹鲡鱼。南假子曰:“闻君子不食鲡鱼。”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与焉?”假子曰:“夫高比、所以广德也,下比、所以狭行也;比于善者、自进之阶,比于恶者,自退之原也。且诗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吾岂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古代传记上说:南假子到程本家做客,程本为他烹制鲡鱼。南假子说:“我听说君子不吃鲡鱼。”程本说:“这是君子吃的鱼,我这样的人哪有资格吃它呢?”南假子说:“向上看齐,可以增广德行;向下看齐,可以缩小品行;与好的相比,是自我进取的阶梯;与坏的相比,是自我退化的原因。《诗经》上说,‘高山令人仰慕,大道使人遵循’。我岂敢把自己与君子相比呢?只是心中仰慕他们罢了。”
子贡问大臣,子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子贡曰:“否。齐有管仲,郑有东里子产。”孔子曰:“产、荐也。”子贡曰:“然则荐贤贤于贤。”曰:“知贤、知也,推贤、仁也,引贤、义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子贡问孔子什么是大臣,孔子回答说:“齐国有鲍叔,郑国有子皮。”子贡说:“不对。齐国有管仲,郑国有东里子产。”孔子说:“子产是善于推荐贤能的人。”子贡说:“那么推荐贤能的人比贤能的人更贤能。”孔子说:“知贤能的人是明智,推举贤能的人是仁德,引进贤能的人是正义。有了这三种品质,还有什么可以再加的呢?”
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子路曰:“由愿奋长戟,荡三军,乳虎在后,仇敌在前,蠡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子曰:“辩士哉!”颜回不愿,孔子曰:“回何不愿?”颜渊曰:“二子已愿,故不敢愿。”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愿,丘将启汝。”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向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孔子曰:“圣士哉!大人出,小子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诗》曰:“雨雪瀌瀌,见晛曰消。”
孔子在景山上游玩,子路、子贡、颜渊跟随。孔子说:“君子登高一定要赋诗言志,你们说说你们的愿望吧,我来启发你们。”子路说:“我愿挥舞长戟,荡平敌国军队,乳虎在后助威,仇敌在前交锋,蠡虫跳跃,蛟龙奋飞,前进解救两国的危难。”孔子说:“真是勇士啊!”子贡说:“两国交战,壮士列阵,尘埃满天,我不拿一尺长的兵器,不带一斗粮食,就能解除两国的危难,用我计策的国家就能存在,不用我计策的国家就会灭亡。”孔子说:“真是辩士啊!”颜回不愿说,孔子说:“颜回为什么不说呢?”颜渊说:“他们两位都说了,所以我不敢说了。”孔子说:“各人不同,各有事情,颜回说说你的愿望吧,我来启发你。”颜渊说:“我愿治理一个小国,君主以道义来统治,臣子用德行来教化,君臣同心,内外相应,列国诸侯没有不遵从道义、向往仁风的。强壮的人快步前来,年老的人拄杖而至,教化在百姓中推行,恩德施及四方的蛮夷,他们都放下兵器,从四面八方汇集到国都,天下都获得长久的安宁。虫飞兽走,各自安享天性之乐,进用贤能的人,使用有才能的人,各自担任他们的事。于是君主在上位安闲,臣子在下位和谐,无为而治,一举一动都符合道义,从容不迫,合乎礼节,说仁义的人受到奖赏,说打仗的人遭到处罚,那么子路怎么需要进兵去解救危难,子贡又怎么需要解除国家的危难呢?”孔子说:“你真是圣人啊!大人出现,小人就隐退;圣人兴起,贤者就退让。颜回如果执政,子路和子贡又怎么能施展他们的才能呢!”《诗经》上说:“大雪纷飞满天飘,太阳一出便融化。”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贡侧门而听,曲终,曾子曰:“嗟乎!夫子瑟声殆有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趋利之甚。”子贡以为然,不对而入。夫子望见子贡有谏过之色,应难之状,释瑟而待之,子贡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夫参、天下贤人也,其习知音矣!乡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见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厌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参以丘为贪狼邪僻,不亦宜乎!”《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
从前,孔子弹琴,曾子和子贡站在旁边听,琴声一停,曾子说:“哎呀!老师的琴声,简直表现了贪婪狠毒的思想,邪僻的行为,怎么这样不仁德,追求财利到这种地步呢?”子贡也认为是这样,但他一声不吭地走进屋里。孔子看见子贡脸上露出规劝过失的神色,应答时带有为难的样子,于是放下琴等待他,子贡把曾子的话告诉孔子。孔子说:“哎呀!曾参真是天下有道德的人啊,他已经很懂得音乐了!刚才我弹琴的时候,有一只老鼠出来觅食,一只狸猫从屋里出来,慢慢走到屋梁上,轻手轻脚地走着,走到老鼠的洞口就停下来,瞪着眼睛,缩着脖子,一直找不到机会下手,我于是用琴声表现这种贪欲的心情,曾参却以为我表现的是贪婪狠毒的思想,邪僻的行为,这也合乎情理啊!”《诗经》上说:“钟声在宫中响起,声音传到宫外。”
为人父者、必怀慈仁之爱,以畜养其子,抚循饮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识也,必严居正言,以先导之;及其束发也,授明师以成其技;十九见志,请宾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脉澄静,娉内以定之,信承亲授,无有所疑;冠子不言,发子不笞,听其微谏,无令忧之,此为人父之道也。《诗》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
做父亲的,一定要怀有慈爱之心,以抚养儿子,给他衣食,使他身体健康;等到儿子有知识时,一定要用严肃的态度和正直的言论来教育他;等到他成童时,要为他请高明的老师来培养他的才能;十九岁时,他的志向可以显现出来了,要为他举行加冠礼,使他坚定自己的意志;等到他血脉畅通,就要为他娶妻,使他生活安定,要使他确信这是父母给他的安排,不要有所怀疑;加冠时不斥责他,成年后不鞭打他,要听他的委婉规劝,不要使他忧虑,这就是做父亲的道理。《诗经》上说:“父亲生了我,母亲抚养我,抚摸我,爱护我,使我成长,又教育我。照顾我,关怀我,出门进门都抱着我。”

诗外传卷八

越王勾践使廉稽献民于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国也,臣请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贤人也,其使者亦贤,子其慎之!”使者出,见廉稽曰:“冠、则得以俗见,不冠、不得见。”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处于大国,而处江海之陂,与魭鳣鱼鳖为伍,文身翦发,而后处焉。今来至上国,必曰:‘冠、得俗见,不冠、不得见。’如此、则上国使适越,亦将劓墨文身翦发,而后得以俗见,可乎?”荆王闻之,披衣出谢。孔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越王勾践派廉稽给楚王进贡百姓,楚王使者说:“越国是夷狄之邦,请允许我欺骗一下他们的使者。”楚王说:“越王是贤人,他的使者也是贤人,你应当谨慎些!”使者出来,见到廉稽说:“戴上帽子可以按一般的礼节接见,不戴帽子就不得接见。”廉稽说:“越国也是周室分封的诸侯国,不能处在中原大国,而处于江海之滨,与蛇虫鱼鳖为伍,身上刺花纹,剪短头发,然后才在那里生活。现在来到贵国,贵国使者说:‘戴上帽子可以按一般的礼节接见,不戴帽子就不得接见。’如果这样,那么贵国使者到越国去,也必定要割鼻涂墨,身上刺花纹,剪短头发,然后才可以用一般的礼节接见,可以吗?”楚王听了,连忙披上衣服出来道歉。孔子说:“出使四方,不辱没君主的使命,可以称为士了。”
人之所以好富贵安乐,为人所称誉者、为身也;恶贫贱危辱,为人所谤毁者、亦为身也。然身何贵也?莫贵于气;人得气则生,失气则死;其气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于人也;非缯布五谷也,不可籴买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人们之所以喜欢富贵安乐,被人称誉,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厌恶贫贱危辱,被人诽谤,也是为了自身的利益。然而自身有什么值得尊贵的呢?没有什么比气更值得尊贵的;人得到气就生存,失去气就死亡;那种气不是金钱布帛珠玉,不可以从别人那里求得;不是丝织品和五谷,不可以买来得到;它就在我们自身,不可以不谨慎。《诗经》上说:“既明智又通达事理,可以保全自身。”
吴人伐楚,昭王去国,国有屠羊说从行,昭王反国,赏从者,及说,说辞曰:“君失国,臣所失者屠;君反国,臣亦反其屠。臣之禄既厚,又何赏之?”辞不受命,君强之,说曰:“君失国,非臣之罪,故不伏诛;君反国,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赏。吴师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国,说何事焉。”君曰:“不受,则见之。”说对曰:“楚国之法,商人欲见于君者,必有大献重质,然后得见。今臣智不能存国,节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见之,非国法也。”遂不受命,入于涧中。昭王谓司马子期曰:“有人于此,居处甚约,议论甚高,为我求之,愿为兄弟,请为三公。”司马子期舍车徒求之,五日五夜,见之,谓曰:“国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从,非忠也;恶富贵于上,甘贫苦于下,意者过也。今君愿为兄弟,请为三公,不听君,何也?”说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贵于刀俎之肆矣;万钟之禄,我知其富于屠年之利矣。今见爵禄之利,而忘辞受之礼,非所闻也。”遂辞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闻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为也,约己持穷,而处人之国矣。”说曰:“何谓穷?吾让之以礼,而终其国也。”曰:“在深渊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见昭王德衰于吴,而怀宝绝迹,以病其国,欲独全己者也,是厚于己而薄于君,狷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则可谓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谓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废于厉,申伯仲山甫辅相宣王,拨乱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庙复兴,申伯仲山甫乃并顺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举遗士,海内翕然向风。故百姓勃然咏宣王之德。《诗》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国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如是、可谓救世矣。”
吴国军队进攻楚国,楚昭王逃离楚国,有个屠羊的随从楚昭王一起逃跑,楚昭王返回楚国后,奖赏跟随的人,轮到屠羊说,屠羊说辞谢说:“君王失去了国家,我也失去了杀羊的职业;君王返回国家,我也恢复了杀羊的职业。我的俸禄已经足够,又有什么可奖赏的呢?”屠羊说辞谢不接受命令,楚昭王强迫他接受,屠羊说:“君王失去了国家,不是我的罪过,所以我不接受惩罚;君王返回国家,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不接受奖赏。”吴国军队攻入郢都,我害怕战祸逃避危难,君王返回国家,屠羊说有什么功劳呢?”楚昭王说:“不接受命令,那就让他来见我。”屠羊说回答说:“楚国的法令,商人要见君王,一定要有贵重的礼物作为见面礼,然后才能见到君王。现在我的智慧不能保存国家,节操不能为国君去死,勇敢不能抗击敌人,然而要见君王,这不合国家的法令。”于是屠羊说不接受命令,回到屠羊的铺子里。楚昭王对司马子期说:“这里有一个人,居处很简陋,但他的议论却很高明,替我找一找,我愿意和他结为兄弟,让他做三公的职位。”司马子期放下车马,步行去找,五天五夜才找到,对他说:“国家危难不挽救,不是仁;君王命令不接受,不是忠;厌恶富贵在君王之上,甘愿贫贱处在君王之下,这是有意犯错误。现在君王愿意和你结为兄弟,让你做三公的职位,不听从君王,为什么呢?”屠羊说回答说:“三公的职位,我知道它比屠羊的铺子高贵;万钟的俸禄,我知道它比屠羊的收入多。现在看见爵禄的利益,却忘记了辞让接受的礼节,这不是我听到的道理。”于是辞谢了三公的职位,返回屠羊的铺子。君子听说后说:“屠羊说的行为,太伟大了!克制自己,甘于贫穷,却处在楚国的朝廷上。”屠羊说回答说:“什么叫贫穷?我用礼节辞让了,最后也终于回到了我的屠羊铺子上。”君子说:“处在深渊之中,而不去援救楚国的危难,看见楚昭王的德行衰微在吴国之下,却怀抱珍宝,逃避人世,来使国家受害,想独自保全自己,这是厚待自己而薄待国君,是拘谨自守的人,不是拯救国家的人。”君子问:“那么怎样可以称为拯救国家的人呢?”回答说:“像申伯、仲山甫那样的人可以称为拯救国家的人!从前,周朝的德行大大衰败,道义被厉王废弃,申伯、仲山甫辅佐周宣王,拨乱反正,使天下大体振兴,宗庙重新兴盛,申伯、仲山甫于是顺应天下人心,纠正邪恶过失,宣扬道德教化,推举被遗漏的贤人,天下都向往归附他们。所以百姓勃然兴起歌颂周宣王的德行。《诗经》上说:‘周邦都欢喜,因为有个好辅臣。’又说:‘国家的政事是好是坏,仲山甫知道得很清楚。既明智又通达事理,可以保全自身。早晚都不懈怠,尽心尽力侍奉君王。’像这样,可以称为拯救国家的人了。”
齐崔杼弒庄公,荆蒯芮使晋而反。其仆曰:“崔杼弒庄公,子将奚如?”荆蒯芮曰:“驱之!将入死而报君。”其仆曰:“君之无道也,四邻诸侯莫不闻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难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谏;谏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谏,又不去。吾闻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乱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驱车而入,死其事。仆曰:“人有乱君,犹必死之;我有治长,可无死乎!”乃结辔自刎于车上。君子闻之,曰:“荆蒯芮可谓守节死义矣,仆夫则无为死也,犹饮食而遇毒也。”《诗》曰:“风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谓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仆夫之谓也。
齐国崔杼杀了齐庄公,荆蒯芮出使晋国后返回齐国。他的仆人说:“崔杼杀了齐庄公,你打算怎么办?”荆蒯芮说:“快驾车!我将进去以死事君。”他的仆人说:“齐庄公无道,四邻诸侯没有不知道的,为了他而死,不是太难了吗?”荆蒯芮说:“你说得好!如果早点说,我能劝谏他;劝谏他而不被采纳,我能离开齐国。现在既没有劝谏,又没有离开。我听说:‘吃他的饭,就要为他做事。’我既已吃了无道君主的饭,又怎能为了有道君主而死呢?”于是驱车进宫,以死事君。他的仆人说:“人家有无道君主,尚且一定要为他而死;我有有道君主,难道可以不死吗!”于是系好马缰绳,在车上自杀了。君子听了这件事后说:“荆蒯芮可以说是坚守节操、为义而死了,他的仆人却没有必要去死,这就像吃饭却中了毒一样。”《诗经》上说:“日夜不懈怠,专心侍奉君王。”这话正是说荆蒯芮先生的。《易经》上说:“不能长久地保持他的德行,或许就会蒙受羞辱。”这话正是说他的仆人的。
逊而直、上也,切次之,谤谏为下,懦为死。《诗》曰:“柔亦不茹。”
谦恭而直谏为上策,恳切劝谏稍次一等,批评劝谏为下策,懦弱而死为最下策。《诗经》上说:“柔弱也不忍吞食。”
宋万与庄公战,获乎庄公,庄公败舍诸宫中,数月,然后归之,反为大夫于宋。宋万与闵公博,妇人皆在侧,万曰:“甚矣!鲁侯之淑,鲁侯之美也,天下诸侯宜为君者、惟鲁侯耳!”闵公矜此妇人,妒其言,顾曰:“尔虏,焉知鲁侯之美恶乎?”宋万怒,博闵公,绝脰。仇牧闻君弒,趋而至,遇之于门,手剑而叱之,万臂摋仇牧,碎其首,齿着乎门阖。仇牧可谓不畏强御矣。《诗》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刚亦不吐。”
宋万与齐庄公作战,俘获了齐庄公,齐庄公战败后,被安置在宋国的后宫里,过了几个月,才放他回国,回国后反而在宋国做了大夫。宋万与宋闵公赌博,妇女们都在身边,宋万说:“太厉害了!鲁庄公多么英俊,鲁庄公多么漂亮,天下诸侯应该做君主的,只有鲁庄公了!”宋闵公当着这些妇女的面,很自负,听了这话很嫉妒,回过头来对宋万说:“你是俘虏,怎么知道鲁庄公的美丑呢?”宋万很生气,就和宋闵公博斗,折断了宋闵公的脖子。仇牧听说君王被杀,快步赶来,在门口遇上了宋万,手持宝剑大声呵斥宋万,宋万用胳膊一格,撞碎了仇牧的头,牙齿都撞在宫门上了。仇牧可以说是毫不畏惧强暴了。《诗经》上说:“只有仲山甫,柔弱也不忍吞食,刚强也不轻吐。”
可于君,不可于父,孝子不为也;可于父,不可于君,君子不为也。故君不可夺,亲亦不可夺也。《诗》曰:“恺悌君子,四方为则。”
符合君主的要求,但不符合父亲的要求,孝子是不会这样做的;符合父亲的要求,但不符合君主的要求,君子是不会这样做的。所以君主的命令不能违背,父亲的命令也不能违背。《诗经》上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四方诸侯的榜样。”
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未见凤凰,惟思其象,夙寐晨兴,乃召天老而问之,曰:“凤象何如?”天老对曰:“夫凤象、鸿前麟后,蛇颈而鱼尾,龙文而龟身,燕颔而鸡啄;戴德负仁,抱中挟义;小音金,大音鼓;延颈奋翼,五彩备明;举动八风,气应时雨;食有质,饮有仪;往即文始,来即嘉成;惟凤为能通天祉,应地灵,律五音,览九德。天下有道,得凤象之一,则凤过之,得凤象之二,则凤翔之,得凤象之三,则凤集之,得凤象之四,则凤春秋下之,得凤象之五,则凤没身居之。”黄帝曰:“于戏!允哉!朕何敢与焉。”于是黄帝乃服黄衣,戴黄冕,致斋于宫,凤乃蔽日而至,黄帝降于东阶,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凤乃止帝东国,集帝梧桐,食帝竹实,没身不去。《诗》曰:“凤凰于飞,刿刿其羽,亦集爰止。”
黄帝即位后,施惠于天下,一切措施都注重修德,一心推行仁政,使天下和平安定,但还没有见到凤凰,只是思念凤凰的形象,日夜思念,于是召来天老问他:“凤凰的形象是怎样的?”天老回答说:“凤凰的形象,头似鸿雁,尾似麒麟,颈似蛇,尾似鱼,龙鳞龟背,燕子的下巴,鸡的嘴巴;头戴德,背负仁,怀抱忠,内含义;小的叫声像金属声,大的叫声像鼓声;伸长脖子,振起翅膀,五彩俱全,十分鲜明;一举一动都符合八风的要求,它的气息应和时雨;吃东西有节制,喝水有仪态;去时带来文明,来时带来吉祥;只有凤凰能够沟通天的福祉,应和地的灵气,调和五音,具备九种美德。天下有道时,能具备凤凰一种形象的,凤凰就飞过该地;能具备凤凰两种形象的,凤凰就盘旋飞翔;能具备凤凰三种形象的,凤凰就群集该地;能具备凤凰四种形象的,凤凰就春秋两季来到该地;能具备凤凰五种形象的,凤凰就终身居住该地。”黄帝说:“啊!确实如此!我怎敢企及呢。”于是黄帝就穿上黄衣,戴上黄冕,在宫中斋戒,凤凰就遮天蔽日地飞来了,黄帝走下东阶,面向西方,再拜叩头,说:“皇天降下福祉,我不敢不接受。”凤凰就停在黄帝的东国,聚集在黄帝的梧桐树上,吃黄帝的竹实,终身没有离开。《诗经》上说:“凤凰飞翔,展翅高飞,纷纷扬扬,群集在梧桐树上。”
魏文侯有子曰击,次曰诉,诉少而立以嗣,封击中山。三年莫往来,其傅赵苍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击曰:“愿之,而未有所使也。”苍唐曰:“臣请使。”击曰:“诺。”于是乃问君所好与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赉行。苍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苍唐再拜献之。”文侯曰:“击知吾好北犬晨鴈也,则见使者。”文侯曰:“击无恙乎?”苍唐唯唯而不对,三问而三不对。文侯曰:“不对何也?”苍唐曰:“臣闻:诸侯不名。君既已赐弊邑,使得小国侯,君问以名,不敢对也。”文侯曰:“中山之君无恙乎?”苍唐曰:“今者、臣之来,拜送于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长短若何矣?”苍唐曰:“问诸侯,比诸侯;诸侯之朝,则侧者皆人臣,无所比之,然则、所赐衣裘,几能胜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对曰:“好诗。”文侯曰:“于诗何好?”曰:“好黍离与晨风。”文侯曰:“黍离何哉?”对曰:“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时思也。”文侯曰:“晨风谓何?”对曰:“鴥彼晨风,郁彼北林。未见君子,忧心钦钦。如何如何!忘我实多。”于是文侯大悦,曰:“欲知其子,视其母;欲知其君,视其所使。中山君不贤,恶能得贤。”遂废太子诉,召中山君以为嗣。《诗》曰:“凤凰于飞,刿刿其羽,亦集爰止。蔼蔼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
魏文侯有个儿子叫击,另一个儿子叫诉,诉年小而被立为太子,封击在中山。父子三年没有往来,击的师傅赵苍唐说:“父亲忘了儿子,儿子不能忘了父亲,为什么不派使者去呢?”击说:“愿意派使者,但没有合适的人。”赵苍唐说:“我愿意去。”击说:“好吧。”于是击就问赵苍唐:“君王喜欢什么和爱好什么?”赵苍唐说:“君王喜欢北方的狗,爱好早晨的雁。”击就派人找来北方的狗和早晨的雁让赵苍唐带着走了。赵苍唐到后,对魏文侯说:“北方中山的君主有北方的狗和早晨的雁,派我前来进献。”魏文侯说:“击知道我喜欢北方的狗和早晨的雁,所以见了使者。”魏文侯又问:“击身体好吗?”赵苍唐只是答应,而不回答,问了三次,三次都不回答。魏文侯说:“为什么不回答?”赵苍唐说:“我听说诸侯的姓名,不能随便称呼。君王既然已经赐给中山,让中山有了小国诸侯的地位,君王用姓名来问他,我不敢回答。”魏文侯说:“中山的君主身体好吗?”赵苍唐说:“这次我来,在郊外拜送了他。”魏文侯说:“中山的君主身材怎样?”赵苍唐说:“如果问其他诸侯,可以用其他诸侯来比,诸侯来朝见,旁边的人都是人臣,没有什么可以比的,然而,君王赐给中山的衣服裘皮,他穿上大概能撑起来吧。”魏文侯说:“中山的君主也有什么爱好吗?”赵苍唐回答说:“爱好《诗经》。”魏文侯问:“爱好《诗经》的哪一篇?”回答说:“爱好《黍离》和《晨风》。”魏文侯问:“《黍离》是什么内容?”回答说:“‘那黍子一行行,高粱苗儿也在长。走在这条路上,心中十分忧伤。了解我的人,说我心中忧愁;不了解我的人,问我把什么追求。遥远的苍天在上,这究竟是谁造成的呢?’”魏文侯问:“怨恨吗?”回答说:“不敢怨恨,只是思念罢了。”魏文侯又问:“《晨风》是什么内容?”回答说:“‘早晨的风儿飕飕吹,吹过郁郁葱葱的北树林。一直没有见到君子,忧心忡忡满心焦。怎么办怎么办?实在忘我太多!’”魏文侯听后十分高兴,说:“想了解儿子,就看他的母亲;想了解君主,就看他派出的使者。中山君不贤明,怎能得到这样的贤臣。”于是废了太子诉,立中山君击为继承人。《诗经》上说:“凤凰飞翔,展翅高飞,纷纷扬扬,群集在梧桐树上。诸侯中有许多贤人,都是君子派遣的,得到天子的宠爱。”
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车罢马而已,亦将喻诚信,通气志,明好恶,然后可使也。”
君子说:“所谓出使,并不是指简单地带着破旧的车辆、疲惫的马匹就足够了,更主要的是要通过言语来表达诚信,沟通意气和心志,明确表明喜好和厌恶,这样才可以出使。”
子贱治单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对曰:“不齐时发仓廪,振困穷,补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对曰:“赏有能,招贤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对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师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足以教孝矣,〕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袪壅蔽矣;所师者一人,足以虑无失策,举无败功矣。惜乎!不齐〔之所为者小也,〕为之大,功乃与尧舜参矣。”《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贱其似之矣。
宓子贱治理单父,百姓依附他。孔子说:“告诉我你治理单父的方法。”宓子贱回答说:“我经常打开粮仓赈济贫穷的人,补助不足的人。”孔子说:“这只是小民依附你罢了,还谈不上治理。”宓子贱又说:“我奖励有才能的人,招纳贤能之士,斥退没有才能的人。”孔子说:“这只能使士人依附你罢了,还谈不上治理。”宓子贱又说:“我尊敬的人有三个,我当作兄长来事奉的有五个人,我当作朋友交往的有十二个人,我当作老师来事奉的只有一个人。”孔子说:“尊敬三个人,足可以教人孝敬了;事奉五个人,足可以教人敬爱了;交往十二个人,足可以去掉闭塞和蒙蔽了;事奉一个老师,足可以使人谋划事情没有失误,办事没有不成功的了。可惜啊!宓子贱所做的事情太小了,如果他做的事再大一些,他的功业就可以和尧舜相比了。”《诗经》上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宓子贱正像这样的君子。
度地图居以立国,崇恩博利以怀众,明好恶以正法度,率民力稼,学校庠序以立教,事老养孤以化民,升贤赏功以劝善,惩奸绌失以丑恶,讲御习射以防患,禁奸止邪以除害,接贤连友以广智,宗亲族附以益强。《诗》曰:“恺悌君子。”
测量地图,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城邑,推崇恩德,广施利益,以安抚百姓,彰明好恶,以端正法度,率领百姓努力耕作,设立学校、庠序以推行教化,优待老人,赡养孤儿以感化百姓,选拔贤能的人,奖赏有功的人来鼓励行善,惩罚邪恶和过失的人来憎恶坏人坏事,讲习军事,练习射箭以防备祸患,禁止奸邪行为以消除危害,结交贤能之士,交连朋友以扩大智慧,尊崇亲族,使宗亲族人依附以增强实力。《诗经》上说:“和乐平易的君子。”
齐景公使人于楚,楚王与之上九重之台,顾使者曰:“齐有台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阶三等,茅茨不翦,朴椽不斲者,犹以谓为之者劳,居之者泰,吾君恶有台若此者!”楚王盖悒如也。使者可谓不辱君命,其能专对矣。
齐景公派人出使楚国,楚王领他登上九重的楼台,楚王回头对使者说:“齐国也有这样的楼台吗?”使者说:“我们国君有坐朝理政的殿堂,殿堂前有三级土台阶,堂顶盖着茅草,连边也不修剪,堂上椽子也不加雕饰,还认为这样盖楼的人很辛苦,住楼的人很安逸,我们国君哪能有这样的楼台呢!”楚王听后感到十分惭愧。使者可以说是不辱君命,能够独自应对楚王了。
传曰:予小子使尔继邵公之后。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为鲁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将不堪。”公曰:“不妄。”
《左传》上说:“我小子让你继承邵公的事业。”接受命令的人一定要用他祖先的姓名来称呼他。孔子任鲁国的司寇,鲁定公命令他说:“宋公弗父何的孙子鲁国的孔丘,任命你为司寇。”孔子说:“弗父何敦厚谨慎,以及他的国君,都不能担当这样的重任。”鲁定公说:“不会错。”
传曰:诸侯之有德,天子锡之:一锡车马,再锡衣服,三锡虎贲,四锡乐器,五锡纳陛,六锡朱户,七锡弓矢,八锡鈇钺,九锡秬鬯。《诗》曰:“厘尔圭瓒,秬鬯一卣。”
《左传》上说:诸侯有德行的,天子赐给他九种器物,一次赐给车马,二次赐给衣服,三次赐给虎贲卫士,四次赐给乐器,五次赐给登堂拜见的特权,六次赐给红色的大门,七次赐给弓矢,八次赐给斧钺,九次赐给秬鬯。《诗经》上说:“赐给你玉柄大圭和玉勺,秬鬯酒一坛。”
齐景公问子贡曰:“先生何师?”对曰:“鲁仲尼。”曰:“仲尼贤乎?”曰:“圣人也,岂直贤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圣何如?”子贡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始言圣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贡曰:“臣终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终身践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犹渴操壶杓,就江海而饮之,腹满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誉,得无太甚乎!”子贡曰:“臣赐何敢甚言,尚虑不及耳!臣誉仲尼,譬犹两手捧土而附泰山,其无益亦明矣;使臣不誉仲尼,譬犹两手杷泰山,无损亦明矣。”景公曰:“善岂其然!善岂其然!”《诗》曰:“绵绵翼翼,不测不克。”
齐景公问子贡说:“先生您的老师是谁?”子贡回答说:“鲁国的仲尼。”景公问:“仲尼贤能吗?”子贡说:“他是圣人,岂止是贤能啊!”景公笑着说:“他的圣人达到了怎样的地步呢?”子贡说:“不知道。”景公有些生气,变了脸色说:“你开始说他是圣人,现在又说不知道,为什么呢?”子贡说:“我终身顶戴天空,却不知道天空有多高;终身脚踩大地,却不知道大地有多厚。像我服侍仲尼,就好像口渴时拿起瓢勺,到江海中去饮水,喝饱了就离开,又怎能知道江海的深广呢?”景公说:“先生的赞誉,恐怕是太过分了吧?”子贡说:“我端木赐怎么敢说得过分呢,还担心说不尽他的美德呢!我赞誉仲尼,就好像两手捧起一把土来加到泰山上,他的高度并不会因此而增高;但如果让我不赞誉仲尼,就好比两手挖泰山,他的高度也不会因此而减少。”景公说:“好啊!难道真的是这样吗?好啊!难道真的是这样吗?”《诗经》上说:“绵绵不绝,小心翼翼,不测其深,不可度量。”
一谷不升谓之䭑,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馑,四谷不升谓之荒,五谷不升谓之大侵。大侵之礼,君食不兼味,台榭不饰,道路不除,百官补而不制,鬼神祷而不祠,此大侵之礼也。《诗》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谓也。
一谷不收叫做歉收,二谷不收叫做饥荒,三谷不收叫做大饥荒,四谷不收叫做灾荒,五谷不收叫做大灾荒。遇到大灾荒的礼节是:国君吃饭不用两种菜肴,楼台亭阁不去装饰,道路上不去清除,百官的工作不严格督促,鬼神只祷告而不去祭祀。这就是大灾荒的礼节。《诗经》上说:“我居住在御邑,却遭到灾荒。”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古者、天子为诸侯受封,谓之采地,百里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诸侯以十里。其后子孙虽有罪而绌,使子孙贤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谓兴灭国,继绝世也。书曰:“兹予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享之。”
古代,天子给诸侯分封土地,叫做采地。百里诸侯分给三十里,七十里诸侯分给二十里,五十里诸侯分给十里。后来,诸侯的子孙虽然有罪被废黜,但让他们的贤能子孙守住这块土地,世世代代祭祀他们最初受封的国君,这叫做复兴亡国,延续断绝了的世系。《尚书》上说:“我祭祀先王,你的祖先也跟随祭祀。”
梁山崩,晋君召大夫伯宗,道逢辇者,以其辇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辇者曰:“君趋道岂不远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问其所居。曰:“绛人也。”伯宗曰:“子亦有闻乎?”曰:“梁山崩,壅河,顾三日不流,是以召子。”伯宗曰:“如之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将如之何!”伯宗私问之。曰:“君其率群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问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问,伯宗以其言对。于是君素服,率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问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辇者,诈以自知。孔子闻之,曰:“伯宗其无后,攘人之善。”《诗》曰:“天降丧乱,灭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
梁山崩塌,晋国的国君召见大夫伯宗。伯宗在路上遇见一位乘车的人,他占用了道路,伯宗让他靠右边走,想鞭打他。乘车的人说:“国君赶着去处理事情,难道不急吗?你不了解情况就行动,可以吗?”伯宗听了很高兴,问他住在哪里。他说:“我是绛地人。”伯宗说:“你也听到梁山崩塌的消息了吗?”他说:“梁山崩塌,堵塞了河流,河水三天不流,因此国君召见你。”伯宗问:“那怎么办呢?”他说:“天有山,天让它崩塌;天有河,天让它堵塞。伯宗能怎么样呢?”伯宗私下里又问他。他说:“国君应该率领群臣,穿着白色的衣服去哭祭它,然后祭祀它,河水就会流通了。”伯宗问他姓名,他没有告诉。伯宗到了国君那里,国君问起这件事,伯宗就用那人的话来回答。于是国君就穿着白色的衣服,率领群臣去哭祭它,然后祭祀它,河水就流通了。国君问伯宗怎么知道这个办法的,伯宗没有说自己是听乘车人的话才知道的,而假称是自己知道的。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伯宗的后代恐怕要衰亡了,因为他窃取别人的善行而据为己有。”《诗经》上说:“天降丧乱,灭我邦国,重新立王。”又说:“敬畏上天之威,因此得以保全。”
晋平公使范昭观齐国之政,景公锡之宴,晏子在前,范昭趋曰:“愿君之倅樽以为寿。”景公顾左右曰:“酌寡人樽,献之客。”〔“范昭已饮。”〕晏子对曰:“彻去樽。”范昭不说,起舞,顾太师曰:“子为我奏成周之乐,愿舞。”太师对曰:“盲臣不习。”范昭起,出门。景公谓晏子曰:“夫晋、天下大国也,使范昭来观齐国之政,今子怒大国之使者,将奈何?”晏子曰:“范昭之为人也,非陋而不知礼也,是欲试吾君,婴故不从。”于是景公召太师而问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乐,何故不调?”对如晏子。于是范昭归,报平公曰:“齐未可幷也。吾试其君,晏子知之;吾犯其乐,太师知之。”孔子闻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间,折冲千里。”《诗》曰:“实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叠。”
晋平公派范昭去考察齐国的政事,齐景公设宴款待他,晏子在一旁陪侍。范昭快步上前说:“希望您的副手能捧酒器为我敬酒。”景公回头对左右侍臣说:“把我的酒杯斟满酒,献给客人。”范昭已经饮下。晏子说:“撤去酒杯。”范昭不高兴,便起舞,对太乐官说:“请你给我演奏成周的音乐,我要跳舞。”太乐官回答说:“我这个瞎子不熟悉。”范昭起身,走出大门。景公对晏子说:“晋国是天下的大国,派范昭来考察齐国的政事,现在你却冒犯了大国的使者,这可怎么办?”晏子说:“范昭这个人的为人,不是见识浅薄而不懂礼仪,他是想试探我们国君,所以我故意不遵从他的要求。”于是景公召来太乐官,问他说:“范昭让你演奏成周的音乐,你为什么不演奏?”太乐官的回答和晏子一样。于是范昭回国后,报告给平公说:“齐国是不能兼并的。我试探他们的国君,晏子识破了;我冒犯他们的音乐,太乐官也识破了。”孔子听说这件事后,说:“晏子真是了不起!他不出宫廷的宴席之间,就能挫败千里之外的敌国来使。”《诗经》上说:“拥有强盛的右军,保卫周室,一旦发威,没有不震惊屈服的。”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马、司徒也。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阴阳不和,四时不节,星辰失度,灾变异常,则责之司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谷不植,草木不茂,则责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贼,下怨其上,则责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职,忧其分,举其辩,明其隐,此三公之任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称职也。
三公是什么人呢?回答说:是司空、司马、司徒。司马主管天象,司空主管土地,司徒主管人事。因此,阴阳不和,四季不按时令,星辰位置错乱,灾害变故异常,就责问司马。山陵崩塌,河流干涸,五谷不生长,草木不茂盛,就责问司空。君臣不正,人心不和,国家盗贼众多,百姓怨恨君主,就责问司徒。所以三公掌管自己的职责,忧虑自己的本分,提出自己的意见,洞察隐藏的情况,这就是三公的责任。《诗经》上说:“众多的贤士济济一堂,文王因此得以安宁。”又说:“光明照耀周朝,使在位者各尽其职。”这是说各自都称职。
夫贤君之治也:温良而和,宽容而爱,刑清而省,喜赏而恶罚,移风崇教,生而不杀,布惠施恩,仁不偏与,不夺民力,役不踰时,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无冻馁,食无腐败,士不造无用,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以时入山林,国无佚士,皆用于世,黎庶欢乐,衍盈方外,远人归义,重译执贽,故得风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兴雨祈祈。”以是知太平无飘风暴雨明矣。
贤明的君主治理国家,温和善良而和谐,宽容大度而仁爱,刑法清明而简约,喜欢奖赏而厌恶惩罚,移风易俗,崇尚教化,爱惜生命而不滥杀无辜,广布恩惠,施行恩泽,仁爱之心不偏袒少数人,不侵夺百姓的财力,劳役不超过农时,百姓得以耕种,家家有积蓄,百姓不受饥寒,食物没有腐烂,士人不制造无用的东西,雕花的工艺品不在市场上出售,砍伐树木遵循季节进入山林,国内没有闲散人员,都能各尽其用,百姓安居乐业,人口繁衍到境外,远方的异族人也来归附,辗转翻译,执礼进贡,所以能够风调雨顺。《诗经·小雅》上说:“乌云浓密,细雨绵绵,滋润万物,祈求丰收。”由此可知太平时期没有暴风骤雨是很明显的。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归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诗》曰:“我日斯迈,而月斯征。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
昨天为何而生?今天为何而成?一定要想到要归于敦厚,一定要想到要治理民生;一天比一天谨慎,就像坚固的城墙一样完备。《诗经》上说:“我每天都要向前迈进,每月都要有所进展。早起晚睡,不要辱没了父母的期望。”
官怠于有成,病加于小愈,祸生于懈惰,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易曰:“小狐汔济,濡其尾。”《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做官的人,往往在事情有所成就时变得懈怠,疾病往往在小有好转时加重,灾祸往往因松懈懒惰而产生,孝心往往因妻子儿女而衰退。考察这四种情况,要谨慎地始终如一。《易经》上说:“小狐狸快要渡过河,尾巴却沾湿了。”《诗经》上说:“不是没有好的开始,但很少有好的结局。”
孔子燕居,子贡摄齐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而智罢,振于学问,不能复进,请一休焉。”子曰:“赐也,欲焉休乎?”曰:“赐欲休于事君。”孔子曰:“《诗》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赐休于事父。”孔子曰:“《诗》云:‘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赐欲休于事兄弟。”孔子曰:“《诗》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赐欲休于耕田。”孔子曰:“《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贡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阖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时之易迁兮,此之谓君子所休也。故学而不已,阖棺乃止。”《诗》曰:“日就月将。”言学者也。
孔子在家闲居,子贡整肃仪容走上前来,说:“弟子跟随先生学习已经多年了,才力用尽,智慧枯竭,再也不能在学业上有所进益了,请让我休息一段时间吧。”孔子说:“赐啊,你想在哪里休息呢?”子贡说:“我想在侍奉君主的事情上休息。”孔子说:“《诗经》上说,‘无论早晚都不懈怠,尽心侍奉君主’,侍奉君主做到这样,哪里还谈得上休息呢!”子贡说:“那么,我想在侍奉父亲上休息。”孔子说:“《诗经》上说,‘孝子不断竭对父母的孝敬,永远赐给你同类的人以孝敬之心’,侍奉父亲做到这样,哪里还谈得上休息呢!”子贡说:“那么,我想在兄弟关系上休息。”孔子说:“《诗经》上说,‘妻子儿女感情融洽,就像琴瑟之声和谐’,兄弟关系做到这样,哪里还谈得上休息呢!”子贡说:“那么,我想在耕作上休息。”孔子说:“《诗经》上说,‘白天割茅草,夜里搓绳索,急急忙忙修屋舍,然后开始播种五谷’,耕作做到这样,哪里还谈得上休息呢!”子贡说:“那么,君子也有休息的时候吗?”孔子说:“到棺木盖好了,才能停止劳作,否则,就不知道时间的流逝,这就是君子所说的休息。所以,学习是永无止境的,直到棺木盖好了才停止。”《诗经》上说:“日有所成,月有所进。”就是说的这个意思。
鲁哀公问冉有曰:“凡人之质而已,将必学而后为君子乎?”冉有对曰:“臣闻之:虽有良玉,不刻镂,则不成器;虽有美质,不学,则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贡、卫之贾人也,皆学问于孔子,遂为天下显士,诸侯闻之,莫不尊敬,卿大夫闻之,莫不亲爱,学之故也。昔吴楚燕代谋为一举而欲伐秦,祧贾、监门之子也,为秦往使也,遂绝其谋,止其兵,及其反国,秦王大悦,立为上卿。夫百里奚、齐之乞者也,逐于齐西,无以进,自卖五羊皮,为一轭车,见秦缪公,立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为人婿,老而见去,屠牛朝歌,赁于棘津,钓于磻溪,文王举而用之,封于齐。管仲亲射桓公,遂除报雠之心,立以为相,存亡继绝,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尝卑贱穷辱矣、然其名声驰于后世,岂非学问之所致乎?由此观之,士必学问然后成君子。《诗》曰:‘日就月将。’”于是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虽不敏,请奉先生之教矣。”
鲁哀公问冉有:“人的素质本来就差不多,是不是一定要通过学习才能成为君子呢?”冉有回答说:“我听说,虽然有美玉,如果不加以雕琢,就不能成为有用的器物;虽然有美好的素质,如果不学习,就不能成为君子。”哀公问:“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冉有回答说:“子路,本是一个粗鲁的山野之人,子贡,本是卫国的一个商人,他们都向孔子学习,后来都成为天下有名的士人,诸侯各国听说了他们的事迹,没有不尊敬的,卿大夫们听说了他们的事迹,没有不喜爱的,这就是学习的缘故。从前,吴、楚、燕、代四国商议一同出兵讨伐秦国,祧贾是赵国看守城门人的儿子,奉赵王之命出使秦国,却使四国诸侯的阴谋破产,停止了战争,他回到赵国后,赵王非常高兴,封他为上卿。百里奚,是齐国的乞丐,在齐国西境流浪,没有人收留他,他只好把自己以五张羊皮的价格卖掉,替人家养牛,后来见到秦穆公,被拜为相国,秦国因此称霸于西戎。姜太公吕望,年轻时在人家做女婿,年老时被人赶出门外,曾在朝歌杀牛,在棘津卖饭,在磻溪钓鱼,后来周文王任用他,封他为齐侯。管仲曾亲自射中齐桓公的带钩,后来桓公却抛弃前嫌,任用他为相国,他辅佐桓公,使齐国转危为安,使灭亡的国家得以复兴,使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九次会合诸侯,使天下得到匡正。这四个人,都曾地位卑贱,遭受屈辱,但他们后来却名声远扬,闻名后世,难道不是通过学习才这样的吗?由此看来,士人一定要通过学习才能成为君子。《诗经》上说:‘日有所成,月有所进。’”于是哀公高兴地说:“我虽然不聪明,但愿意遵照先生的话去做。”
曾子有过,曾晢引杖击之,仆地,有间,乃苏,起曰:“先生得无病乎?”鲁人贤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门人:“参来,〔勿内也。”曾参自以无罪,使人谢孔子,孔子曰:“〕汝不闻:昔者、舜为人子乎?小棰则待笞,大杖则逃。索而使之,未尝不在侧;索而杀之,未尝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杀身以陷父不义,其不孝孰大焉?汝非王者之民〔也,杀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诗》曰:“优哉柔哉!亦是戾矣!”又曰:“载色载笑,匪怒伊教。”
曾子犯了错误,曾晳拿木杖打他,曾子倒在地上,过了一会儿才苏醒过来,他站起来说:“先生没有受伤吧?”鲁国人都称赞曾子孝顺,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告诉他的门人说:“曾参来了,不要让他进来。”曾参认为自己没有过错,就派人去向孔子解释,孔子说:“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以前舜侍奉他的父亲时,父亲用小杖打他,他就挨着受罚;父亲用大杖打他,他就逃走。父亲要找他,他就赶快回来;父亲要杀他,他却找不到。现在你却甘愿挨打,也不躲避,如果被打死了,就会陷父亲于不义,还有什么比这种不孝的行为更严重呢?你不是君主的人民,却杀君主的人民,这种罪该怎么处罚呢?”《诗经》上说:“和顺柔弱的样子,却会犯下大的错误。”又说:“面带笑容,其实是在教诲。”
齐景公使人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将杀弓人。弓人之妻往见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乌号之柘,骍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鱼之胶也。四物、天下之练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闻:奚公之车,不能独走;莫邪虽利,不能独断;必有以动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断短杖,右手发之,左手不知,此盖射之道。”景公以为仪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诗》曰:“好是正直。”
齐景公命人制作一张弓,用了三年的时间才完成。景公拿起弓来射箭,连一层铠甲都射不穿,景公大怒,要杀那个制弓的人。制弓人的妻子前来见景公说:“我是蔡国人的女儿,制弓人的妻子。这张弓是用泰山南面的柘木、燕地出产的牛角、楚国麋鹿的筋、黄河里的鱼胶制作而成的。这四种材料,都是天下最好的材料,制成的弓不应该只射不穿一层铠甲。而且我听说,奚仲的车子,不能独自行走;干将、莫邪的宝剑,也不能独自斩断东西;它们必须有人使用才能发挥作用。射箭的技巧在于,持弓的手如同附着了树枝一样稳定,手掌像握着鸟蛋一样柔和,四个手指如同握着折断的短杖一样灵活,右手射箭,左手却不知道,这才是射箭的技巧。”景公听了她的话,就按照她说的方法射箭,结果射穿了七层铠甲,于是制弓人的丈夫就被释放出来了。《诗经》上说:“喜爱正直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齐有得罪于景公者,景公大怒,缚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谏者诛。晏子左手持头,右手磨刀,仰而问曰:“古者明王圣主其肢解人,不审从何肢解始也?”景公离席曰:“纵之,罪在寡人。”《诗》曰:“好是正直。”
齐国有人冒犯了齐景公,景公大怒,命令把他绑在殿下,并召来左右侍从准备肢解他。如果有人敢进谏阻止,就会被杀掉。晏子左手拿着那个人的头,右手磨着刀,抬头问景公:“古时候明王圣主肢解人,不知从身体的哪个部分开始呢?”景公听了这话,急忙离开座位说:“放了他,这是我的过错。”《诗经》上说:“喜爱正直的人。”
传曰:“居处齐则色姝,食饮齐则气珍,言语齐则信听,思齐则成,志齐则盈。五者齐,斯神居之。《诗》曰:“既和且平,依我磬声。”
古书上说:“居住的地方整齐,人的面色就好看;饮食有节制,人的气色就健康;言语有条理,人就诚信可靠;思考周密,事情就能成功;志向专一,精力就旺盛。这五个方面都能做到整齐有序,那么神灵就会眷顾他。”《诗经》上说:“既和谐又平稳,符合我的磬声。”
魏文侯问狐卷子曰:“父贤足恃乎?”对曰:“不足。”“子贤足恃乎?”对曰:“不足。”“兄贤足恃乎?”曰:“不足。”“弟贤足恃乎?”对曰:“不足。”“臣贤足恃乎?”对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问此五者于子,一一皆以为不足者,何也?”对曰:“父贤不过尧,而丹朱放;子贤不过舜,而瞽瞍顽;兄贤不过舜,而象傲;弟贤不过周公,而管叔诛;臣贤不过汤武,而桀纣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从身始,人何可恃乎?”《诗》曰:“自求伊祜。”
魏文侯问狐卷子:“父亲贤明可以依靠吗?”回答说:“不可以。”“儿子贤明可以依靠吗?”回答说:“不可以。”“兄长贤明可以依靠吗?”回答说:“不可以。”“弟弟贤明可以依靠吗?”回答说:“不可以。”“臣子贤明可以依靠吗?”回答说:“不可以。”文侯听后勃然大怒,说:“我问你这五个方面,你都说不能依靠,这是为什么?”狐卷子回答说:“父亲贤明不过尧,但尧的儿子丹朱还是被放逐了;儿子贤明不过舜,但舜的父亲瞽瞍却十分顽劣;兄长贤明不过舜,但舜的弟弟象却非常傲慢;弟弟贤明不过周公,但周公的兄弟管叔却被诛杀了;臣子贤明不过商汤和周武王,但桀和纣还是被讨伐了。指望别人往往达不到预期,依赖别人也往往不会长久。君主想要治理好国家,应该先从自身做起,怎么能依赖别人呢?”《诗经》上说:“自求多福。”
汤作《护》。闻其宫声,使人温良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闻其角声,使人恻隐而爱仁;闻其征声,使人乐养而好施;闻其羽声,使人恭敬而好礼。《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商汤创作了《护》这首乐曲。听到它的宫调,使人变得温和宽厚;听到它的商调,使人变得正直廉洁而喜好正义;听到它的角调,使人变得同情而富有仁爱;听到它的徵调,使人变得乐于养育而喜好施舍;听到它的羽调,使人变得恭敬而喜好礼仪。《诗经》上说:“商汤降生不迟,圣明恭敬与日俱增。”
孔子曰:“易先同人,后大有,承之以谦,不亦可乎?”故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者、抑事而损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损之,此谦德之于行也,顺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没,三王既衰,能行谦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执贽而帅见者十人,所还质而友见者十三人,穷巷白屋之士所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者百人,宫朝者千人,谏臣五人,辅臣五人,拂臣六人,载干戈以至于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犹以周公为天下赏,则以同族为众,而异族为寡也。”故德行宽容、而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而守之以俭者安;位尊禄重、而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闻强记、而守之以浅者不溢。此六者皆谦德也。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能以此终吉者、君子之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谦,以亡其自身者、桀纣是也,而况众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国,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谦德乎!《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孔子说:“《易经》上说,先与人和谐,然后才能大有作为,接着要谦虚谨慎。这不是很好吗?”所以,天道是亏损盈满而增益谦虚的,地道是变动盈满而流向谦卑的,鬼神是损害盈满而赐福谦卑的,人道是厌恶盈满而喜好谦虚的。谦虚,就是抑制自己的事情而减少自己的欲望。保持盈满的方法,就是抑制它并减少它,这就是谦虚的品德在行为上的表现。顺从它的人吉祥,违背它的人凶险。五帝之后,三王衰落,能行谦虚品德的,大概只有周公了吧!他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他假借天子的尊位执政七年,亲自拿着礼物去拜见的贤士有十人,通过归还礼物来表示友好的有十三人,先拜见的穷巷白屋之士有四十九人,时时进献善言的有百人,在朝中任职的有千人,谏臣五人,辅臣五人,拂臣六人,他带着武器一直封侯,而同姓的士人有百人。孔子说:“如果以周公为天下人的榜样来奖赏,那么同族的人就会多,而异族的人就会少。”因此,品德高尚而又能保持恭谨的人就会荣耀;土地广大而又能保持节俭的人就会安定;地位尊贵俸禄优厚而又能保持谦卑的人就会尊贵;人口众多兵力强大而又能保持敬畏的人就会胜利;聪明睿智而又能保持愚钝的人就会明智;博闻强记而又能保持浅陋的人就不会自满。这六方面都是谦虚的品德。《易经》上说:“谦虚亨通,君子保持谦虚,最终会吉祥。”能以此保持吉祥的,就是君子的道理。尊贵如天子,富有四海,但德行不谦虚,导致自身灭亡的,就是夏桀和商纣,更何况普通的人呢!《易经》上有一条道理,大到足以治理天下,中到足以安定国家,近到足以保全自身,那就是谦虚的品德吧!《诗经》上说:“商汤降生不迟,圣明恭敬与日俱增。”
昔者、田子方出,见老马于道,喟然有志焉,以问御者曰:“此何马也?”曰:“故公家畜也,罢而不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尽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为也。”束帛而赎之。穷士闻之,知所归心矣。《诗》曰:“汤降不迟,圣敬日跻。”
从前,田子方外出,在道上看见一匹老马,感慨地叹息着,问驾车的人说:“这是什么马呀?”驾车人说:“这是过去公家养的一匹马,因为年老力衰不再使用了,所以把它赶出来。”田子方说:“让马年轻时尽它的气力,年老时却抛弃它,仁人君子是不干这种事的。”说着便用一束锦帛赎买了这匹马。穷困的读书人听说这件事后,知道田子方是乐于救助穷困的人,便纷纷归附他。《诗经》上说:“商汤降生不迟,圣明恭敬与日俱增。”
齐庄公出猎,有螳蜋举足将抟其轮。问其御曰:“此何虫也?”御曰:“此螳蜋也。其为虫、知进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轻就敌。”庄公曰:“以为人,必为天下勇士矣。”于是回车避之。而勇士归之。《诗》曰:“汤降不迟。”
齐庄公外出打猎,见到一只螳螂抬起脚来准备和他的车轮搏斗。他问驾车的人说:“这是什么虫呀?”驾车人说:“这是螳螂。这种虫,只知道前进不知道后退,不估量自己的力量而轻易地跟敌人对阵。”庄公说:“这虫如果作为人,必定是天下勇士啊!”于是让车子绕道避开了它。而天下的勇士都归附了庄公。《诗经》上说:“商汤降生不迟。”
魏文侯问李克曰:“人有恶乎?”李克曰:“有。夫贵者、则贱者恶之,富者、则贫者恶之,智者、则愚者恶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恶,亦可乎?”李克曰:“可。臣闻:贵而下贱,则众弗恶也;富能分贫,则穷士弗恶也;智而教愚,则童蒙者弗恶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尧舜其犹病诸!寡人虽不敏,请守斯语矣。”《诗》曰:“不遑启处。”
魏文侯问李克说:“人们对我的批评意见在哪里?”李克说:“有批评意见。地位高贵的人,那么地位卑贱的人就憎恨他;富有的人,那么贫穷的人就憎恨他;聪明的人,那么愚笨的人就憎恨他。”文侯说:“善于做这三件事,而使人不再憎恨我,可以吗?”李克说:“可以。我听说:地位高贵而能礼贤下士,那么众人就不会憎恨他;富有而能周济贫穷的人,那么穷困的读书人就不会憎恨他;聪明而能虚心地向愚笨的人请教,那么愚笨的人就不会憎恨他。”文侯说:“你的话太好了!尧舜还恐怕做不到呢!我虽然不才,也愿意照你的话去做。”《诗经》上说:“不敢贪图安逸。”
有鸟于此,架巢于葭苇之颠,天喟然而风,则葭折而巢坏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熏,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圣人求圣者以辅。夫吞舟之鱼大矣,荡而失水,则为蝼蚁所制,失其辅也。故曰: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
有一种鸟在这里,在芦苇的顶端筑巢,大风突然刮来,芦苇折断,鸟巢被毁坏了,为什么?因为它所依托的芦苇太脆弱了。稷坛上的蜜蜂不被人攻击,社庙里的老鼠不被烟熏,并不是因为稷坛上的蜜蜂、社庙里的老鼠有什么神奇,而是因为它们所依托的地方好。所以圣人要寻求圣人来做自己的助手。能吞下大船的鱼是很大的,但如果游到没有水的地方,就会被蝼蚁所制服,这是因为失去了水这一助手的缘故。所以说:“如果君主不修养自己的德行,就会既无左辅又无右弼;君主的德行不高明,就会既无辅相又无公卿。”

诗外传卷九

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知其諠也,呼而问之曰:“何为中止?”对曰:“有所失复得。”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诫之,自是之后,孟子不复諠矣。孟子少时,东家杀豚,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怀妊是子,席不止,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适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诗》曰:“宜尔子孙绳绳兮。”言贤母使子贤也。
孟子年少时,有一次背书时中断了,一会儿又继续背诵下去。孟母知道他是因为分心遗忘了书中的内容,(于是)把他叫来问道:“为什么中途停止背书?”孟子回答说:“书中有些地方忘记了,后来又记起来了。”(这时),孟母拿起刀割断她织的布,用这种方法来告诫他(读书不能半途而废)。从此以后,孟子不再因分心遗忘书中的内容了。孟子年少时,有一次东边邻居杀猪,孟子问他的母亲说:“邻居为什么杀猪?”孟母说:“要给你吃肉。”孟母后来后悔了,自语道:“我怀着这个孩子时,席子摆得不正,我不坐;肉割得不正,我不吃,这都是对他(孟子)的胎教。现在他刚一懂事而我却欺骗他,这是在教他不讲信用啊。”于是买了东家的猪肉给孟子吃,以证明她没有欺骗他。诗经上说,“教育你的子孙谨慎小心啊。”意思是说,贤良的母亲使子女贤良。
田子为相,三年归休,得金百镒,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对曰:“所受俸禄也。”母曰:“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亲也,尽力致诚,不义之物,不入于馆,为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惭,走出,造朝还金,退请就狱。王贤其母,说其义,即舍田子罪,令复为相,以金赐其母。《诗》曰:“宜尔子孙绳绳兮。”
田子担任宰相,三年后休假回家,得到很多金子献给他的母亲。母亲问他说:“你怎么得到这些金子的?”他回答说:“这是我当官的俸禄。”母亲说:“你当宰相三年,不吃饭么?做官像这个样子,不是我所希望的。孝顺的儿子侍奉父母应该努力做到十分诚实。不义的东西,不能拿进家门。作为国家的臣子不忠诚,也就是当儿子的不孝顺。你把这东西拿走。”田子很惭愧地跑了出去,到朝堂上退还金子,然后请求君王让自己进监狱。君王认为他母亲很贤良,赞赏她的深明大义,就赦免了田子的罪,让他重新当上宰相,还把金子赏给他的母亲。《诗经》上说,“教育你的子孙谨慎小心啊。”
孔子行,闻哭声甚悲。孔子曰:“驱!驱!前有贤者。”至、则皋鱼也。被褐拥鎌,哭于道傍。孔子辟车与之言曰:“子非有丧,何哭之悲也?”皋鱼曰:“吾失之三矣:少而学,游诸侯,以后吾亲,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间吾事君,失之二也;与友厚而小绝之,失之三矣。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往而不可〔追者,年也,去而不可〕得见者、亲也。吾请从此辞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诫之,足以识矣。”于是门人辞归而养亲者十有三人。
孔子出行,听到有人哭的十分悲伤。孔子说:“快赶车,快赶车,前面有贤人。”走近一看是皋鱼。身披粗布抱着镰刀,在道旁哭。孔子下车对皋鱼说:“你家里并非有丧事,为什么哭得如此悲伤?”皋鱼回答说:“我有三个过失:年少时出去求学,周游诸侯国,没有照顾到亲人,这是过失之一;自视清高,不愿为君主效力,没有成就功业,这是过失之二;朋友交情深厚,可很早就断绝了联系,这是过失之三。树想静下来可风却不停,子女想好好赡养父母可父母却不在了!过去而不能追回的是岁月,逝去而再也见不到的是亲人。请让我从此告别人世吧。”说完就辞世了。孔子回答说:“弟子们你们要引以为戒,这件事足以使你们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于是,十多个门生都回家赡养父母去了。
子路曰:“有人于斯,夙兴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树艺五谷,以事其亲,而无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顺邪!辞不逊邪!古人有言曰:‘衣欤!食欤!曾不尔即。’子劳以事其亲,无此三者,何为无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语汝,虽有国士之力,不能自举其身,非无力也,势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则笃孝,出则友贤,何为其无孝子之名!《诗》曰:“父母孔迩。”
子路问:“这里有人,天不亮就起来工作,直干到夜晚,手脚都磨出老茧,面目黧黑,种植五谷来侍奉父母,却得不到‘孝子’的名声,为什么?”孔子回答说:“我猜想,大概是他对父母在身心上不够恭敬吧!在脸色上不温顺吧!在言辞上不谦逊吧!古人说,‘吃呀!穿呀!如果不合父母的意,就不是孝敬。’你虽然辛苦地侍奉父母,却做不到以上三点,为什么得不到‘孝子’的名声呢!我想,你交友不是不够仁义的人吧!坐下,我告诉你,虽然有出类拔萃的才能,却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好好侍奉父母,这不是力量不够,而是因为时势与自身不相宜。所以,君子居家就竭尽孝心,在外就结交贤士,这样怎么还会得不到孝子的名声呢!《诗经》上说,‘父母近在身边。’”
伯牙鼓琴,钟子期听之,方鼓琴,志在山,钟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钟子期死,伯牙僻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与鼓琴也。非独琴如此,贤者亦有之,苟非其时,则贤者将奚由得遂其功哉!
伯牙弹琴,钟子期听他弹奏。伯牙刚弹起琴来,想着那巍峨的高山,钟子期就说:“弹得好啊!我好像看见了一座巍峨的大山!”一会儿,伯牙又想着流水,钟子期又说:“弹得好啊!我仿佛看到了汪洋的江河!”钟子期死后,伯牙摔破琴,拉断弦,终身不再弹琴,认为世上再没有值得他为之弹琴的人了。不仅弹琴是这样,有贤德的人也是这样。假使不是那样的时机,那么贤德的人又怎么会成就功业呢!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国曰:“有得公子者,赐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与俱亡。人谓乳母曰:“得公子者赏甚重,乳母当知公子处而言之。”乳母应之曰:“我不知其处,虽知之,死则死,不可以言也。为人养子,不能隐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闻:忠不畔上,勇不畏死。凡养人子者,生之,非务杀之也,岂可见利畏诛之故,废义而行诈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独死矣。”遂与公子俱逃泽中。秦军见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着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闻之,飨以太牢,且爵其兄为大夫。《诗》曰:“我心匪石,不可转也。”
秦国攻打魏国,占领了魏国都城,魏太子逃跑了,没能抓住。秦国便下令对魏国说:“有能抓住魏太子的人,赏赐千金;敢于藏匿魏太子的,罪及十族。”魏太子的乳母和魏太子一起逃跑了。有人对乳母说:“抓住魏太子的人,赏赐十分优厚,乳母应当知道魏太子的藏身之处,赶快说出来吧。”乳母回答说:“我不知道魏太子藏在哪里,即使知道,死了就死了,不能说的。替人抚养孩子,不能为了私利而隐瞒不说,那是背叛主人,害怕死亡。我听说,忠诚不背叛主人,勇敢不怕牺牲。凡是抚养别人的孩子的人,是为了使孩子活命,而不是为了杀死他。我怎么能因为贪图利益害怕被杀,就废弃了正义而去做欺诈的事呢?我不能活着而使公子被杀死。”于是,乳母与魏太子一起逃到深泽里。秦军追赶上来,用箭射他们,乳母用自己的身体掩护魏太子,箭射中了乳母,一共射中了十二支箭,最后竟没有一支箭射中魏太子。秦王听说这件事后,用太牢的规格祭祀乳母,并赐给乳母哥哥爵位,让他做了大夫。诗经上说:“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随便转。”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贡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己耳。”颜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异,问于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蛮貊之言也;赐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亲属之言也。”《诗》曰:“人之无良,我以为兄。”
子路说:“别人对我好,我也对他好;别人对我不好,我也对他不好。”子贡说:“别人对我好,我也对他好;别人对我不好,我就引导他向善或向恶。”颜回说:“别人对我好,我也对他好;别人对我不好,我也对他好。”三个人各持己见,便去请问孔子。孔子回答说:“子路的主张,是未开化地区的说法;子贡的主张,是中等国家的说法;颜回的主张,是文明国家的说法。”诗经上说:“人如果不好,我却把他当哥哥一样看待。”
齐景公纵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乐。顾左右曰:“仁人亦乐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犹人,何为不乐乎!”景公曰:“驾车以迎晏子。”晏子闻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乐,愿与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过矣!自齐国五尺已上,力皆能胜婴与君,所以不敢者、畏礼也。故自天子无礼,则无以守社稷;诸侯无礼,则无以守其国;为人上无礼,则无以使其下;为人下无礼,则无以事其上;大夫无礼,则无以治其家;兄弟无礼,则不同居;人而无礼,不若遄死。”景公色媿,离席而谢曰:“寡人不仁无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于此,请杀左右,以补其过。”晏子曰:“左右无过。君好礼,则有礼者至,无礼者去;君恶礼,则无礼者至,有礼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觞酒三行,晏子辞去,景公拜送。《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齐景公饮酒作乐,喝醉了,就解衣脱帽,弹琴取乐。他对左右侍从说:“仁人也会这样快乐吗?”左右侍从说:“仁人的耳目与常人一样,怎会不快乐呢?”景公说:“赶快驾车去请晏子。”晏子听到后,穿着朝服赶来。景公说:“今天我这样快乐,愿意和大夫一起享受。”晏子说:“你的话错了!从齐国五尺高的孩子算起,他们的力量都能胜过我与君上,但他们之所以不敢这样做,是畏惧礼制啊。所以,自天子以下,如果没有礼制,就不能守住国家;诸侯没有礼制,就不能守住他的封地;身居高位没有礼制,就不能役使下属;做下属的没有礼制,就不能侍奉上级;大夫没有礼制,就不能管好家庭;兄弟之间没有礼制,就不能和睦相处;一个人如果没有礼制,还不如快点死了。”景公听了后,脸色羞愧,离开座位向晏子道歉说:“我不好,没有德行,左右侍从都迷惑我,使我到了这种地步,请让我杀了他们,以弥补我的过错。”晏子说:“左右侍从没有过错。如果君主喜欢礼制,那么讲礼制的人就会前来,不讲礼制的人就会离开;如果君主讨厌礼制,那么不讲礼制的人就会前来,讲礼制的人就会离开。左右侍从有什么过错呢?”景公说:“你的话太好了!”于是,景公穿上衣服,坐下,为晏子斟酒三巡,晏子辞谢离开了,景公向他行拜礼并送他出门。诗经上说:“人如果不讲礼制,还不如快点死了。”
传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门,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贡应之曰:“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亲内及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何言吾师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绞?”子贡曰:“大车不绞,则不成其任;琴瑟不绞,则不成其音。子之言绞,是以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鸿之力,今徒翼耳!”子贡曰:“非鸿之力,安能举其翼!”《诗》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  
《传》上说:堂衣若去敲孔子的门,说:“孔丘在吗?孔丘在吗?”子贡回答说:“君子尊敬贤人,又能容纳众人,嘉许善行,又怜悯不能的人,亲爱亲族又惠及外人,自己不愿意的,不要施加给别人。您为什么要说我老师的名字呢?”堂衣若说:“您为什么年纪轻轻说话却如此尖刻?”子贡说:“大车不经过砍削,就不能成其载重之用;琴瑟不经过调试,就不能成其美妙之音。您说我尖刻,正说明我尖刻啊。”堂衣若说:“我起初以为他有鸿鹄之力,现在却只是有翅膀罢了!”子贡说:“没有鸿鹄之力,怎么能举起翅膀!”《诗经》上说:“要像切玉、磋玉,又像琢玉、磨玉那样。”
齐景公出弋昭华之池,颜邓聚主鸟而亡之,景公怒,而欲杀之。晏子曰:“夫邓聚有死罪四,请数而诛之。”景公曰:“诺。”晏子曰:“邓聚为吾君主鸟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鸟之故而杀人,是罪二也;使四国诸侯闻之,以吾君重鸟而轻士,是罪三也;天子闻之,必将贬绌吾君,危其社稷,绝其宗庙,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当杀无赦,臣请加诛焉。”景公曰:“止。此亦吾过矣,愿夫子为寡人敬谢焉。”《诗》曰:“邦之司直。”
齐景公到昭华池去射鸟,颜邓聚为景公掌管鸟却把鸟放飞了,景公发怒,想要杀他。晏子说:“邓聚有四大死罪,请让我一一列举他的罪状而杀了他。”景公说:“好。”晏子说:“邓聚替我们的君主掌管鸟却把鸟放飞了,这是第一条罪;使我们君主因鸟的缘故而杀人,这是第二条罪;使四方诸侯听到这件事,认为我们君主重鸟而轻士,这是第三条罪;天子听到这件事,必定会贬低我们君主,危害他的国家,断绝他的宗庙祭祀,这是第四条罪。这四条罪状,所以应当杀了他而毫不宽赦,请允许我再加上对他的惩处。”景公说:“住口!这也是我的过错,希望先生为我郑重地向邓聚道歉。”《诗经》上说:“国家之司直。”
魏文侯问于解狐曰:“寡人将立西河之守,谁可用者?”解狐对曰:“荆伯柳者、贤人,殆可。”〔文侯曰:“是非子之雠也?”对曰:“君问可,非问雠也。”〕文侯将以荆伯柳为西河守。荆伯柳问左右,谁言我于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见解狐而谢之曰:“子乃宽臣之过也,言于君,谨再拜谢。”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张弓射之,走十步而没,可谓勇矣。《诗》曰:“邦之司直。”
魏文侯问解狐:“我要任命西河郡守,谁可以任用?”解狐回答说:“荆伯柳是贤人,大概可以任用。”文侯说:“他不是你的仇人吗?”解狐回答说:“您问谁可以任用,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文侯准备任命荆伯柳为西河郡守。荆伯柳问左右的人,是谁向君主推荐了我。左右的人都说:“是解狐。”荆伯柳去见解狐并感谢他说:“您真是宽大了我的过错,在君主面前推荐我,我恭敬地再拜致谢。”解狐说:“推荐你的是君主,怨恨你的是我的私事。公事已经决定了,我对你的怨恨还是像从前一样。”解狐拉开弓射荆伯柳,荆伯柳走了十步就倒下了,可以说是勇敢的了。《诗经》上说:“国家之司直。”
楚有善相人者,所言无遗美,闻于国中。庄王召见而问焉。对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观布衣者,其友皆孝悌笃谨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谓吉人者也。观事君者,其友皆诚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日益,官职日进,此所谓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贤,左右多忠,主有失败,皆交争正谏,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名声日显,此所谓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观友者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贤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于是也。《诗》曰:“彼己之子,邦之彦兮。”
楚国有个善于相面的人,他的相术可谓尽善尽美,在国内享有盛名。楚庄王召见他并询问相术。他回答说:“我并不是善于相人,而是善于相人之友。看那些穿粗布衣服的人,如果他的朋友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厚道、敬畏法令,这样的人家一定会日益兴旺,而自身也会日渐平安,这就是所说的吉人。看那些侍奉君主的人,如果他的朋友都忠诚守信、品行高洁、喜好善行,这样的人做事一定会日益成功,官职也会日渐高升,这就是所说的吉臣。君主如果朝中的大臣多贤人,左右多忠臣,君主有了过失,都争相直言劝谏,这样的国家一定会日渐安定,君主也会日渐尊贵,名声也会日渐显赫,这就是所说的吉主。我并不是善于相人,而是善于相人之友。”庄王说:“好。”他之所以能任用贤人,发挥才能,从而称霸天下,就是从这次谈话开始的。《诗经》上说:“是那人的儿子,国家的俊才。”
孔子出游少源之野。有妇人中泽而哭,其音甚哀。孔子使弟子问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妇人曰:“乡者、刈蓍薪,亡吾蓍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蓍薪而亡蓍簪,有何悲焉!”妇人曰:“非伤亡簪也,盖不忘故也。”
孔子出游到少源的原野上。有个妇女在泽中哭泣,她的声音很悲哀。孔子让弟子前去询问,说:“夫人为什么哭得这样悲哀?”妇女回答说:“刚才我去割蓍草打柴,丢失了我的蓍簪,所以我感到悲哀。”弟子说:“割蓍草打柴而丢失了蓍簪,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妇女说:“我不是悲哀丢失了簪子,而是不忘记原来的东西。”
传曰:君子之闻道,入之于耳,藏之于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义,出之以逊,故人无不虚心而听也。小人之闻道,入之于耳,出之于口,苟言而已,譬如饱食而呕之,其不惟肌肤无益,而于志亦戾矣。《诗》曰:“胡能有定。”
《传》上说:君子听到道理,耳朵听进去,心里记住它,用仁来观察它,用信来保持它,按义来实行它,用谦逊来表现出来,所以人家没有不虚心听取的。小人听到道理,耳朵听进去,嘴巴讲出来,只是随便说说罢了,就像吃饱了再呕吐出来,这样不但对肌肤没有好处,而且对心志也有害。《诗经》上说:“怎能有定准。”
孔子与子贡子路颜渊游于戎山之上。孔子喟然叹曰:“二三子各言尔志,予将览焉。由、尔何如?”对曰:“得白羽如月,赤羽如朱,击钟鼓者、上闻于天,下槊于地,使将而攻之,惟由为能。”孔子曰:“勇士哉!赐、尔何如?”对曰:“得素衣缟冠,使于两国之间,不持尺寸之兵,斗升之粮,使两国相亲如弟兄。”孔子曰:“辩士哉!回、尔何如?”对曰:“鲍鱼不与兰茞同笥而藏,桀纣不与尧舜同时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颜渊曰:“愿得明王圣主为之相,使城郭不治,沟池不凿,阴阳和调,家给人足,铸库兵以为农器。”孔子曰:“大士哉!由来区区汝何攻?赐来便便汝何使?愿得之冠,为子宰焉。”
孔子与子贡、子路、颜渊在戎山上游玩。孔子感慨地叹息说:“你们几个各自说说你们的志向,我来听听。”子路说:“如果能得到白羽如月、赤羽如朱的箭,钟声鼓声上震于天,下槊于地,让我率领军队去攻打敌人,只有我能做到。”孔子说:“真是个勇士啊!赐,你的志向如何?”子贡回答说:“如果能让我穿着白色的衣服,戴着白色的帽子,出使在两国之间,不拿一尺一寸的兵器,一斗一升的粮食,就能使两国相亲如兄弟。”孔子说:“真是个辩士啊!回,你的志向如何?”颜渊回答说:“鲍鱼不与兰茞同放在一个笥中收藏,桀纣不与尧舜同时治理天下。两位已经说了,我还说什么呢!”孔子说:“回有鄙视两位之心。”颜渊说:“我希望能遇上圣明的君主,让我做他的相,使国家的城墙不用修理,护城河不用挖掘,阴阳调和,家家户户都丰衣足食,把库藏的兵器铸造成农具。”孔子说:“真是大贤士啊!由啊,你只知道用武力去攻打别国,赐啊,你只知道用外交辞令去使两国相亲,我希望能得到一顶帽子,让我来做你们的宰相。”
贤士不以耻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诎大辩若讷,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于多欲,祸莫大于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贤士不因为耻辱而吃东西,也不因为羞辱而有所得。老子说:“名声与生命比起来哪个更可亲?生命与货利比起来哪个更贵重?得与失比起来哪个更有害?因此,过分贪爱必定要付出重大的耗费,过多的储藏必定要招致惨重的损失。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屈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这样就可以保持长久。最完满的东西,好似有残缺一样,但它的作用是不会衰竭的;最充盈的东西,好似是空虚一样,但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最正直的东西,好似有弯曲一样;最灵巧的辩才,好似语言迟钝一样;最卓越的才能,好似很笨拙一样,它的作用是不会穷尽的。最大的罪过莫过于贪得无厌,最大的灾祸莫过于不知满足。所以,知道满足的满足,就是永远的满足。”
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亲见之。”母曰:“乃汝无礼也,非妇无礼。礼不云乎:‘将入门,〔问孰存;〕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今汝往燕私之处,入户不有声,令人踞而视之,是汝之无礼也,非妇无礼也。”于是孟子自责,不敢出妇。《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
孟子的妻子独自一人在屋里,两腿分开坐着。孟子进屋看见她这样,便告诉母亲说:“妻子不讲礼仪,请让我把她赶走。”孟母说:“为什么?”孟子说:“她两腿分开坐着。”孟母问:“你怎么知道?”孟子说:“我亲眼看见的。”孟母说:“那是你不讲礼仪,不是妻子不讲礼仪。《礼》上不是说吗,‘将要进门的时候,先问一声里面谁在;将要上堂的时候,声音一定要响亮;将要进屋的时候,眼睛一定要向下看。’这是为了不让人家没有准备。现在你到妻子闲居休息的地方去,进屋没有声响,人家不知道,因而让你看到了她两腿分开坐着的样子,这是你不讲礼仪,而不是妻子不讲礼仪。”于是孟子感到自责,不敢去赶妻子走。《诗经》上说:“采葑采菲,无以下体?”
孔子出卫之东门,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车避,有人将来,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车避,有圣人将来。”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视之五十步,从而望之五十步。顾子贡曰:“是何为者也?”子贡曰:“赐之师也,所谓鲁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鲁孔丘欤!吾固闻之。”子贡曰:“赐之师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从前视之,盎盎乎似有王者;从后视之,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圣者也。”子贡吁然。姑布子卿曰:“子何患焉。污面而不恶,葭喙而不借,远而望之,羸乎若丧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贡以告孔子。孔子无所辞,独辞丧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贡曰:“污面而不恶,葭喙而不借,赐以知之矣。不知丧家狗,何足辞也?”子曰:“赐、汝独不见夫丧家之狗欤!既敛而椁,布器而祭,顾望无人。意欲施之,上无明王,下无贤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众暴寡,百姓纵心,莫之纲纪。是人固以丘为欲当之者也。丘何敢乎!”
孔子出了卫国东门,正好遇上姑布子卿。孔子说:“你们几个人把车驾开避开,有人将要来,一定是给我看相的人,记住他的话。”姑布子卿也说:“你们几个人把车驾开避开,有圣人将要来。”孔子下车步行。姑布子卿迎上去看了孔子五十步,又跟着孔子看了五十步。他回头问子贡:“这位是什么人?”子贡说:“这是我的老师,就是鲁国的孔丘。”姑布子卿说:“这位就是鲁国的孔丘吗?我早就听说过他。”子贡说:“我的老师怎么样?”姑布子卿说:“他长着尧的额头,舜的眼睛,禹的脖子,皋陶的嘴。从前面看,他仪表堂堂,好像有王者气概;从后面看,他肩膀高耸,脊背瘦弱,这只有一点比不上前面四位圣人。”子贡很惊讶。姑布子卿说:“你何必忧虑呢?他脸虽脏却不令人讨厌,嘴虽像芦苇一样突出却不给人以放肆之感,远远看去,他的样子疲惫得像一条丧家之狗,你何必忧虑呢!你何必忧虑呢!”子贡把这些话告诉了孔子。孔子没有什么话可以回答,只是辩解“丧家之狗”这一点,说:“我怎么敢做丧家之狗呢?”子贡说:“脸虽脏却不令人讨厌,嘴虽像芦苇一样突出却不给人以放肆之感,这一点我是知道的。至于‘丧家之狗’,有什么值得辩解的呢?”孔子说:“赐啊,你难道没有见过丧家之狗吗?它们已经盖上棺材,摆上了祭品,回头一看却无人祭祀,想要有所施舍,上面没有英明的君王,下面没有贤能的诸侯和长官,王道衰微,政教失序,强者欺凌弱者,众人欺压孤儿寡妇,百姓放纵自己的性情,没有法度纲纪。人们自然认为我孔丘想要挽救这个世道。我怎么敢做丧家之狗呢!”
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欲侈则行亏,谗毁行则害成;患生于忿怒,祸起于纤微;污辱难湔洒,败失不复追。不深念远虑,后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祸之马也,谩诞者、趋祸之路也,毁于人者、困穷之舍也。是故君子不徼幸,节嗜欲,务忠信,无毁于一人,则名声尚尊,称为君子矣。《诗》曰:“何其处兮,必有与也。”
修身不可不谨慎:如果嗜好和欲望奢侈放纵,行为就会有所亏损;如果听信谗言和诽谤,就会危害到成就;祸患常常产生于愤怒,灾祸常常起因于小事;被污辱很难洗刷干净,失败了就很难再追回来。如果不深思熟虑,长远考虑,后悔又有什么用处呢?侥幸心理是损害本性的斧子,嗜好和欲望是追逐灾祸的烈马,荒诞不经是奔向灾祸的道路,被人诽谤是困厄穷苦的栖身之地。所以君子不抱侥幸心理,节制嗜好和欲望,致力于忠诚和信义,不诽谤别人,那么名声就会高尚,被称为君子了。《诗经》上说:“你凭什么安居,必定有知心朋友。”
君子之居也,绥如安裘,晏如覆杅。天下有道,则诸侯畏之;天下无道,则庶人易之。非独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游,与齐屠地居,奄忽龙变,仁义沈浮,汤汤慨慨,天地同忧。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诗》曰:“心之忧矣,其谁知之?”
君子居住时,安定得好像穿着暖和的皮衣,平静得好像坐在车垫子上一样。天下有道,诸侯就敬畏他;天下无道,百姓就改变他。不仅现在是这样,自古以来就是如此。从前,范蠡出游,和齐国屠户住在一起,忽然之间就像龙一样飞黄腾达,仁义也随他的命运而起伏,浩浩荡荡,天地都为之担忧。所以君子居住时,怎么能安然自得呢?《诗经》上说:“心中忧愁,有谁知道?”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从车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谒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车。太子不说曰:“敢问何如则可以骄人矣?”田子方曰:“吾闻以天下骄人而亡者、有矣。〔以一国骄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观之,则贫贱可以骄人矣。夫志不得,则授履而适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贫贱乎?”于是太子再拜而后退,田子方遂不下车。
田子方到魏国去。魏太子出动一百乘车马在郊外迎接他,太子拜了两拜去见田子方,田子方却不下车。太子不高兴地说:“请问要怎么样才可以傲慢地对待别人呢?”田子方说:“我听说因为拥有天下而傲慢待人以至于亡国的,有过了;因为拥有一国而傲慢待人以至于亡国的,也有过了。由此看来,那么贫贱就可以傲慢待人了。如果志向得不到实现,就背起鞋子到秦国楚国去算了,哪里不能得到贫贱呢?”于是太子又拜了两拜然后退下,田子方于是始终不下车。
戴晋生弊衣冠而往见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禄要先生,先生不留;今过寡人邪!”戴晋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叹曰:“嗟乎!由此观之,君曾不足与游也。君不见大泽中雉乎?五步一噣,终日乃饱;羽毛悦泽,光照于日月;奋翼争鸣,声响于陵泽者何?彼乐其志也。援置之囷仓中,常噣粱粟,不旦时而饱;然犹羽毛憔悴,志气益下,低头不鸣,夫食岂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远千里而从君游者,岂食不足?窃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为好士,天下无双,乃今见君不好士明矣!”辞而去,终不复往。
戴晋生穿着破旧的衣服去见梁王。梁王说:“前几天我以大夫的俸禄来请您,您不留下来;今天您却自动来见我吗?”戴晋生高兴地笑了,仰天长叹说:“唉!由此看来,君王您真是不值得交往的人。您没有见过沼泽地里的野鸡吗?它们走五步啄食一次,整天才能吃饱;但是羽毛丰满,光泽闪亮,能和日月争光;振翅高飞,放声鸣叫,声音响彻云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们生活得自由自在,符合自己的心意。如果把它们捉来放到粮仓里,经常喂给它们吃粟米,不用一整天就吃饱了;但是它们的羽毛不再光亮,精神日益萎靡,头也抬不起来,叫声也不响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它们生活得不自由,不合自己的心意啊。现在我千里迢迢地来和您交往,难道仅仅是为了吃的吗?我是仰慕您的道义啊。我当初认为您是爱贤士的人,天下无双,现在才知道您不爱贤士是明显的了!”说完就辞别而去,从此不再去见梁王。
楚庄王使使赉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愿入计之。”即谓夫人曰:“楚欲以我为相,今日相,即结驷列骑,食方丈于前,如何?”妇人曰:“夫子以织屦为食,食粥毚履,无怵惕之忧者、何哉?与物无治也。今如结驷列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国之忧,其可乎?”于是遂不应聘,与妇去之。《诗》曰:“彼美淑姬,可与晤言。”  
楚庄王派使者带了百斤黄金去聘请北郭先生。先生说:“我家中有妻子,让我回去和她商量商量。”于是对妻子说:“楚王想让我去做宰相,今天一做宰相,就可以乘坐四匹马拉的车子,有几十个人跟随着,吃的饭菜每餐都有好几方丈,你看怎么样?”妻子说:“您以做鞋子为生,每天吃的是粗茶淡饭,无忧无虑,是为什么?因为您与外界没有交往。现在,如果您乘坐四匹马拉的车子,几十个人跟随着,您所享受的不过是在狭小的车厢里;吃的饭菜每餐都有好几方丈,您所品尝的不过是一块肉而已。您为了车厢里的狭小空间和一块肉的滋味,而去接受楚国的忧患,这合适吗?”于是北郭先生就没有答应楚庄王的聘请,和妻子一起离开了。《诗经》上说:“那贤良美好的女子,可以和她交谈。”
传曰:昔戎将由余使秦。秦缪公问以得失之要,对曰:“古有国者,未尝不以恭俭也,失国者、未尝不以骄奢也。”由余因论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缪公然之。于是告内史王缪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由余、圣人也,将奈之何?”王缪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尝见中国之声色也,君其遗之女乐,以淫其志,乱其政,其臣下必疏,因为由余请缓期,使其君臣有间,然后可图。”缪公曰:“善。”乃使王缪以女乐二列遗戎王,为由余请期,戎王大悦,许之。于是张酒听乐,日夜不休,终岁淫纵,卒马多死。由余归,数谏不听,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遂幷国十二,辟地千里。
传说:从前戎国的由余出使秦国。秦缪公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要领,由余回答说:“古代拥有国家的君主,没有不是用恭敬节俭来治理国家的;而失去国家的君主,没有不是用骄横奢侈来丧失国家的。”由余于是谈论了五帝三王之所以衰败,以及平民百姓之所以灭亡的原因,秦缪公听了很佩服。于是秦缪公告诉内史王缪说:“邻近的国家有圣人,是敌国的忧患。由余是个圣人,我们将怎么办呢?”王缪说:“戎王住在偏僻的地方,从来没有见过中原的声色娱乐,您不妨送给他女乐,来迷惑他的意志,扰乱他的政事,他的臣子一定会和他离心离德。然后我们替由余请求延期回国,使他们的君臣之间产生隔阂,然后我们再想办法。”秦缪公说:“好。”于是就派王缪带了十六名女乐送给戎王,并且为由余请求延期回国,戎王非常高兴,就答应了。从此戎王沉湎于女乐,日夜不停地饮酒作乐,整整一年都不理政事,结果战马死了很多。由余回国后,多次进谏,戎王都不听,于是由余就离开戎国,到秦国去了。秦国的公子亲自迎接他,并拜他为上卿。于是秦国吞并了十二个国家,开辟了千里疆土。
子夏过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为公费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费,饮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乐,钟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问三乐?”曾子曰:“有亲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遗,此一乐也。有亲可谏,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乐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乐也。”子夏问:“敢问三费?”曾子曰:“少而学,长而忘,此一费也。事君有功,而轻负之,此二费也,久交友而中绝之,此三费也。”子夏曰:“善哉!谨身事一言,愈于终身之诵;而事一士,愈于治万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尝蓾焉,吾田?岁不收,土莫不然,何况于人乎!与人以实,虽疏必密;与人以虚,虽戚必疏。夫实之与实,如胶如漆;虚之与虚,如薄冰之见昼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诗》曰:“神之听之,终和且平。”
子夏去拜访曾子。曾子说:“请进来吃饭。”子夏说:“这不会让您破费吗?”曾子说:“君子有三项花费,吃饭并不包括在内;君子有三项快乐,听钟磬琴瑟之声并不包括在内。”子夏说:“请问哪三项快乐?”曾子说:“有父母可以孝敬,有君主可以侍奉,有子女可以传宗接代,这是一乐。有父母可以劝谏,有君主可以辞别,有子女可以责备,这是二乐。有君主可以讲明道理,有朋友可以帮助自己,这是三乐。”子夏问:“请问哪三项花费?”曾子说:“年少时学习,长大了却忘了,这是一费。侍奉君主有了成绩,却轻易地放弃了,这是二费。和朋友交往久了,却突然断绝了,这是三费。”子夏说:“好啊!谨慎地对待一句话,比终身读书还要强;结交一个朋友,比治理万民还要强。人们不可以不知道啊。我曾经种过瓜,我的瓜田一年没收成,土地尚且如此,何况人呢!用真诚去对待别人,即使关系疏远也一定会变得亲密;用虚伪去对待别人,即使关系亲近也一定会变得疏远。真诚和真诚相待,就像胶和漆一样,彼此粘合在一起;虚伪和虚伪相待,就像薄冰见到阳光一样,立刻就融化了。君子怎能不在这上面留意呢!”《诗经》上说:“神灵来到,最终都会和谐太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纻表。田无宇讥之曰:“出于室,何为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无宇曰:“位为中卿,食田七十万,何用是人为畜之?”晏子曰:“弃老取少,谓之瞽;贵而忘贱,谓之乱;见色而说,谓之逆。吾岂以逆乱瞽之道哉!”
晏子的妻子派一个穿着粗布衣服、外面罩着麻纱的人到晏子家来。田无宇讥讽晏子说:“这是从你家出来的什么人?”晏子说:“是家中的仆役。”田无宇说:“你位居中卿,享有七十万亩的食邑,为什么还养着这样的人,给他饭吃呢?”晏子说:“抛弃老人而只取年轻人来奉养,叫做目盲;地位高了而忘记卑贱时的情况,叫做心乱;看到美色就高兴,叫做悖逆。我难道能做出这种悖逆心乱目盲的事吗?”
夫凤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藩篱〕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于高,一诎一信,展而云间,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远矣。士褐衣缊着,未尝完也,粝藿之食,未尝饱也,世俗之士即以为羞耳;及其出则安百议,用则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远矣。《诗》曰:“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凤凰刚起飞时,飞得很低,只有十步之遥,篱笆中的麻雀咿咿呀呀地讥笑它;等到凤凰飞到高空,盘旋飞翔,振翅翱翔于云彩之间,篱笆中的麻雀这才意识到自己的渺小,远远比不上凤凰。有的士人身穿破旧的衣服,连衣服都未曾完整过;吃着粗糙的食物,也未曾饱过。世俗之人却认为这很羞耻;然而等到他们出来为国家出谋划策时,能够平息百种议论,被任用后能够延长百姓的寿命,世俗之人这才意识到自己远远比不上他们。《诗经》上说:“这样正直的人,为何不能长寿万年!”
齐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辞以疾。其友曰:“子终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为辞之?”吐应之曰:“其女丑。”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谓也?”吐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苦少耳;吾肉不善,虽以吾附益之,尚犹贾不售。今厚送子,子丑故耳。”其友后见之,果丑。传曰:“目如擗杏,齿如编贝。”
齐王重礼赠送给屠牛吐,想把女儿嫁给他,屠牛吐以生病为由推辞了。他的朋友对他说:“你终究要一辈子待在这个腥臭的屠场里吗?为什么推辞这门亲事?”屠牛吐回答说:“因为那女子长得丑。”朋友问:“你怎么知道的?”屠牛吐说:“我是做屠夫的,知道其中的道理。我的肉好,即使量不多,但顾客却争着买,不会剩下;我的肉不好,即使我尽量多给顾客,还是没有人买。现在齐王赠给你厚礼,却把丑女儿嫁给你,就是因为她长得丑。”朋友后来见到那女子,果然长得很丑。传说中说:“眼睛像劈开的杏子,牙齿像编串的贝壳。”
传曰:孔子过康子,子张子夏从。孔子入座。二子相与论,终日不决。子夏辞气甚隘,颜色甚变。子张曰:“子亦闻夫子之议论邪?徐言誾誾,威仪翼翼,后言先默,得之推让,巍巍乎!荡荡乎!道有归矣。小人之论也,专意自是,言人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喷喷,口沸目赤,一幸得胜,疾笑嗌嗌,威仪固陋,辞气鄙俗,是以君子贱之也。”
传说:孔子经过卫国,子张和子夏跟随。孔子坐下后,两人开始辩论,一整天也没有决出胜负。子夏的言辞很偏激,脸色也多次改变。子张说:“你也听过老师的议论吗?老师说话总是和缓而谦逊,态度庄重严肃,先听别人说完自己再慢慢说,有了成绩总是推让给别人,真是崇高伟大啊!心胸开阔啊!道理都归向了他。小人的议论呢,固执己见,自以为是,总是说别人的不是,瞪着眼睛,攥着拳头,怒气冲冲地大声疾呼,口沫飞溅,眼睛瞪得通红,一旦侥幸获胜,就手舞足蹈,得意忘形,态度粗俗,言辞鄙陋,所以君子看不起他们。”

诗外传卷十

齐桓公逐白鹿,至麦丘之邦,遇人,曰:“何谓者也?”对曰:“臣、麦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几何?”对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与之饮。曰:“叟盍为寡人寿也?”对曰:“野人不知为君王之寿。”桓公曰:“盍以叟之寿祝寡人矣?”邦人奉觞再拜曰:“使吾君固寿,金玉之贱,人民是宝。”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闻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优之?”邦人奉觞再拜曰:“使吾君好学士而不恶问,贤者在侧,谏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闻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优之?”邦人奉觞再拜曰:“无使群臣百姓得罪于吾君,无使吾君得罪于群臣百姓。”桓公不说,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潸然而涕下,曰:“愿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闻子得罪于父,可因姑娣妹谢也,父乃赦之。臣得罪于君,可使左右谢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于汤,纣得罪于武王,此君〕得罪于臣也,至今未有为谢也。”桓公曰:“善哉!寡人赖宗庙之福,社稷之灵,使寡人遇叟于此。”扶而载之,自御以归,荐之于庙,而断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车者,非独管仲也,亦遇之于此。《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齐桓公追逐白鹿,一直追到麦丘这个地方,遇到一位老人,问道:“你是做什么的?”老人回答说:“我是麦丘这个地方的人。”桓公问:“你多少岁了?”老人回答:“我八十三岁了。”桓公说:“真是长寿啊!”于是请他喝酒。桓公又说:“老人家为什么不为寡人祝寿呢?”老人说:“我是个粗野的人,不懂得为君王祝寿。”桓公说:“那就用你的长寿来为寡人祝寿吧!”老人举杯再拜说:“希望我们的国君永远长寿,那么金玉就会贬值,而人民才会成为国家的宝贵财富。”桓公说:“祝词好啊!寡人听说,有高尚道德的人不会孤单,美好的话一定会重复。老人家何不把它说得更详细些呢?”老人举杯再拜说:“希望我们的国君喜好学习而不厌恶提问题,让贤能的人在国君左右,使直言敢谏的人得以进言。”桓公说:“祝词好啊!寡人听说,有高尚道德的人不会孤单,美好的话一定会说三次。老人家何不把它说得更详细些呢?”老人举杯再拜说:“希望国君不要让群臣百姓得罪国君,也不要让国君得罪群臣百姓。”桓公听后不高兴,说:“这句话,并不是前面两次说的祝词。老人家应该重新说。”老人流着眼泪说:“希望国君能仔细考虑这句话,这一句话是超过前面两句的。我听说,儿子得罪了父亲,可以依靠姑母姊妹求父亲宽宥,父亲就会赦免他。臣子得罪了国君,可以让国君身边的人求国君宽宥,国君就会赦免他。过去夏桀得罪了商汤,商纣得罪了周武王,这就是国君得罪了臣子,到现在还没有人来为他们求赦免呢。”桓公说:“老人家说得好啊!寡人依赖祖宗的保佑,国家的福祉,使我能够在这里遇到老人家。”于是桓公扶着老人上车,亲自驾车把他送回,并把他推荐给祖庙,让他参与政事。齐桓公之所以多次会合诸侯,一统天下,不用武力,不仅仅是因为有管仲,也是因为他在这里遇到了这位老人。《诗经》上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得以安宁。”
鲍叔荐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宽惠柔爱,臣弗如也;忠信可结于百姓,臣弗如也;制礼约法于四方,臣弗如也;决狱折中,臣弗如也;执枹鼓,立于军门,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鲍叔向齐桓公推荐管仲,说:“我有五个方面不如管夷吾:宽厚慈惠,使百姓仁爱,我不如他;忠信可结于百姓,我不如他;制定礼仪约束天下百姓,我不如他;审理案件公正无私,我不如他;身执枹鼓立于军门,使士卒勇气倍增,我不如他。”《诗经》上说:“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得以安宁。”
晋文公重耳亡,过曹,里凫须从,因盗重耳资而亡,重耳无粮,馁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后能行。及重耳反国,国中多不附重耳者,于是里凫须造见,曰:“臣能安晋国。”文公使人应之曰:“子尚何面目来见寡人!欲安晋国也!”里凫须曰:“君沐邪?”使者曰:“否。”凫须曰:“臣闻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闻,文公见之。里凫须仰首曰:“离国久,臣民多过君;君反国,而民皆自危。里凫须又袭竭君之资,避于深山,而君以馁,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闻,臣之为贼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责,然君诚赦之罪,与骖乘,游于国中,百姓见之,必知不念旧恶,人自安矣。”于是文公大悦,从其计,使骖乘于国中,百姓见之,皆曰:“夫里凫须且不诛而骖乘,吾何惧也?”是以晋国大宁。故书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若里凫须罪无赦者也。《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晋文公重耳流亡时,经过曹国,里凫须跟随他,后来盗走了重耳的财物而逃亡。重耳没有了粮食,饿得无法行走,介子推就割下自己大腿上的肉给重耳吃,这样重耳才能继续前行。等到重耳返回晋国,国内很多人并不依附重耳。这时,里凫须来求见,说:“我能使晋国安定。”文公派人对他说:“你还有脸来见寡人!还谈什么安定晋国!”里凫须说:“君王刚刚沐浴过吗?”使者说:“没有。”凫须说:“我听说沐浴过的人心会倒转,心倒转的人说话就会违背常理。现在君王没有沐浴,为什么说出违背常理的话来呢?”使者把这话告诉文公,文公便召见了他。里凫须抬头说:“君王离开国家很久,国内的臣民有很多冒犯过您;您返回国家,而百姓都感到自身难保。里凫须又偷光了您的财物,逃到深山里,使您挨饿,介子推割下自己的肉给你吃,天下人没有不知道这件事的,我作为盗贼,罪行也够大了,即使灭我十族,也不足以抵罪。然而君王如果真能赦免我的罪,让我陪您乘车,在国内巡游,百姓看见我,就会知道君王您不记旧怨,这样人心自然就会安定了。”于是文公非常高兴,听从了他的建议,让他陪自己乘车在国内巡游,百姓看见后都说:“连里凫须这样的人都不杀反而让他陪君王乘车,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因此晋国很快就安定了下来。所以《尚书》上说:“文王穿着粗布衣服,到田间去耕作。”像里凫须这样的人,按罪是该杀的。但《诗经》上说:“济济一堂的众多贤士,文王因此得以安宁。”
传曰:言为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执策,北面而吊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忧之长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无疆,厥躬无敢宁。”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无怠,万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于帝位,以治为忧,未以位为乐也。”《诗》曰:“天难忱斯,不易惟王。”
《左传》上说:这说明做君王是很不容易的。当君王承受天命时,其国的太宗、太史、太祝都要穿上素服,拿着简策,面朝北方对天子进行哀悼,说:“天命已经降临,为什么还要长久地忧虑呢?”这是向天子进献的第一道简策。又说:“恭敬地奉献祭品来祭祀上天,永远掌握天命,敬畏它没有止境,君王要永远谨慎,不得有片刻安宁。”这是向天子进献的第二道简策。又说:“君王要早晚恭敬,依靠祝官来不断地勉励自己,万民都在仰望着您。”这是向天子进献的第三道简策。又说:“君王要面南接受帝位,以治理国家为忧,而不以拥有王位为乐。”《诗经》上说:“天命是难以信任的,做君王确实不容易。”
君子温俭以求于仁,恭让以求于礼,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于道也,犹农夫之耕,虽不获年之优,无以易也。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历,历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贤昌,而欲季为后,太伯去,之吴。大王将死,谓曰:“我死,汝往让两兄,彼即不来,汝有义而安。”大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让。伯谓仲曰:“今群臣欲我立季,季又让,何以处之?”仲曰:“刑有所谓矣,要于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养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独见,王季独知;伯见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谓见始知终,而能承志矣。”《诗》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此之谓也。太伯反吴,吴以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灭。
君子以温和节俭来追求仁,以恭敬谦让来追求礼,得到它(仁礼)是这样,得不到它也是这样。所以君子对于道的追求,就像农夫的耕种一样,即使不能获得好收成,也不会改变其耕种。太王亶甫有三个儿子叫太伯、仲雍、季历,季历有个儿子叫昌。太伯知道太王看重昌,就想要让季历做继承人,于是太伯离开,到吴国去了。太王临死时,对季历说:“我死后,你去把王位让给你的两个哥哥,如果他们不来继位,你就有道义而且安定了。”太王死后,季历到吴国去告诉太伯和仲雍,太伯和仲雍就跟季历回来了。群臣想要太伯继位,太伯又推让给季历。太伯对仲雍说:“现在群臣想让我立季历为君,季历又推辞,我们该怎么办呢?”仲雍说:“刑书上有所谓的,关键在于扶助弱小的人。可以立季历为君。”于是季历就继位了,并且抚养了文王。文王果然接受了天命做了君王。孔子说:“太伯有独到的见解,季历有独到的智慧;太伯了解父亲的意愿,季历知道父亲的心意。所以太王、太伯、季历可以说是能见始知终,而且能继承父志了。”《诗经》上说:“从太伯到王季,只有这王季,能推心置腹地友爱兄弟。友爱兄弟,就使国家繁荣昌盛,就使祖先赐予的光辉更加发扬光大。承受天禄永不丧失,最终拥有天下四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太伯回到吴国,吴国就让他做了国君,传到夫差,已经历了二十八世,最后吴国被灭亡了。
齐宣王与魏惠王会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宝乎?”齐王曰:“无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国也,尚有径寸之珠,照车前后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万乘之国无宝乎?”齐王曰:“寡人之所以为宝与王异。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则楚人不敢为寇,泗水上有十二诸侯皆来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则赵人不敢东渔于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则燕人祭北门,赵人祭西门,从而归之者十千余家。吾臣有种首者、使之备盗贼,而道不拾遗。吾将以照千里之外,岂特十二乘哉!”魏王惭,不怿而去。《诗》曰:“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齐宣王与魏惠王在郊野打猎时相遇。魏王说:“你们齐国也有宝贝吗?”齐王说:“没有。”魏王说:“像我这样的小国,尚有直径一寸的明珠十颗,能够照亮车前车后十二辆车,怎么一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竟没有宝贝呢?”齐王说:“我所认为的宝贝与大王您所认为的宝贝不同。我的大臣有个叫檀子的,派他守卫南城,楚国人就不敢侵犯,泗水流域的十二个诸侯国都来朝拜。我的大臣有个叫盼子的,派他守卫高唐,赵国人就不敢到黄河里捕鱼。我的大臣有个叫黔夫的,派他守卫徐州,那么燕国人就在北门祭祀,赵国人就在西门祭祀,追随他而来归顺的百姓有七千多家。我的大臣有个叫种首的,派他负责治安,则出现路不拾遗的太平景象。我这些大臣的业绩,光照千里之外,哪里只是十二辆车呢!”魏王听后,面带愧色,不高兴地离开了。《诗经》上说:“言辞动听,百姓才会安宁。”
东海有勇士曰菑丘欣,以勇猛闻于天下。遇神渊曰饮马,其仆曰:“饮马于此者,马必死。”曰:“以欣之言饮之。”其马果沈。菑丘欣去朝服,拔剑而入,三日三夜,杀三蛟一龙而出,雷神随而击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离闻之,往见之,曰:“欣在乎?”曰:“送有丧者。”往见欣于墓,曰:“闻雷神击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报,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愤者,不可胜数。要离归,谓门人曰:“菑丘欣、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来攻我。暮无闭门,寝无闭户。”菑丘欣果夜来,拔剑住要离颈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闭门,死罪二也;寝不闭户,死罪三也。”要离曰:“子待我一言:〔子有三不肖,昏暮〕来谒,不肖一也;拔剑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辞后,不肖三也。能杀我者、是毒药之死耳。”菑丘欣引剑而去,曰:“嘻!所不若者,天下惟此子尔!”传曰:“公子目夷以辞得国,今要离以辞得身。言不可不文,犹若此乎!”《诗》曰:“辞之怿矣,民之莫矣。”
东海有个勇士叫菑丘欣,以勇猛闻名天下。有一次,他遇到一个名叫神渊的地方,想在那里饮马,他的仆人却说:“在这里饮马,马一定会死的。”菑丘欣说:“按我的话去做,把马牵去饮。”结果那匹马真的沉没了。菑丘欣脱下朝服,拔出剑来,跳入水中,三天三夜,杀死了三条蛟龙和一条大龙才出来。雷神接着攻击他,十日十夜,使他瞎了一只左眼。要离听说这件事后,前去拜访他,问道:“菑丘欣在吗?”回答说:“他在送葬。”要离便到墓地去找菑丘欣,说:“听说雷神攻击了你十天十夜,使你瞎了一只左眼。天怨人不过一天,人怨人不过片刻。你却至今没有报复,为什么呢?”说完,就大声斥责而去。墓地上气愤填膺的人多得数不清。要离回家后,对他的门人说:“菑丘欣是天下的勇士。今天,我侮辱了他,他一定会来攻击我。晚上不要关门,睡觉也不要关窗。”菑丘欣果然在夜里来了,拔出剑来架在要离的脖子上,说:“你有三项死罪:当众侮辱我,是第一项死罪;晚上不关门,是第二项死罪;睡觉不闭窗,是第三项死罪。”要离说:“请让我说一句话:你有三项不肖,一是昏暮前来拜访,二是拔剑不刺,三是先动口后动手。能杀我的,只能是毒药了。”菑丘欣收起剑走了,说:“唉!天下人不如你的,只有这一个了!”《左传》上说:“公子目夷用言辞为国家带来好处,现在要离用言辞保全了性命。可见说话不能不讲究文采,难道就是这个道理吗?”《诗经》上说:“言辞动听,百姓才会安宁。”
传曰:齐使使献鸿于楚,鸿渴,使者道饮,鸿玃笞溃失。使者遂之楚,曰:“齐使者献鸿,鸿渴,道饮,玃笞溃失。臣欲亡,为失两君之使不通;欲拔剑而死,人将以吾君贱士贵鸿也。玃笞在此,愿以污事。”楚王贤其言,辩其词,因留而赐之,终身以为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辞,喻诚信,明气志,解结申屈,然后可使也。《诗》曰:“辞之怿矣。”
《左传》上说:齐国派使者向楚国进献鸿雁,鸿雁口渴了,使者就在路上让它饮水,不料鸿雁的翅膀被鞭打而破裂,鸿雁飞走了。使者于是到了楚国,说:“齐国使者进献鸿雁,鸿雁口渴了,我在路上让它饮水,鸿雁的翅膀被鞭打而破裂,飞走了。我想逃跑,又怕耽误了两国的使节不能通报;想拔剑自刎,又怕别人认为我国君王重视鸿雁而轻视士人。鞭打鸿雁的鞭子还在这里,我愿意接受惩罚。”楚王赞赏他的言辞,认为他的话有理,就留下他,赐给他财物,让他终身作为上宾。所以出使的使者一定要自重文辞,讲明诚信,表明心志,解释清楚疑虑,解决纠纷,然后才可以出使。《诗经》上说:“言辞动听,百姓才会安宁。”
扁鹊过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鹊造宫,曰:“吾闻国中卒有壤土之事,得无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鹊曰:“入言郑医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应之,曰:“吾闻上古医者曰弟父,弟父之为医也,以莞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之,发十言耳,诸扶舆而来者,皆平复如故。子之方岂能若是乎?”扁鹊曰:“不能。”又曰:“吾闻中古之医者曰踰跗,踰跗之为医也,榒木为脑,芷草为躯,吹窍定脑,死者复生。子之方岂能若是乎?”扁鹊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窥天,以锥刺地,所窥者大,所见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岂足以变童子哉?”扁鹊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蚊头,掩目而别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谓尸蹶者,以为不然,试入诊,世子股阴当温,耳焦焦如有啼者声,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诊世子,以病报,虢侯闻之,足跣而起,至门曰:“先生远辱,幸临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则粪土之息,得蒙天地载长为人;先生弗治,则先犬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鹊入,砥针砺石,取三阳五输,为先轩之灶,八拭之阳,子同药,子明灸阳,子游按磨,子仪反神,子越扶形,于是世子复生。天下闻之,皆以扁鹊能起死人也。扁鹊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当生者起。”死者犹可药,而况生者乎!悲夫!罢君之治,无可药而息也。《诗》曰:“不可救药。”言必亡而已矣。
扁鹊路过虢国,正遇上虢国世子突然得急病死去。扁鹊就到宫里,说:“我听说贵国有个君主,突然得病死了,是吗?”中庶子回答说:“是的。”扁鹊说:“请去告诉国君,说我是郑国医生秦越人,能治好世子的病。”中庶子中喜好医术的人出来接见扁鹊,说:“我听说上古有个医生叫弟父,弟父治病,是在席上放些莞草,用狗尾草当药,面向北方念咒语,念十句,那些扶着病人来的人,都痊愈了。你的医术能像这样吗?”扁鹊说:“不能。”中庶子又说:“我听说中古有个医生叫踰跗,踰跗治病,用榒木做骨骼,用芷草做肌肉,吹气定脑,死者都能复生。你的医术能像这样吗?”扁鹊说:“不能。”中庶子说:“如果像你的医术,简直是用竹管看天,用锥子刺地,所看的地方大,所见的却小,所刺的地方大,所中的却少,像你的医术,难道能治好世子的病吗?”扁鹊说:“不是这样的。世子的病,属于假死的一种,认为不能治,试试看,世子的股阴应该还是温暖的,耳朵也一定会听到哭泣的声音,像这样,都是可以治好的。”中庶子于是进去诊察世子,把病情告诉虢侯,虢侯听了,光着脚跑出来,到宫门口说:“先生大驾光临,真是有幸!有劳先生救治,那么我这把老骨头能再生,就得托先生洪福了;先生不肯救治,我就要先于犬马而死了。”话还没说完,就泪流满面,沾湿了衣襟。扁鹊进去后,用砥石磨针,取三阳五会穴下针,又用药热敷,又施灸,又按摩,世子就醒了过来。天下人听说这件事,都说扁鹊能起死回生。扁鹊说:“我并不能起死回生,只是让应当活着的人活过来罢了。死者尚且可以用药救治,何况活着的人呢?可悲啊!那些不善于治理国家的君主,对于无法救治的国家,也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它灭亡了。《诗经》上说:‘不可救药。’就是说必定要灭亡了。”
楚丘先生披蓑带索,往见孟尝君。孟尝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遗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恶君谓我老!恶君谓我老!意者、将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车赴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则死矣,何暇老哉!将使我深计远谋乎?定犹豫而决嫌疑乎?出正辞而当诸侯乎?吾乃始壮耳,何老之有!”孟尝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过矣!文过矣!”《诗》曰:“老夫灌灌。”
楚丘先生披着蓑衣,戴着绳索,去见孟尝君。孟尝君说:“先生已经老了,年岁已高,记忆力衰退了,还能教我什么呢?”楚丘先生说:“你怎能说我老了呢?你怎能说我老了呢?你大概是让我扔石头、跳远吧?让我追车赶马吧?让我追逐麋鹿、捕捉豹虎吧?那我就死了,哪里还有时间老呢?你大概是让我深思熟虑、出谋划策吧?让我决断疑难、解决疑惑吧?让我出使诸侯、陈述辞令吧?那么我才刚开始壮年,哪里老了呢?”孟尝君听了,羞愧得满脸通红,汗流浃背,一直流到脚跟,说:“我错了!我错了!”《诗经》上说:“老人诚恳。”
齐景公游于牛山之上,而北望齐,曰:“美哉国乎!郁郁泰山。使古无死者,则寡人将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国子高子曰:“然臣赖君之赐,疏食恶肉可得而食也,驽马柴车可得而乘也,且犹不欲死,况君乎!”俯泣。晏子曰:“乐哉!今日婴之游也。见怯君一,而谀臣二,使古而无死者,则太公至今犹存,吾君方今将被蓑苙而立乎畎亩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惭,而举觞自罚,因罚二臣。
齐景公在牛山上游玩,向北眺望齐国,说:“美啊,我的国家!郁郁葱葱的泰山!假如自古以来没有死亡的人,那么我将离开这儿到哪儿去呢?”说着便低下头,流下了眼泪,沾湿了衣襟。国子高子说:“我们依靠君主的恩赐,粗糙的饭食和坏肉也能吃,劣马和破车也能坐,尚且不想死,何况君主呢!”说着也流下了眼泪。晏子说:“真快乐啊!我今天出游,见到一个胆怯的君主,两个谄媚的臣子。假如自古以来没有死亡的人,那么太公、桓公至今还健在,我们君主现在恐怕只能披着蓑衣、戴着斗笠,站在田埂上,忙于农事,哪有时间顾念死亡呢!”景公听了,感到很惭愧,就举杯自罚,并罚了高子和晏子。
秦缪公将田,而丧其马,求三日,而得之茎山之阳,有鄙夫乃相与食之。缪公曰:“此驳马之肉,不得酒者死。”缪公乃求酒,遍饮之,然后去。明年、晋师与缪公战,晋之左格右者、围缪公而击之,甲已堕者六矣。食马者三百余人皆曰:“吾君仁而爱人,不可不死。”还击晋之左格右,免缪公之死。
秦穆公到郊外去打猎,晚上丢失了他的骏马,就亲自去寻找,沿着来路找去,发现马被一个农民捉住了。穆公便对他说:“这是我的骏马,你将它吃了,是不给我面子。不吃呢,我又爱它的好毛色,这可怎么办?”农民说:“杀一匹马吃它,确实是不给您面子。但是您已经吃了国王的许多赏赐,我的生命,难道仅仅值一匹马吗?哪里敢吝惜它呢?不过,我想请求大王赏我一杯酒喝。”穆公说:“那是应该的。”于是就叫人给他酒喝,然后给了他马肉,让他回家去了。过了一年,秦穆公与晋国在韩原交战。晋军把穆公包围得很紧,穆公处境十分危险。这时,穆公手下的一群勇士,冲散了晋军的包围,穆公才得以脱险。这些勇士就是去年吃了穆公马肉的那三百个人。他们为了报答穆公一年来对他们的救济之恩,个个奋勇杀敌,终于使穆公转危为安。
传曰:卞庄子好勇,母无恙时,三战而三北,交游非之,国君辱之,卞庄子受命,颜色不变。及母死三年,鲁兴师,卞庄子请从,至,见于将军曰:“前犹与母处,是以战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没矣,请塞责。”遂走敌而斗,获甲首而献之,“请以此塞一北”。又获甲首而献之,“请以此塞再北。”将军止之,曰:“足。”不止,又获甲首而献之,曰:“请以此塞三北。”将军止之,曰:“足,请为兄弟。”卞庄子曰:“夫北、以养母也,今母殁矣,吾责塞矣。吾闻之,节士不以辱生。”遂奔敌,杀七十人而死。君子闻之,曰:“三北已塞责,又灭世断宗,士节小具矣,而于孝未终也。”《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左传》上说:卞庄子喜好勇敢,当他母亲在世时,他三次参加战斗都打了败仗,朋友们责备他,国君也羞辱他。卞庄子接受羞辱,面色不改。等到他母亲去世三年后,鲁国出兵作战,卞庄子请求随军出征。到了军中,他见到将军说:“以前我之所以屡战屡败,是因为有老母在堂,现在母亲已经过世,请允许我补上以前战败的过失。”于是他就奋勇杀敌,缴获敌人一个甲士的首级献给将军,说:“请允许我用这个首级来抵补一次败仗。”他又杀敌一人,再次献上首级说:“请允许我用这个首级来抵补第二次败仗。”将军制止他说:“够了。”卞庄子不肯罢休,又第三次杀敌一人,献上首级说:“请允许我用这个首级来抵补第三次败仗。”将军再次制止他说:“够了,我与你结为兄弟。”卞庄子说:“以前我战败是为了奉养母亲,现在母亲已经过世,我的责任已经尽到了。我听说,有节操的士人不会因为屈辱而苟且偷生。”于是他又奋勇杀敌,杀了七十人,最后壮烈牺牲。君子听说这件事后说:“卞庄子三次战败已经尽到了责任,后来他又为国捐躯,确实表现出了士人的节操。但他在尽孝方面却还有欠缺。”《诗经》上说:“好的开始往往很多,但能够坚持到底的却很少。”
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纣残贼百姓,绝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妇,脯鬼侯,醢梅伯,然所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执囚为奴,比干谏而死,然后周加兵而诛绝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吴王夫差为无道,至驱一市之民以葬阖闾,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践欲伐之,范蠡谏曰:“子胥之计策尚未忘于吴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后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季氏为无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彻,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以冉有季路为宰臣也。故曰:“有谔谔争臣者、其国昌,有默默谀臣者、其国亡。”《诗》曰:“不明尔德,时无背无侧;尔德不明,以无陪无卿。”言大王咨嗟,痛殷商无辅弼谏诤之臣,而亡天下矣。
天子有七位直言敢谏的臣子,即使天子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从前殷纣王残暴无道,违背天意,甚至将清晨涉水过河的人砍断腿脚,剖开孕妇的肚子,将鬼侯做成肉脯,将梅伯剁成肉酱。但他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有箕子、比干这样的贤臣。后来微子离开了殷朝,箕子被囚禁为奴,比干因进谏被杀,于是周武王才发兵讨伐纣王,灭掉了殷朝。诸侯有五位直言敢谏的臣子,即使诸侯无道,也不会失去封国。吴王夫差无道,甚至强迫百姓为阖闾王殉葬。但他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有伍子胥这样的贤臣。伍子胥死后,越王勾践想要攻打吴国,范蠡劝谏说:“伍子胥的计谋仍然留在吴王的心中。”伍子胥死后三年,越国才攻打吴国。大夫有三位直言敢谏的臣子,即使大夫无道,也不会失去他的家业。季氏无道,擅自僭用天子礼乐,孔子说:“如果这种僭越的行为都可以容忍的话,还有什么不可以容忍的呢?”但季氏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有冉有、季路这样的贤臣辅佐他。所以说:“有直言敢谏的臣子,国家就会昌盛;有阿谀奉承的臣子,国家就会灭亡。”《诗经》上说:“君主不察贤明之士,贤明之士就离开他;君主不察谄媚之徒,谄媚之徒就围绕他。”这是说大王感叹殷朝没有辅弼谏诤之臣,因此才失去了天下。
齐桓公出游,遇一丈夫,裒衣应步,带着桃殳。桓公怪而问之曰:“是何名?何经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国之社,以戒诸侯;庶人之戒,在于桃殳。”桓公说其言,与之共载。来年正月,庶人皆佩。《诗》曰:“殷监不远。”
齐桓公出游时,遇到一位男子,他穿着破旧的衣服,步履沉重,手里还拿着桃枝做的兵器。桓公觉得奇怪,便问:“这是什么兵器?它来自哪部经典?又是哪篇文章中提到的?为什么要驱逐它?又为什么要避开我?”那男子说:“这兵器名叫二桃,桃,在语言中意味着灭亡。如果每天都能警惕桃(灭亡)的威胁,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所以,亡国的社稷,是用来警戒诸侯的;普通人的警戒,则在于这桃枝做的兵器。”桓公很欣赏他的话,便与他同车而行。第二年正月,普通百姓都佩戴起桃枝兵器来。《诗经》上说:“殷朝的鉴戒并不遥远。”
齐桓公置酒,令诸侯大夫曰:“后者饮一经程。”管仲后,当饮一经程,饮其一半,而弃其半。桓公曰:“仲父当饮一经程而弃之,何也?”管仲曰:“臣闻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弃身,与其弃身,不宁弃酒乎?”桓公曰:“善。”《诗》曰:“荒湛于酒。”
齐桓公设宴款待诸侯和大夫,并下令说:“迟到的人要罚饮一程酒。”管仲迟到了,按例应当罚饮一程酒,但他只喝了一半,就扔掉了剩下的酒。桓公问:“仲父应当罚饮一程酒,为何只喝了一半就扔掉了呢?”管仲说:“我听说,酒一入口,舌头就会松弛,舌头松弛,就会说出不当的话,说出不当的话,就会失去身家性命。与其失去身家性命,还不如舍弃这半程酒呢。”桓公说:“说得好。”《诗经》上说:“不要荒淫于酒。”
齐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闻之,谓左右曰:“齐遣晏子使寡人之国,几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辩士也,与之议国家之务,则不如也;与之论往古之术,则不如也。王独可以与晏子坐,使有司束人过王,王问之,使言齐人善盗,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与之坐,图国之急务,辨当世之得失,再举再穷,王默然无以续语。居有间,束徒以过之。王曰:“何为者也?”有司对曰:“是齐人,善盗,束而诣吏。”王欣然大?曰:“齐乃冠带之国,辩士之化,固善盗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见夫江南之树乎!名橘,树之江北,则化为枳,何则?地土使然尔。夫子处齐之时,冠带而立,俨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盗,意土地之化使然尔。王又何怪乎!”《诗》曰:“无言不雠,无德不报。”
齐景公派遣晏子出使楚国。楚王听说后,对左右的人说:“齐国派遣晏子出使我国,他快要到了。”左右的人说:“晏子是天下最善于辩论的人,和他谈论国家大事,我们比不上他;和他谈论古代的学问,我们也比不上他。大王只能与他坐谈,然后命令主管官吏捆绑一个齐国人经过大王面前,大王问他,让他说齐国人善于偷盗,因此才捆绑他。这样应该就可以困住晏子了。”楚王说:“好。”晏子到了后,楚王便与他同坐,商讨国家大事,辩论当前的得失,楚王两次发难,两次都被晏子驳倒,楚王无言以对。过了一会儿,官吏捆绑着一个人从楚王面前经过。楚王问:“这是什么人?”官吏回答说:“是齐国人,善于偷盗,被捆绑起来送到官吏那里去了。”楚王高兴地说:“齐国是礼仪之邦,晏子是那里的君子,难道齐国人都善于偷盗吗?”晏子说:“并非如此,这不过是因为水土不同罢了。大王没有见过江南的橘树吗?橘树在江南生长,果实就是橘子,把它移植到江北,就变成了枳,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水土不同。这个人在齐国时,穿着整洁,行为得体,有伯夷一样的廉洁品质,现在到了楚国却善于偷盗,大概是楚国的水土使他变成这样的吧。大王又何必责怪他呢!”《诗经》上说:“没有说过的话不会回应,没有施过的恩德不会报答。”
吴延陵季子游于齐,见遗金〔于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何〕居之高,视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当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为贤者,请问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语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见乃止。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吴国的延陵季子游历齐国时,在路上看到一块遗失的金子,便叫牧人过来取走。牧人说:“你住得那么高,看得那么低;外表像君子,说话却那么粗俗。我虽有君主却不像君主,虽有朋友却不像朋友,大暑天还穿着皮衣,你怀疑是我捡了金子吗?”延陵季子知道他是位贤人,便请问他的姓名。牧人说:“你只会看外表,哪里配知道我的姓名呢!”说完就走了。延陵季子站在那里看着他,直到看不见了才离开。《论语》上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
颜渊问于孔子曰:“渊愿贫如富,贱如贵,无勇而威,与士交通,终身无患难。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贫而如富,其知足而无欲也;贱而如贵,其让而有礼也;无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于人也;终身无患难,其择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虽上古圣人亦如此而已。”
颜渊问孔子:“我希望能像富人一样贫穷,像贵人一样卑贱,没有勇气却有威严,与人交往时,终身没有患难。这可以吗?”孔子说:“好啊,颜回!贫穷却能像富人一样满足,是因为他能知足而没有过多的欲望;卑贱却能像贵人一样有礼,是因为他能谦让;没有勇气却有威严,是因为他能恭敬而不失礼节;与人交往时终身没有患难,是因为他选择恰当的言辞来说话。像颜回这样的人,可以说已经接近圣人之道了,即使是上古的圣人也不过如此。”
齐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乘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见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无急乎?”晏子对曰:“然,有急。国人皆以君为恶民好禽。臣闻之:鱼鳖厌深渊而就干浅,故得于钓网;禽兽厌深山而下都泽,故得于田猎。今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过乎?”景公曰:“不然。为宾客莫应待邪?则行人子牛在;为宗庙而不血食邪?则祝人太宰在;为狱不中邪?则大理子几在;为国家有余不足邪?则巫贤在。寡人有四子,犹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则善矣;令四肢无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与骖乘而归。若晏子者、可谓善谏者矣。
齐景公出去打猎,十七天还不返回。晏子乘车去追赶他,到的时候,景公的随从看见晏子的冠帽歪斜,衣服不整,很惊讶,景公见了也感到奇怪,问:“先生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是有什么急事吗?”晏子回答说:“是的,有急事。百姓都以为国君您贪图享乐而荒废了政事,我听说:鱼鳖厌恶深渊而到浅处来,所以容易被钓获;禽兽厌恶深山而下到沼泽里,所以容易被捕捉。现在国君您打猎十七天还不回来,不是很过分了吗?”景公说:“不对。治理国家的事不是有主管官员在负责吗?我为国家打猎,是为了禽兽而荒废政事吗?如果为了接待宾客,那么有主管宾客的官员子牛在负责;如果为了祭祀宗庙,那么有主管祭祀的太宰在负责;如果为了处理国事,那么有主管法律的官员子几在负责;如果为了了解国家是否有余或不足,那么有主管赋税的官员巫贤在负责。我有这四个主管官员,就像人有四肢一样,他们完全能够代替我做事,哪里还用得着我自己操心呢?”晏子说:“是这样。如果人的四肢也能代替心去思考问题,那么倒很好了;但是,这四肢是不会思考的,它们只能为心服务,现在您却说‘离开了我,治理国家的四个主管官员就像我的四肢一样能代替心起作用’,这不是太荒谬了吗?照此下去,恐怕您要亡国了!现在您被禽兽所引诱,而不知国人已把您当作禽兽了。这样下去,国家能不危险吗?”景公听了,很受震动,说:“你说得对。”于是,拉着晏子的手,一起乘一辆车回去了。晏子真可称得上是善于进谏的人。
楚庄王将兴师伐晋,告士大夫曰:“敢谏者死无赦。”孙叔敖曰:“臣闻:畏鞭棰之严,而不敢谏其父,非孝子也;惧斧钺之诛,而不敢谏其君,非忠臣也。”于是遂进谏曰:“臣园中有榆,其上有蝉,蝉方奋翼悲鸣,欲饮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后,曲其颈,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蝉,而不知黄雀在后,举其颈,欲啄而食之也;黄雀方欲食螳螂,不知童挟弹丸在下,迎而欲弹之;童子方欲弹黄雀,不知前有深坑,后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顾后害者也,非独昆虫众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贪彼之土,而乐其士卒。”国不怠,而晋国以宁,孙叔敖之力也。
楚庄王准备攻打晋国,告诉所有的大臣说:“谁要是敢进谏,就判他的死罪,决不赦免。”孙叔敖说:“我听说:因为害怕鞭打的痛苦而不敢劝谏父亲,不是孝子;因为害怕被杀而不敢劝谏国君,不是忠臣。”于是进谏道:“我园子里有棵树,树上有一只蝉,蝉正在振动翅膀悲切地鸣叫,想要喝清凉的露水,却不知道螳螂已经在它的身后,弯曲着脖子,想要捉它来吃;螳螂正要吃蝉,却不知道黄雀已经在它的身后,伸长脖子,想要啄它来吃;黄雀正要吃螳螂,却不知道有个孩子已经拉开弹弓,正要对准它射击。孩子要射黄雀,却不知道脚下有个深坑,后面还有个坑洞。这些都是贪图眼前利益而不顾身后祸患啊!不只是动物如此,人也是这样啊。现在您知道贪恋别国的土地,而让士兵百姓劳苦疲惫,实际上是在危害着您的国家啊!”庄王听了,说:“你说得很对啊!”于是,就取消了攻打晋国的计划,国家因此得到安定,这都是孙叔敖的功劳啊!
晋平公之时,藏宝之台烧,士大夫闻,皆趋车驰马救火,三日三夜乃胜之。公子晏子独束帛而贺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国之重宝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趋车走马而救之,子独束帛而贺,何也?有说则生,无说则死。”公子晏子曰:“何敢无说?臣闻之:王者藏于天下,诸侯藏于百姓〔农夫藏于囷庾,〕,商贾藏于箧匮。今百姓之于外,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虚而赋歛无已,收太半而藏之台,是以天火之。且臣闻之:昔者桀残贼海内,赋歛无度,万民甚苦,是故汤诛之,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灾于藏台,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变悟,亦恐君之为邻国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请藏于百姓之间。”《诗》曰:“稼穑维宝,代食维好。”
晋平公的时候,藏宝物的台子失火,士大夫们听说后,都驾车骑马赶来救火,经过三天三夜才把火扑灭。公子晏子却独自抱着一束锦帛来祝贺说:“太好了!”平公气得变了脸色,说:“这是藏珠玉的地方,是国家的重宝,现在失火烧了,士大夫们都赶来救火,你却抱着锦帛来祝贺,这是为什么?如果有道理,我就赦免你;如果讲不出道理,我就杀了你。”公子晏子说:“我怎么敢不讲道理呢?我听说:做天子的,把天下作为他的仓库;做诸侯的,把百姓作为他的仓库;农夫把粮食积藏在粮仓里;商人把货物积藏在箱子里。现在百姓在外面,短衣不能遮体,糟糠都吃不饱,朝廷还要不断地横征暴敛,搜刮来的财物大半都藏在宝台上,所以天火烧了它。我还听说:从前夏桀残害百姓,横征暴敛,老百姓非常痛苦,所以商汤讨伐他,成了天下的英雄。现在上天降灾难给藏宝的台子,这是国君的福分啊,而您却还不知道觉悟,恐怕您要被邻国笑话了。”平公说:“你说得对。”于是下令说:“从今以后,宝物都藏在百姓那里。”正如《诗经》上说:“庄稼是宝贝,可代替粮食的储备。”
魏文侯问里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对曰:“数战而数胜。”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其独亡,何也?”里克对曰:“数战则民疲,数胜则主骄;骄则恣,恣则极〔物,疲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矣!此夫差所以自丧于干遂。”《诗》曰:“天降丧乱,灭我立王。”
魏文侯问李克:“吴国为什么灭亡?”李克回答说:“因为多次打仗并且多次取胜。”文侯说:“多次打仗并且多次取胜,这是国家的福分啊,为什么唯独吴国因此灭亡了呢?”李克说:“多次打仗,百姓就疲惫;多次取胜,国君就骄傲。骄傲就放纵,放纵就达到极点;疲惫就怨恨,怨恨就极力反抗。上下都达到极点,吴国的灭亡还晚吗?这就是夫差在干遂自遭灭亡的原因啊。”正如《诗经》上说:“上天降下祸乱,灭掉我国,另立新王。”
楚有士曰申鸣,治园以养父母,孝闻于楚,王召之,申鸣辞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为辞之?”申鸣曰:“何舍为子,乃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禄于国,有位于廷,汝乐,而我不忧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鸣曰:“诺。”遂之朝受命,楚王以为左司马。其年、遇白公之乱,杀令尹子西、司马子期,申鸣因以兵之卫。白公谓石乞曰:“申鸣、天下勇士也,今将兵,为之奈何?”石乞曰:“吾闻申鸣、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谓申鸣曰:“子与我,则与子楚国;不与我,则杀乃父。”申鸣流涕而应之曰:“始则父之子,今则君之臣,已不得为孝子,安得不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杀白公,其父亦死焉。王归、赏之。申鸣曰:“受君之禄,避君之难,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杀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两全,名不两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诗》曰:“进退惟谷。”  
楚国有个士人叫申鸣,治理菜园奉养父母,他的孝行闻名于楚国。楚王召他去做官,申鸣辞谢了。他父亲说:“楚王想用你,为什么辞谢呢?”申鸣说:“怎么能舍去儿子身份而为臣子呢?”他父亲说:“如果你能在国家做官得禄,在朝廷有地位,你快乐,我就不忧愁了。我希望你去做官。”申鸣说:“好吧。”于是到朝廷听命,楚王任命他为左司马。那年,遇到白公之乱,白公杀了令尹子西、司马子期,申鸣率兵保卫楚王。白公对石乞说:“申鸣是天下勇士,现在领兵来保卫楚王,我们怎么办?”石乞说:“我听说申鸣很孝顺,用他父亲做人质来要挟他。”于是派人告诉申鸣说:“你顺从我们,就封你为楚国的宰相;不顺从我们,就杀了你父亲。”申鸣流着泪回答说:“开始时我是父亲的儿子,现在是君王的臣子,既然不能做个孝子,又怎么能不做个忠臣呢?”于是拿起鼓槌击鼓进军,杀了白公,但他的父亲也被杀了。楚王回来,要奖赏他。申鸣说:“接受君王的俸禄,却逃避君王的灾难,不是忠臣;遵守君王的法令,却杀了父亲,又不是孝子。行为不能两全,名声不能两立。唉!如果这样活下去,又怎么能给天下士人做榜样呢?”于是自刎而死。正如《诗经》上说:“进退维谷。”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见,太公问周公何以治鲁?周公曰:“尊尊亲亲。”太公曰:“鲁从此弱矣。”周公问太公曰:“何以治齐?”太公曰:“举贤赏功。”周公曰:“后世必有劫杀之君矣。”后齐日以大,至于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鲁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犹此观之,圣人能知微矣。《诗》曰:“惟此圣人,瞻言百里。”
从前,太公望与周公旦同时受封而相见,太公问周公:“你将怎样治理鲁国?”周公说:“尊重尊贵者,亲爱亲近者。”太公说:“鲁国从此就要衰弱了。”周公问太公:“你将怎样治理齐国?”太公说:“推举贤能的人,奖赏有功的人。”周公说:“齐国以后必定会有篡位杀君的君主。”后来齐国一天天强大,到了齐桓公时称霸诸侯,传到第二十四世,齐国就被田氏所篡夺了。鲁国一天天衰弱,传到第三十四世就灭亡了。由此看来,圣人能洞察事物的细微征兆。正如《诗经》上说:“只有这些圣人,目光远大,能预见百里以外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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